做衣服、做鞋子、做家具、组装电子产品……这些产业辛苦，利润薄，被称为‘血汗工厂’，但这是工业化不可逾越的初级阶段，是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培训产业工人、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必由之路。”

    “然而，即便是做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不是想做好就能做好的。”孙明远指出关键难点，“越南需要市场，需要订单，需要有人带你玩。

    全球市场就那么大，蛋糕早就被瓜分得差不多了，中国当年能快速切入，得益于几个特殊因素：香港这个国际金融贸易中心提供了窗口和桥梁；台湾同胞的产业转移带来了技术、管理和订单；还有我这样在美日活动的人，也起了一些作用！

    即便如此，中国也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慢慢挤进世界工厂的行列，现在还在为‘入关’苦苦谈判，而要想达到西方的要求，有很多很多地方都需要改革，这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从上到下都压力不小！”

    “越南虽然有一些在美国的越南人后裔，但站在河内的角度，恐怕也不希望那些主要跑去了美国、对现政权未必友好的南越势力凭借资本大规模回流干预国内经济。

    而且，分散在海外的越南侨胞，其资本实力和产业网络，与鼎盛时期的港澳台商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难以独立担当引领越南工业化的重任。”

    “因此，”孙明远给出了他的战略建议，“越南最好的选择，不是向西完全倒向美国主导的体系，或者仅仅满足于在东盟内部循环，而是要积极主动地与儒家经济圈深度融合。

    充分利用地缘优势，从日韩、香港、台湾吸引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并效仿中国设立经济特区或出口加工区的模式，划定特定区域，实行特殊优惠政策，集中力量搞好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吸引外资企业入驻，形成产业集群……”

    “儒家经济圈，孙先生这个定义好，确实符合越南的现状！”如果可以选择，越南也不愿意和东南亚凑在一起，越南骨子里瞧不起东南亚各国。

    但现状却非常悲催，越南是东南亚最穷的国家，越南想靠过来，东南亚还不愿意带越南这个异类玩，所以越南相当相当憋屈！

    越南一直想和儒家经济圈凑近乎，但中国的体量太大了，而且有极强的工业基础，现在中国的国力又不强，日韩台港投资的首选自然是中国大陆，而不是一穷二白的越南。

    这几年越南的经济增长率挺高的，10%左右，但越南的通货膨胀超过两位数，也是世界第二大大米出口国，就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苏联解体那会，越南的通货膨胀超过300%以上，苦不堪言……

    所以越南高层才对孙明远来访格外重视，这家伙的能量太大了，他过来，必然会吸引一堆人过来，到时候越南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所以越南总理非常干脆的说道，“与儒家经济圈深度融合，搞特区模式……这确实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方向！”

    见到对方接受了自己的基本判断，孙明远顺势提出了自己的投资计划：“总理先生，基于以上的判断，我愿意为越南的工业化起步贡献一份力量。

    我们计划初期在海防港等条件较好的港口城市，投资建设一个家电组装厂，主要生产收音机、电视机和洗衣机；同时建立一个摩托车和农用三轮车的组装厂，初步投资规模大约在五千万美元级别……”

    最后，他提出了一个颇为敏锐且务实的要求：“我听说越南军队也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商业实践的角度，我认为与军队下属的企业合作，或许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行政手续和潜在麻烦，让项目更快落地见效。当然，这一切都将在越南法律和政策框架内进行。”

    五千万美元！在1995年的越南，这无疑是一笔巨额投资，足以引起政府最高层的重视。更何况，孙明远投资的是当前最急需的制造业，思路清晰，模式成熟，甚至还考虑到了越南特色的“军民融合”问题。

    武文杰总理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他再次紧紧握住孙明远的手：“太好了！孙先生，您的投资眼光和战略远见，令人钦佩！您不仅是投资者，更是我们的战略顾问！

    请您放心，越南政府将全力支持您的投资项目，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和优惠条件！与军队企业合作的事宜，我会亲自过问，确保合作顺畅高效！”

    会谈在热烈而充满信心的气氛中结束，孙明远在越南的第一步取得了成功，当然这只是初步的，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

    河内之行临近尾声，一项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安排，为孙明远的此次南下增添了浓厚的文化色彩与象征意义——河内国立大学决定授予孙明远名誉教授称号。

    典礼在大学那座融合了法式殖民风格与越南本土元素的古老礼堂举行。台下座无虚席，不仅有学校的师生，还有许多闻讯赶来的政府官员、商界人士，甚至还有几位越南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所有人都想亲耳聆听这位传奇的年轻富豪、科技巨擘、同时又被北方大国赋予重任的“国务助理”，会发表怎样的见解。

    孙明远身着剪裁合体的深色西装，并未打领带，显得随性而自信。他从河内大学校长手中接过那本象征着成就的荣誉证书，对着台下微微鞠躬，引来一片热烈的掌声。

    他没有准备冗长的演讲稿，只是信步走到讲台前，调整了一下麦克风，目光扫过台下那一张张充满好奇与期待的面孔，脸上露出了他那标志性的、略带调侃意味的笑容。

    “非常感谢河内国立大学授予我这份殊荣。说实话，站在这里，面对越南最高学府的精英们，我有点压力，毕竟我受到的正式教育并不多，有人说我是小学生，这也不算错！”

    他开场轻松，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今天在座的各位，有的可能想听我讲一讲最新的科技趋势，或者宏大的经济预言。那些东西，我说过不少，大家注意点就能看到！

    今天，既然成了‘教授’，我想或许可以更随意一点，跟大家聊聊我自己的故事，以及我从这些经历里看到的一些，或许对越南当下的发展有那么一点点借鉴意义的东西。”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平实而直白，甚至带着几分罕见的自我剖析，“我的起点，并不比在座的许多同学更高，最大的好处是混血儿，可以在1979年去日本。

    最开始，我和母亲住在大阪的贫民窟，母亲每天要打几份工，从日出忙到深夜，非常辛苦。我刚到学校，语言不通，文化不适应，还因为一些冲突，头被人打破，住进了医院。”

    台下变得异常安静，所有人都被这意想不到的开场吸引住了。谁能想到，如今叱咤风云的孙明远，还有如此艰难的过往。

    “躺在病床上，我那时候最强烈的念头就是，一定要赚钱，要改变现状。”他继续说道，语气风趣起来，“怎么赚钱呢？我琢磨了很多路子

    大家都知道我靠围棋起家，确实，下棋、教棋、甚至下‘彩棋’，是我最早的资金来源。但你们可能不知道，为了凑钱搞我的第一个项目，我还干过别的。”

    他抛出了一个让台下，尤其是年轻学生们惊呼的“彩蛋”：“我写过侦探小说。现在日本很火的那部《名侦探柯南》，最早的故事框架和主角设定，就是我当时为了赚稿费捣鼓出来的。

    后来交给了出版社的编辑，他们找了团队不断补充完善，没想到就做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大IP。所以，严格来说，我也算是个‘名侦探’的创始人之一呢。” 台下顿时爆发出惊讶的笑声和掌声，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当然，我最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电子游戏上。”他回到了主线，“现在回头看，我成功的第一步，有很大的运气成分，用我们中国的话说，叫‘站在了风口上的猪’。

    当时的电子游戏产业刚刚起步，市场空白很大，竞争对手少，技术门槛相对也不高，投资可大可小。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窗口。”

    他描绘了那段激情燃烧又充满焦虑的岁月：“我把自己通过围棋、写书攒下的所有钱，再加上想尽办法借来的钱，全部投入进去，带着一个小团队，没日没夜地搞研发，终于做出了第一款掌上游戏机的原型机。”

    他提到了一个关键名字：“我知道富士通公司高层，是个围棋爱好者。我就想尽办法通过围棋圈的关系接触到他，用演示游戏和对未来市场的判断说服了他。就这样，拿到了第一笔像样的投资，公司才算真正步入了正轨。”

    讲完这段经历，他的语气变得深沉起来：“我之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些不那么‘光鲜’的起步阶段，就是想说明一个最朴实无华的道理：第一桶金，永远是最难的！ 对企业如此，对一个正在寻求发展的国家，同样如此！”

    他很自然地将话题引向了更大的历史维度：“大家看看中国。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但就在那样的极端困难下，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安全，不得不进行‘抗美援朝’，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及其领导的联合国军打仗。牺牲极其巨大，几十万中华儿女血洒异国他乡。”

    他特别提到了那场极其惨烈的战役：“其中最艰苦的一仗，是我们的志愿军一个兵团十几万人，在朝鲜零下三十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包围了美军王牌陆战一师。

    我们的战士穿着单薄的棉衣，冒着绝对劣势的火力，前赴后继。光是冻死冻伤就超过五万人，很多战士冲锋号响起时，已经冻僵在阵地上，保持着射击的姿势……惨烈无比，堪称人类战争史上的极限考验。

    我正在筹划拍摄这部电影，但每每翻看这些细节，我还是热泪盈眶，太难了！”台下鸦雀无声，这段历史有的有所耳闻，有的想起了越南的建国史还有那场战争……

    “正是靠着这样难以想象的牺牲和意志，”孙明远声音低沉而有力，“新中国才真正赢得了战略尊重，尤其是获得了苏联的认可，换来了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一五计划’156个重点工业项目。

    请注意，这些项目不是无偿援助，大部分是我们用农产品和矿产品抵偿，真金白银换来的！苦不苦？特别苦！但这，就是中国工业化艰难无比的‘第一桶金’！”

    他话锋一转，谈到了更复杂的内部转型：“然而，拿到了项目，并不等于就完成了工业化。从一个几千年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型，其艰难程度超乎想象。

    它不仅仅是建几个工厂，引进几条生产线那么简单，它更需要彻底改变全国上下，从领导者到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和做事方式。”

    他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我因为后来的工作关系，接触过不少中国建国初那代负责经济工作的老同志。

    他们很多人满怀热情，但对现代大工业的管理、财务、技术流程根本不懂。用指挥打仗或者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办现代化大工厂，结果是水土不服，问题百出。

    李主席后来也意识到了完全照搬苏联模式不行，必须切割，走自己的路。但自己的路怎么走？谁也不知道！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于是，中国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一边要应对来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巨大压力，一边要自己摸索着搞工业建设，中间走了无数弯路，交了巨额的学费。”

    他总结道，“这个过程，持续了二十多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算真正初步摸清了门道，建立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然后，到了七十年代末，抓住国际形势变化的契机，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打开国门，搞改革开放。”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他摊了摊手，表情有些无奈，“之前效仿苏联建立的那套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和摩擦。国企效率低下、人浮于事、技术落后的问题集中爆发，到现在还是一大堆难题，解决起来头疼无比。”

    “但是，”他提高了声调，充满信心地总结道，“不管过程多么曲折，付出了多少代价，中国的这条路，大体上是走通了！

    基础打下了，方向找准了。接下来，如果国际环境不出现大的逆转，我判断，中国将会进入一个类似日本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那样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潜力巨大！”

    讲完了中国的历程，他非常自然地将目光聚焦回东道主：“那么，回到越南。越南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在我看来，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中国五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那个过渡期。

 &nbs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1页/共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