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部门的同志认为，武汉的工业建设已经渡过了基础建设投入期，接下来需要确定工业建设的重点发展方向，好集中资源做强做大一两个产业，从而和欧美的工业能力进行对抗。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光是人口就已经接近了欧洲全部人口的总和。按道理说，我们应该把所有工业种类都建设起来，因为中国有足够的人口支持这样的工业发展。

    但是我国的自然资源并不足以支持这种规划，仅以石油、煤炭、铁矿石来讲，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石油大矿，煤炭也都在交通不便的北方，铁矿石的数量很多，但质量都很差。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想所有工业都齐头并进，那么只会浪费时间，因为许多工业在中国并没有优势，反而消耗了有可能快速发展的工业部门的资源。

    我相信大家现在对于工业发展也不是一无所知了，工业这东西和农业是两回事，良田的粮食产量高，但劣田的粮食也是能吃的，所以搞农业的只要能生产，至少饿不死人。但是工业是依赖交换才能生存的行业，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那么工人就会被饿死。

    为什么生产出来的东西会卖不出去，因为技术越是先进的工业国，他所制造的工业品不仅性能良好，成本也比落后国家低廉的多。有谁会在市场上购买质次价高的商品？所以，发展工业不能搞闭关锁国，必须要尽快的追赶先进工业国的技术，发展配套工业，这样才能让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活下来。

    所以，工业部门才强调，要集中资源在一两个重点产业上，打开先进工业国对于工业技术的垄断地位。而党的决定是，优先发展汽车制造业、农机制造业和化学工业。为什么是这三个产业，因为这三个产业都用到了大量的钢材，将会将我们对钢铁产业的投入产能消化掉，其他行业根本消化不了我们所规划的钢铁产能建设。

    汽车制造业、农机制造业和化学工业，它们所对应的市场，其实还是农业。汽车提升了短途运输的效率。我想大家应该清楚，这一两年内，武汉到周边县市的交通运输情况获得了极大的好转，并不是因为我们投资建设了铁路，而是公路建设加上汽车运输带来的。

    江汉平原上的粮食产量提高，除了水利建设之外，使用了进口的化肥和农药也是关键，而农机则极大的提升了耕作效率。过去江淮平原上一年两季的耕地比例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但是去年已经上升到了十分之三，这就是生产合作社和新式农业机具带来的成果。

    我们现在所要开发的外东北、东北及内外蒙古地区，都是交通极为不便，且大多未开垦的荒地。想要开发这些地方，除了要迁移大量的劳动力之外，汽车、农机和化肥、农药的支持也不能少。但是，在这些地方没有被开发出来之前，这些投入都需要我们自己来筹措，假如不引入外国资本，那么我们拿什么生产汽车、农机和农药化肥？”

    这下负责工业的委员也没了声音，林信义这才从旁接过话来说道：“现在的东北虽然恢复了和平，但是这种和平并不牢靠，大家如果想要把东北圈起来慢慢发展，那么不过是给了列强以希望。

    今天东北的和平，并不是取决于中国本身的力量镇压住了各方的蠢动，而是欧洲两大阵营的对立，使得欧美列强无暇关注东方，才不得不承认了东北亚的和平。

    本次中日俄三国之争，本身就是欧洲两大阵营对峙的结果，德国人希望俄国人把注意力放在远东，法国和英国则希望我们把俄国人打回去，这就是战争中除了德国之外的其他列强都在支持中国和日本对抗俄国的原因。

    而日本之所以承认当前东北亚的现状，不是因为想要和平，而是其自身国力没法连续作战，这场战争已经让日本把上次战争的收获全都吐了出来，且还把明治维新以来的工业发展成果填了进去。日本虽然在战场上获得了胜利，但是在经济上却已经成为了英美的债务国。

    没有从俄国身上获得赔款的日本政府，自然不敢再轻易开启一场大陆战争。但是，一旦欧洲的形势稳定下来，欧洲两大阵营的对峙局面结束，不管是以和平收场，或是以战争决出成果，欧洲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放过一个4亿5千万人口的市场的。

    到了那个时候，欧洲资本就会和今天一样，支持日本对中国发起战争，从而打开中国对于国内的贸易保护。而刺激日本冒险和中国交战的关键，就在于满洲和外东北地区的开发程度，如果中国没有保护这一地区的力量，那么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就会选择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的冒险本性，在本次战争中已经暴露无遗，只要能够看到一丝胜利的希望，那么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就会策动对华战争。压制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靠的不是日本国内的友好人士，而是中国在满洲和外东北地区的开发程度。

    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再怎么疯狂，也不可能直接朝着关内人口密集的华北、华东地区下手，因为日本不可能一口吞下中国。但是，按照满清入关的历史，先取得满蒙地区作为基地，然后再逐步扩大战争，则有可能复制满人入主中国的成功经验。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东北亚的和平是永久的，时间可以容许你们慢慢去发展。事实上和平是短暂的，只要中国没有对抗列强入侵的能力的，那么等列强积蓄好力量之后，中国就会迎来下一场战争。今天这场战争能够维持二十年的和平，那么就该谢天谢地了。”

    林信义对东北亚和平的分析，打破了不少委员们对于和平的幻想。除了寥寥几位对军事外交所知不多的委员，其他委员其实是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去看待中日关系的，毕竟这些委员们知道劳工党和日本之间其实关系相当的密切，有人甚至都知道林枫其实是日本人，因此他们觉得日中之间合作的可能性要比对抗更大一些。

    但是林枫亲自说出了日中之间的和平很脆弱，这就极大的打击了这些委员对日中和平的信心。迫使委员们不得不放弃最理想的的道路，向现实屈服，以日中对抗为前提去重新看待外东北、满洲和内外蒙古的发展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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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劳工党在军事上的负责人，蔡锷在政治会议上对非军队事务一般不会表态，这是他和田均一、秦力山几人的默契。集体领导制度不是独裁制，假如有人什么都要管，那么不是造成集体的分裂，就是集体完全屈从于一人，最后形成僭主政体。

    僭主政体在初期确实能够提高行政效率，毕竟大小事务都是由一人而决，但很快独裁者就会把维持自己的权力当成最高任务来处理，于是国家利益就得向僭主个人的利益让步，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搞秘密外交，把国家事务当成个人关系来搞，袁世凯所领导的国务会议正是如此。

    蔡锷看的很清楚，袁世凯个人的名望随着满清的灭亡不断升高，但是北洋团体的进步性却日渐倒退，假如说满清时代的北洋团体还有保卫国家效忠君主的几分意思，那么现在的北洋上下效忠袁世凯就是为了升官发财，任何对此提出异议的人都会被这个团体所排斥。

    袁世凯并没有把北洋团体的堕落归咎于自己的僭主身份，反而认为是下面的人不够忠诚，所以想要重新打造一支模范军官团来取代老人，不过很显然他是给自己的病开错了药方。

    如果说战争期间袁世凯的命令至少能打个八折执行，毕竟对俄作战是国战，袁世凯还是拥有着大义的名分的，这也是武汉承认袁世凯领导的国务会议合法性的基础。那么战后袁世凯试图加强个人独裁权的行为，正让其迅速的失去北洋团体的忠诚。

    作为一只满清朝廷用金钱供养出来的军队，哪怕那些官兵是从袁世凯手中领取的军饷，明白人还是知道，这是朝廷给的钱，袁世凯只是经手发放，并不是袁世凯从自己腰包里拿钱出来发给大家的。大家之所以感激袁大帅，一是袁世凯能够亲自发钱，这让北洋基层官兵和袁世凯建立了某种私人关系；二则是袁世凯亲自发钱杜绝了军官从中克扣，大家自然是喜欢袁大帅的。

    不过北洋官兵对于袁大帅的喜爱是建立在效忠朝廷的大义名分下的，要是袁世凯要带着他们去造朝廷的反，那么就要两说了。所以李鸿章和荣禄能够轻易的拿捏住袁世凯，因为知道北洋上下还不是袁世凯的私军。

    也就是荣禄死后八旗亲贵在北洋军中拿出了满人亲贵的作风，才让北洋上下失去了对于朝廷的敬畏之心，而抱有诸多不满。但是这种不满，也只限于对朝廷灭亡见死不救而已，在对外战争中，北洋还是愿意服从朝廷命令上战场的，只不过袁世凯又存有私心不肯让这支军队去和洋人打，从而击破了北洋上层的最后一点心气。

    于是在俄国试图吞下整个东北地区向北京宣战时，北洋军的下层官兵倒是愿意上战场，毕竟吃军粮不就是为了这个时候拼命么，但是北洋上层则普遍想要保守实力，于是一些能坚持的阵地战就打成了溃败战，让俄军几乎没遇到什么挫折就拿下了山海关。

    但是当武汉派兵支援山海关后，北洋下层官兵很快就依托武汉军队形成了坚固的阵地，可见只要上头下了决心，友军又表现可靠，北洋军还是能够把平时训练的成果发挥出来的。

    北洋团体在战争初期的拙劣表现，在政治上的软弱性，给蔡锷等人深刻的上了一课，于是劳工党高层对于民主集中制度也就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蔡锷对于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虽然研究的不深，他本人其实更欣赏军国主义，但是他也承认军国主义不能改变中国的面貌，而劳工主义则让武汉人彻底改头换面了。过去那些在码头如牛马一样任劳任怨的苦力，哪怕被管事、会党欺凌也不敢抱怨，但是在劳工党的组织教育下，码头工人展现出了极为坚韧的革命精神。

    在对抗朝廷平乱的战役中和对俄作战中，大量码头工人组建的军队都以顽强敢战而闻名，甚至在和俄军争夺阵地的过程中实施了残酷的白刃战，一度让俄国人错愕不已。按照俄国人对清军的认识，清军士兵守着阵地放枪炮还有模有样，但俄军的步兵一旦逼近了清军阵地，哪怕只有一小队俄军步兵，清军也会迅速的丢下阵地跑路。

    所以俄国统帅认为，东方人不适应白刃战，俄军只要进入到近距离和中日军队展开白刃战，那么胜利就必然会属于俄军。不过中日两军在战争中都给俄国人一个深刻的教训，日军就不说了，日军在白刃战中居然把俄军打崩溃了，这是俄军上下始料未及的结果。

    而一向懦弱的中国人，俄军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远东拓展领地，期间和清军多次爆发冲突，在这些冲突中清军的无能是有目共睹的，因此俄军对东方军队的拙劣印象其实都来自于清军，对于日军只是习惯性的套用了清军的形象。

    在这一次战争中中国人不仅以训练有素的炮火教训了俄军，其铁丝网加马克沁重机枪的使用，也宣告了中国人在吸收欧洲先进军事技术上要比俄国人更敏锐。不过最让俄国人感到震动的还是中国军队表现出的勇敢精神，这是过去一百年里俄军没有看到过的，甚至在几年前的义和团事变中也只有少数个体身上才有。

    蔡锷很清楚，一群在满清治下麻木而不敢反抗的牛马是如何在劳工党的组织下变成建设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勇敢的战士的。在党的领导下，码头工人们组建了工会以保障自身的利益，并有权利选举工人代表加入工农兵委员会，把工人的想法和主张变为法律。

    军国主义追求富国强兵，只要求个人向国家尽则，但从不描述国家对于个人的责任是什么，他们只会说，只要国家强大了，个人的生活自然就会变好。

    但是以蔡锷在德国的留学经验来看，哪怕是最先进的工业国德国，其工人阶级的命运也是相当悲惨的，柏林街头的流浪汉和妓女并不比国内少，德国上层精英时常把道德挂在嘴边，不过他们玩弄起男童来却是欧洲闻名的。

    在西欧这个欧洲文明最兴盛的地方，英法贵族喜欢女性，巴黎和伦敦的妓女数量远超各国，而号称禁欲的保守国家，德国和西班牙则更钟爱纯洁的小男孩。蔡锷到现在也很难理解，德国人究竟是怎么让自己相信，国家代表着民众的利益，对中学都开始实施义务教育的德国，普通人甚至都能够计算天体运行的规律，却算不明白民众和贵族们在国家利益上的占比。

    而劳工主义并没有要求民众效忠国家，他们只是要求无产阶级应当起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工人阶级意识到了这句话的正确性后，就爆发了无比的热情。当北洋官兵还在试图向袁世凯或不属于自己的国家输出忠诚的时候，武汉工人阶级组织的军队却是很明确的知道，自己不是在为国家作战，而是在为无产阶级作战，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生活而战。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思想觉悟，武汉军队的主动性是蔡锷过去从没见过的，他们在战场上除了胜利之外几乎没其他杂念，不管是坚守阵地，或是对敌人的阵地发起进攻，都是为了一个目的，结束战争恢复和平，尽快的返回自己的生活中去。

    由于上下皆无杂念，在战场上武汉军队发挥出的效能，几乎是北洋军和俄军的数倍。蔡锷其实也意识到战争其实是一种大型工程的组织行为，战争的胜利是一种结果而不是过程。如何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在于军队的动员能力、后勤运输能力和军队的执行效率上。当一支军队能够当做一个半或两支军队来使用时，胜利女神就已经向你撩起裙角了，因为大多数军队在战场上能够发挥出一半的效能就已经很不错了。

    劳工主义虽然反对军国主义，但是在现实的效果上，劳工主义动员起来的军队，其实就是最纯粹的军国主义军队，因为国家和军队的利益高度统一了，到达了全民一致的最优状态。所以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解不深的蔡锷，自然就成为了劳工党的坚定拥护者，他拥护的是这个高效率的党国体制。

    正因为如此，在今次政治会议上就工农问题展开的讨论，他虽然保持了沉默，但其立场还是站在田均一、林枫一方的，农村兵虽然是军队最好的兵源，但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不过是各怀私心的北洋军头罢了。那些小农家庭出身的官兵，天然就有一种对上级效忠的倾向，这其实就是在军队里制造了派系山头，蔡锷对此是深恶痛绝的。军头要是各自为政，他这个军事委员到底去管谁呢？

    不过在军事问题上，蔡锷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力的，因此当林信义判断东北亚的和平只是一个暂时的阶段，中国必须要在东北亚和平局面被打破前尽可能把东北地区开发出来，以震慑列强对东北的企图，他于是在会议之后就这一问题向林信义作了请教。

    说是请教，实则是蔡锷、田均一、林信义三人在田均一办公室的闭门会谈。蔡锷向林信义求证道，“我知道一部分日本军人对于满蒙地区是素来有着野心的，比如近年来在我国颇为活跃的黑龙会，就有不少退伍军人的参与，甚至也有现役军人混杂其中，他们的主张是联合我国对抗俄国，看起来是为了保卫亚洲民族，但是黑龙会从来没有宣布过，把俄国人从满蒙地区驱离之后，这些地区究竟是否还为中国所有。

    看起来，黑龙会似乎把满蒙民族当成了独立于中国的民族，他们对于中国的地位类似于朝鲜这样的属国，所以在驱赶走俄国之后，这些地区也要从中国独立出去。我的猜测是否正确？”

    林信义毫不迟疑的回道：“你的推断没错，从你现在收集到的对黑龙会饿情报来看，黑龙会对于满蒙地区的逻辑就是如此。先将满蒙独立出中国，然后再试图吞并之，这不就是对朝鲜半岛的做法吗？

    唯一不同的是，过去在朝鲜问题上只有中国和日本，而在满蒙问题上则涉及到了俄国、美国等列强，和资源贫瘠的朝鲜半岛相比，列强是不能容许任何列强独占这一地区的。所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才没有光明正大的宣布满蒙非中国，而是试图先联合中国驱逐俄国，然后再和中国探讨满蒙的地位问题。

    这也是我为什么主张，共和国应当在各族人民授权的情况下建立，而不是简单的继承满清法统。因为满清是一个对各民族奴役压迫的少数民族政权，试图继承满清的法统，也就意味着新政权继承了满清政权对国内各民族的压迫历史。

    反抗暴政是近代民主主义兴起的根源，试图继承满清的法统，不过是让汉人站在了各族人民的对立面上，也失去了本民族人民的支持。强调共和国的领土来自于满清，实质上就是否定了人民对于领土主权的合法性，否定了人民保卫自身权利的法理性。

    假如国家的主权来自于统治阶级，那么只要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自然也就拥有了这个国家的主权。这就是英国人入侵印度成为印度皇帝的逻辑，也是袁世凯试图证明自己统治的法理来源，这种法理的背后就是否定国家归人民所有，而是属于少数人的权利。

    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之所以提出满蒙非中国，是因为日本不够强大，他们一口吞不下整个中国，等到他们吞下满蒙地区之后，他们又会主张元清是中国，好为日本吞并中国建立法理了。所以，不管是满蒙非中国，还是元清是中国，其背后的实质问题只有一个，国家究竟是人民所有，还是少数人所有。”

    蔡锷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对于林信义的回答还是有些不安的，因为对方终究还是一个日本人，他很担心对方要是站在日本的立场上否定了黑龙会的作为，那么这场谈话就很难有什么结果了。但是林信义的坦诚让他松了一口气，虽然林信义的回答也不是很符合他对于国家的看法，但在这个场合上却是最适合的。

    因此蔡锷也迅速的收起了对于林信义的警惕，诚恳的表明自己的立场道：“确实如你说的，最终的问题还是要归结到国家是否为人民所有的根本问题上来。只要人民认为自己拥有这个国家，那么满蒙非中国，元清是中国的说法都动摇不了人心，只不过多了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但是当人民不再相信国家为自己拥有，自然就会去考虑国家法统的来源，这些说法就有了撬动人心的可能。 只是，我们该如何让其他国家的民众了解这一点？”

    林信义能听出蔡锷的题外之意，蔡锷看起来是询问国家的法理，但实质上是在问如何避免日中之间的冲突。他其实能够理解蔡锷的想法，对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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