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劳工党在东京成立时只有47人，几乎都是高中以上的知识分子，八年时间扩张到了近50万的规模，这一发展速度可谓是惊人。相比之下，孙文领导的兴中会即便以同盟会的名义吞并了其他各省的反清力量，此时的党员人数也只敢对外号称十万，实际其能掌握的也就广东一地数千党员而已。

    而劳工党组织的迅速扩大和其领导的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不断胜利是分不开的，哪怕党成立已来有过三次极大的清退党员工作，第一次清退了在党内搞人身依附关系的旧士绅，第二次清退了反对土地改革政策的党员，第三次清退了反对把建设公有制经济作为党的根本任务的党员。

    这三次清党都至少缩减了当时党员人数的5-10%，但是之后都让党迎来了一个更高速的发展期。党员人数的增加，使得过去结构较为简单的组织形式显然是难以适应这样一个几十万人的集中组织。因此中央机关进行了重组，由过去的主席团会议和中央扩大会议组成的双层决策机关变成了，政治会议、组织会议和负责落实决议的书记处，中央扩大会议只负责表决大的路线方针，不再对具体的事务进行干涉。

    原本的双层决策，现在其实更加集中于政治会议和组织会议，政治会议还要优先于组织会议，后者更像是对前者决策的一种人事保证。而能够参加政治会议的委员也增加到了十四位，能够同时参加政治会议和组织会议的中央委员则只有七人。

    从劳工党的决策流程来看，党的权力结构已经相当稳固，最高七人团对党的政治活动和组织活动负全面责任，其他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则拥有议政权。这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又代表着各地的党组织对于中央的支持和沟通。

    不提这一权力结构是否会导致党内官僚主义的诞生，但就当前的中国各政治势力来看，劳工党的内部消耗是最低的。北洋是袁世凯的一言堂，但袁世凯的命令也会遭到属下的阳奉阴违，南方同盟会就更乱了，先不提同盟会中央和各省同盟会之间有没有约束力，就是同盟会中央也是没有决议制度的，孙文连袁世凯的一言堂都做不到，他只能绕过同盟会中央，直接委派私人和同盟会地方领导人进行沟通，以私人关系要求对方服从自己。

    所以，劳工党既能够在上层做出决议，又能把决议执行下去，就这两点已经把国内的其他势力都甩到身后去了。也正因为党的组织发挥出了作用，使得那些抱有旧知识分子习气的党员，越来越不敢违背党的组织纪律。

    所谓的旧知识分子习气，就是他觉得你离开我就做不成这件事，所以上位者要是不合我的心意，那么我就撂摊子不干了，你自己去干吧。在没有劳工党这样一个组织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多数是正确的，这也是为什么袁世凯要对手下搞权术，孙文则整天想要拉拢地方实力派支持自己，因为在封建的宗法关系下，地方士绅控制着地方的公共事务和经济权，绕开他确实在地方上就干不了事。

    但是劳工党的组织形式，打破了党员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政治上又主张取消地主阶级对于乡村的控制权，于是在组织的力量下，地方上的宗法关系被破碎，知识分子和士绅恢复成了单个的人，这个时候组织想要让谁来做这件事，基本上都能干成，只不过是完成度的问题。

    旧的知识分子和乡绅们，在被劳工党这种工业化的组织打击和教育下，终于认清了现实，除了少部分还试图保卫乡村宗法制度的保守派，多数人已经开始转向向劳工党靠拢，希望能够加入到组织中去，适应新时代的权力分配关系。

    于是当林信义参加政治会议时，发觉与会的九位中央委员倒是有一半多是不认识的，没有参加会议的五位中央委员，都在各地负担着独挡一面的工作。不过，这些中央委员虽然不认识他，但是对于他使用的林枫这个名字却非常的耳熟。

    劳工党现在所执行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理论，倒是一大半来自林枫的文章，党内仅有的几个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专家，也时常引用林枫的观点，因此他们虽然不认识林信义，对于林枫却相当的熟悉，自然也就没有人质疑，林信义为什么能参加政治会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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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信义参加会议就工业和农业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体的政治联系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发言。应该说他的发言还是得到了与会委员们的高度重视的，不是因为他身为党内理论主要提供者的身份，而是大家本就已经感受到了工农关系出现的裂痕，正在对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大好局面带来了威胁。

    林信义对这一问题的总结和阐述，等于是点明了问题的关键是什么，这是各位委员之前还没有深入思考过的方面，因此大家自然的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林信义的发言上。当然，大家认同林信义提出的工农关系是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和党当下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这一论断，因为这就是当前一切问题能够联系到一起的事实。

    不过对于林信义提出的提高农业生产力以解决工农矛盾的主张，则并不是所有委员都认同的。比如湖南籍的中央委员何玉衡就质疑道，“林枫同志对于工农关系已经上升为当前委员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一判断，我是认同的。但是林枫同志提出的解决办法，我觉得似乎是不大合适的。

    提高农业生产力以解决工农需求不能满足的问题，这看起来似乎是在解决问题，但提高农业生产力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办到的事，那么在农业生产力提高之前，工农关系应该怎么处理？难道要继续保持对于农业的高压措施，继续把大量的农业积累转入工业部门吗？这样的解决方式，农民兄弟能够接受吗？”

    而安徽籍的中央委员陈仲甫则对进一步引入外资投入建设农业基础设施感到了忧虑，他反对道，“我们起来反对满清，就是因为满清打开了国门，让列强的军舰、教会和商人在我国肆意的横行，群众正是因为党能够抵抗列强对中国的入侵行动，才这么积极踊跃的支持党。

    现在我们好不容易才把列强的手脚捆住，难道又要让他们继续掠夺我国的民众吗？列强向来是无利不起早的性子，他们怎么可能帮助我们建设中国？我担心，这种引入外资，最终会变成引狼入室，一旦列强借商业协议向我们要求政治上的特权，我们岂不是自找麻烦？”

    当中央委员们轮流发言的时候，林信义也在观察着这些个比较陌生的委员们，虽然中央委员的规模扩大了，但是两湖出身的中央委员依然占据了半数以上。不过从地域上也是没法对两湖出身的委员加以正确的区分的，前两湖出身的委员大多为洋务运动推动的西学教育培养起来的精英，田均一、秦力山都是传统的书香门第家庭。

    这些委员几乎都是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他们从小学习儒家经典，然后在十五六岁时开始接触西学，个人素质可谓是相当的高。能够抛弃个人出身而投入革命事业，特别是抛弃了资产阶级革命拥抱无产阶级革命的精英，至少是把旧士大夫的以天下为己任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追求社会公理的思想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这些人在个人品格上几乎就没有什么缺陷，他们唯一的问题是，对于旧世界的道德观念总有一种不自觉的迷恋，虽然认为需要打破旧时代的生产关系，但却认为旧的道德观念可以保留下来。简单的讲，他们有时候会把无产阶级的范围扩大化，从而把党变成了超越阶级的人民代表。

    而革命之后加入党的两湖人士，个人素质就明显要差一些，地域色彩也鲜明一些。湖北和湖南出身的委员，几乎一眼就分辨出来了，湖北委员大多出自工业和军事部门，而湖南的委员则出自教育部门。

    如果对党的中央委员进行一个初步的分类，那么就能够发现，广东籍的委员出身商业和金融部门，湖北的委员出身工业和军事部门，其他各省的委员不是教育部门出身，就是宣传部门出身。从这些中央委员的职业就能看出一个问题，党的根基其实主要在湖北，其他各省的党组织不是建立在无产阶级中的，而是建立在进步知识分子中的。

    即便党建立了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并控制了中国四分之一人口，但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在这一人口中依然是少数，这就是为什么农民处境会得到党内外的大量同情。

    虽然不少人知道工业化不能延缓，就连洋务派都知道不学习西方制造巨舰大炮，中国就没法抵抗列强的入侵。但在现实当中，许多人还是觉得应当先满足农民提升生活的需要，毕竟这是一种极为朴素的社会正义观念。

    林信义有些明白了田均一的为难之处，在这样强大的党内外压力下，即便田均一知道工业化是解决中国诸多问题的唯一道路，也会产生犹豫的心理了，毕竟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就算有劳工党这样高度集权的组织推动政策，也不能改变田均一自身所受到的压力的现实。

    这种压力在工业化成果没有显示出来之前是不会得到缓解的，甚至工业化成果初步展现的时候，也不会让批评者改变立场，因为工业化的直接受益者还是工人阶级，乡村虽然会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获得工业科技的反馈，但这种反馈更多的是间接性的，不会直接让个人受益。

    所以，小土地所有者对于工业化所抱有的那种怨恨情绪，将会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愤怒，直到他们彻底的失去小土地的产权为止。这种过程至少要持续四五十年，也就是二三代人才能改变他们的世界观，田均一估计都看不到这一天，他自然不能不产生犹豫，毕竟斯大林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的。

    一边思考着，一边听完了各位委员们的发言，林信义思索了片刻，对质疑自己的委员们做了一个补充发言，“今年，据说武汉钢铁厂的工人人均炼钢产能可以突破20吨，以粗钢一吨出厂价51两计算，也就是一名炼钢工人的年值是1020两，而他的年入大约在120两，工人的报酬占其产出的11.76%。

    江汉平原的良田最高年产4-5石稻谷，人均耕地不到六亩，一个壮劳力一年的产值就是30石稻谷，扣除种植成本和税收，他的实际收入应该在20石，收入占其产出的66.7%。由这一数据的比较就能看出来，工人阶级为国家奉献的剩余价值，其实要比农民高的多。

    为什么都说农民过的比工人苦，因为两者的产出就差远了。一石稻谷按照3.75元计算，30石也就110余元，10个农民才抵得上1个炼钢工人创造的产值。你们质疑工人阶级为什么活的比农民好，这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们认为工农的生活水平应该一致，让工人降低生活水准，我就不能理解了。

    社会主义的理念是劳动者按照劳动成果进行分配，不是按照虚无的道德标准进行分配，绝对的公平主义，不管是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不可能存在，因为绝对的公平主义只能让人产生不劳而获的思想，这显然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劳动价值观念的。

    你们说我国的工业品定价太高，而对农产品的定价又低了，这是工业对于农业的高卖低买，是一种剥削行为。那么我要提醒各位委员们了解这样一个常识，美国钢铁工人年产钢铁已经超过了60吨，一吨钢耗用的焦炭已经降到了1吨，美国钢铁在成本上已经远远低于我国的钢铁产业。

    但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美国国内的粗钢定价，按照匹兹堡加价法，统一每吨47.6美元。但是在中国市场上，进口美国粗钢的定价是41美元，也就是63两，我国的粗钢市价是65两，美国钢铁公司显然是在对我国进行倾销，试图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打击我国刚刚起步的钢铁工业。试问，如果我国不能自产钢铁，美国人还会以低价格出售钢铁吗？此前战争期间，美国对华出口的粗钢价格甚至突破了80美元。

    我们之所以不能在价格上和外国工业品展开竞争，因为我国的工业水准太过落后，搞价格竞争只能让这些现代工业倒闭。所以，必须要对我国的幼稚工业进行保护，这种关税保护，德国人和美国人都干过，美国现在的关税还在30-50%之间，正是关税保护给了美国工业以发展的时间。

    认为调低对工业品的关税可以让农业部门减少支出，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一旦自身的工业发展不起来，那么中国的农业就会受制于外国的工业体系，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就会沦为廉价的粮食和劳动力的提供者，中国工业和外国工业之间的技术差距会不断扩大，最终被迫放弃在工业上的投入。

    而对于农产品定价过低问题，这需要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方面是定价确实被压低了，因为我国的工业部门需要廉价的农业原料才能保证市场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则是外国公司有意调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以引诱农民大量的种植经济作物。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市场手段，当农民大量贷款去种植烟草和美棉后，这些外国公司就会以市场上出现大量供应压价，而为了归还贷款，农民将不得不以亏本的价格出售经济作物。

    为什么我们要统购统销，禁止主要农产品的市场定价权？因为作为个体的小农生产者压根就不可能是市场的受益者，统购统销是为了保护我国的落后农业，虽然这些小农户在经济上没有获得最大的利益，但是我们也保证了他们不会遭到市场的恶意打击。

    请各位委员想一想吧，如果我们采取市场的方式来给农产品定价，故意提高某种经济作物的市场价格，然后引诱农民去扩大生产，第二年则拒绝收购这种经济作物，那么这些农民就会迅速的破产，我们还需要劝说他们参加集体化的公社吗？我们完全可以把负债累累的农民的土地收购国有，然后采取大农场制度，这就是英国的羊吃人，也是美国掠夺印第安人土地的翻版故事。

    你们确定，这种资本主义方式的市场经济，会比当前的统购统销模式对农民更加的公平？”

    委员们都被林信义的话语给震慑住了，不是被其前半段的经济理论所说服，而是被最后的资本主义对农民的掠夺模式给吓到了，这不是在凭空想象，而是确实可以进行操作的手段。事实上外国的资本家已经在中国这么干了，比如英美的烟草公司就在推动安徽等地的农民种植烟草，给出的价格相当的可观，这使得安徽不少农民都放弃种植粮食、棉花和鸦片，而投入到烟草种植产业中去了。

    但正如林信义所描述的，当这些农民大量的借款去种植烟草后，外国烟草公司只要压低收购价格，那么这些农民就要面临出售则亏本，不出售自己又没法偿还贷款的困境。欧美烟草公司鼓励安徽农民种植的美国烟草品种，只适合于制作烤烟，和过去中国的土烟品种是不同的，这种烤烟需要建造烤房，投入相当大，所以农民必须要进行贷款才能进行种植。

    一旦烟草公司降低价格收购，那么这些农民面临的处境就相当困难了，毕竟农民是按照去年烟草公司的收购价来盘算自己种植烟草的盈亏的，压根不会想到市场的波动性会这么大，毕竟小农经济中，市场价格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只有粮食在灾年和丰年中才会出现剧烈的价格变化。

    拿着小农经济培养出来的投机心理去和资本市场进行博弈，这和后世的散户想在A股市场中战胜庄家一样困难。这些委员们虽然还保留着不少小农经济的观念，但他们并不蠢，所以还是能够听得出，林信义说的到底是恐吓手段，还是真的可以进行操作的具体方案。

    在震动过后，何玉衡和陈仲甫都不约而同的对林信义展开了反击，两人不敢否定林信义说的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但主张党和工农兵委员会可以对市场监管，从而限制这种情况的出现。

    林信义两手一摊，询问两人道：“你们说要以法律限制外国公司不能随意缩小采购的数目，这和统购统销的办法究竟有什么区别？我只听说过权力部门强迫别人低价出售商品的，唐代不就有卖炭翁了么，但我还没听过有强制商人高价收购的权力部门，封建王朝都没有实施过这样专制的制度，工农兵委员会却要实施这样的制度，那么这还是无产阶级所追求的公正社会吗？”

    何玉衡和陈仲甫的主张，连其他委员也不能接受，特别是负责金融和商业工作的委员，他们觉得如果搞这种强制性的市场经济，商人估计都要逃离武汉了，跑掉的可不单单是这些外国的资本家了。而负责行政方面工作的委员也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种权力控制下的市场，必然会引发严重的腐败问题，到时候民众还会信任党和工农兵委员会吗？

    等到其他委员发表了意见之后，林信义才接回话题说道：“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个人在自由交易的情况下寻求最大利益的交易。对于个人来说，这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想法其实是正常的，但是对于国家的主导者来说，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认识，既然有人的利益最大化了，那么市场中必然就会出现利益受损的个人。

    只关心市场中那一部分得到额外收益的个体，而忽视了另一批利益受损的个体，这和封建王朝把士大夫以下的劳动者当成维持社会运转的牛马有什么区别？既想要获得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率，又想要公有制经济的公平性，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在市场经济中，为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那么个人必然会侵犯集体和全民的利益，而作为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国营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也会谋求利用其自身地位和大资本，达到垄断某一行业的企图。这样的国营企业实质上已经和全民无关，他们已经变成了某一些人所有的国有企业，这种垄断企业的内部工人会脱离无产阶级，成为垄断企业的附庸。

    统购统销虽然存在不少弊端，但是相比起放开的自由市场，至少它还是不坏的。另外，我还有提请各位委员们注意，无产阶级是不会支持一个不能发展生产力的政权的，哪怕它自称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需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壮大自我的力量，没有力量的无产阶级是不能抵挡住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的联合进攻的。

    失去了无产阶级的支持，那么党和工农兵委员会都不能生存下去，因为资本主义不会容许一个不受自己控制的市场，而地主阶级则不会容许任何使农民摆脱地主阶级的控制，因为地主自己是不劳动的，而土地没有了人的劳动就不可能产生财富。

    这就是党和工农兵委员会为什么不可能和资本主义及地主阶级媾和的原因，因为人家天天都想要消灭我们，毕竟无产阶级政权的存在，就是对他们最大的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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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政治会议是田均一主持的，但是田均一发觉今天的会议要比他想象中轻松了不少。林信义仅仅依靠理论上的辩论就把其他委员给压制了下去，如果是换做他自己来推动工农关系的确定，那么是不可能如此顺利的。

    对于田均一来说，党的政治会议其实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化了，过去党的主要敌人是满清朝廷时，大家在会议上几乎不用说服就能取得一致。但是随着满清朝廷权威的崩塌，哪怕连党外的普通群众都觉得大清要完蛋了，这个时候党内的成员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就多了几分自己的想法了。

    这种想法倒不是全然是私心，但就如林信义当初对他所言，每个人都是身处于一个阶级之中，他可以背叛自己的出身，但没法背叛自己的阶级，作为乡绅家庭的知识分子投身于革命，这种事情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少见了，但是想要让这些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承认，他们和劳动者地位一致，往往都会引发诸多反对。

    包括田均一自己，一开始也是认为劳动者是愚昧的，他们太容易受到物质的影响，所以不可能坚定的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是在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成立之后，田均一才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实际上容易放弃革命的是那些知识分子，而不是底层没有什么知识的劳动者。

    这些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原因，一是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太平天国爆发后，捐官成为了官场一大主流，通过科举考试出身的官员反而变成了少数派，虽然满清从入关开始就一直把卖官当成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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