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中国来说，日本其实不是主要的敌人，哪怕马关条约让中国丧失了朝鲜半岛和台湾，并赔偿了高额的战争赔款，但是作为一个传统的大陆国家，朝鲜半岛和台湾岛其实属于鸡肋，因为大陆国家就没有海权的意识。

    现在的中国人所关注的是，如何在满清之后重建中国在东亚的地位，并重新融入世界。能够做出这样取舍的，必然是大国精英才会思考的问题，因为小国是不会从世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的，他们只关心自己周边的利益，所以国际秩序一变，小国通常就会迅速衰败下去，而大国则却有机会渡过衰退期，在下一次国际秩序发生变化时卷土重来。

    蔡锷确实是这个时代的人杰，哪怕他受到的教育没有教给他完整的现代世界观，但他还是敏锐的发现了国家地位并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实力，也需要获得国际秩序的认可。不被国际秩序所认可的国家，就等于是被动的封关锁国了。

    林信义略一思考后就说道：“当前英法所主导的全球殖民体系下，并不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来管理东亚，英国更乐意看到日本和中国保持某种平衡均势。

    俄国人在远东的扩张破坏了东亚的均势，这就是英国支持日中对俄发起战争的根本原因。但是对于英国来说，日本和中国不管谁拥有满洲地区都是对地区和平的破坏。

    中国拥有满洲地区会天然成为东亚的大陆霸权，日本只能放弃大陆政策而谋求海权，必然会和英国在东亚的海上霸权发生冲突。同样的，拥有满洲的日本必然会试图入主中国，从而建立起东亚一体的海陆霸权，这同样会把英国实力逐出东亚。

    因此，欧美舆论会支持满蒙非中国的独立地位，但是欧美政府却会承认中国政府对上述地区的统治权力。这样的好处是，杜绝了日本对于满蒙的企图心，又给了欧美支持满蒙民族反对中央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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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锷和田均一对于林信义的分析是认可的，因为这很符合列强的心理，也是最有利于列强的方向。自从转向唯物主义史观之后，劳工党的上层就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儒学的以道德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同时对巴麦尊勋爵的外交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一语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接受了唯物史观的人，一般都会对道德外交和所谓的个人关系外交祛魅，他们天然相信一个组织的行为必然是以其根本利益驱动的，组织中的个人是没法对抗组织的群体心理的。而林信义对于列强心理的描述，完全符合列强在东亚问题上的利益，自然是符合逻辑的判断。

    既然信任了林信义做出的判断，自然他们也就会谋求和林信义一起探讨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而不是将其视为外人来提防。而林信义也确实给出了一个让两人陷入深思的建议。

    “…从目前的东亚和世界局势来看，东亚各民族其实面临着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个是如何在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下保持独立并推动工业化的建设；第二个如何团结东亚各民族，而不至于把力量消耗在地区斗争上。

    这两个问题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必然对解决另一问题造成正向的影响。同样的，只要其中一个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么另一个问题就会出现反复，甚至变得更加的严重。

    而从目前来看，解决这两个问题最有力的办法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些问题在社会的快速发展中自己就会消失。比如列强对东亚地区的武力入侵是建立在工业国对农业国碾压的工业科技能力上的，但凡东亚国家出现了初步工业化，列强也会打消直接的武力入侵。

    因为世界的中心现在在欧洲，特别是西欧地区，没有那个列强会把所有力量用于东方，而失去对于欧洲的话语权的，这是愚蠢的选择。至于那些在欧洲都没什么话语权的二等列强，就更加没有能力派出军队入侵一个在人口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初等工业国了，他们的国力支撑不起这样的战争消耗。

    所以在这场战争之后，欧美列强对于东亚地区的外交政策会更加的柔软一些，他们会选择放弃过去所签署的一些不平等条约，来使日本和中国遵守看起来还算公平的条约，但在双方的工业和科技差距下，这些条约的实质还是不平等的，是为了维护先进工业国对后进工业国的不平等贸易。

    简单的说，列强在意识到日本和中国具备了和工业国对抗的实力后，为了防止日本和中国用武力撕毁条约，那么他们就会主动的放弃那些不可能让日本和中国遵守的不平等条约。这就是国家之间以实力为基础的外交博弈。

    我们要借助这一有利时机，团结日中两国的力量，迫使欧美列强做出更大的让步，在列强能够容忍的退让范围内，逼迫列强做出极限的让步。

    比如收回山东的胶澳租借地，将列强的势力限制在长江以南地区，支持越南人民、菲律宾人民和南洋诸岛人民的独立运动，限制法国、美国、荷兰在该地区的殖民势力，并为以上这些地区的民族解放打下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基础。

    如果法国、美国和荷兰失去了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势力，那么英国就不可能在东亚和东南亚维持其殖民体系，这就意味着大半个亚洲都将从当前的欧洲殖民体系中解放出来，这将极大的鼓舞世界各地人民的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而想要达成这一目标，日本和中国就必须要达成合作而不是对抗。那么日本和中国的合作基础是什么？我认为是无产阶级的联合。日本和中国的无产阶级利益是一致的，只有日本和中国的无产阶级分别掌握了日本和中国的政治主导权，两国才会有建立合作的基础。

    如果日本和中国的无产阶级没法赢得国家的执政权，那么不管是封建地主阶级执政，或是资产阶级执政，他们都不会抱有解放亚洲人民的理想，他们只会把这种事当成是入侵亚洲各地的旗帜和口号，从而满足本国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欲望。

    因此，劳工党不应该把自己视为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而应当建立在一个更广阔的无产阶级联盟基础上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各国的无产阶级只有在联合后，才能真正压制住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力量，而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先锋队应当先于无产阶级建立起此种联合。

    我们应当注意到，当前各国社会主义政党所建立的第二国际实际上是违背了无产阶级大联合的历史观点的，他们所主张的联合，不过是支持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在本国获得执政地位，但是对于社会主义政党执政后的国际无产阶级联合问题都是避而不谈的。

    从第二国际的一系列文件来看，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在强调本国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而避开了对于全体无产阶级共同利益的讨论。这种强调其实就是在表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认为国家利益是高于阶级利益的，国家成为了某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圣器，在国家利益面前谈论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对国民的冒犯。

    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为例，作为资产阶级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法国的无产阶级是最具有阶级斗争意识的，因此法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势力比其他国家要强的多，独立社会党人米勒兰能够加入法国内阁，就是破天荒的事件。

    但是这一事件也同样表明了，主张合法的斗争的法国社会主义政党承认了国家利益高于阶级利益，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让·饶勒斯为米勒兰的辩护词，已经说明了法国社会党认为法国无产阶级应当服从于法国的国家利益，哪怕这个国家为资产阶级所有。

    1904年8月的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党人倍倍尔就清楚的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他说：饶勒斯支持米勒兰-是他给国际社会主义设下的最危险的陷阱。

    但是，这不是饶勒斯或其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普遍性问题，正是因为欧洲各国无产阶级对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迷恋，使得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利益，饶勒斯不过是顺应了法国无产阶级的心声，而不是他自己的主观意识。

    这就是我所认为的，欧洲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根本原因。因为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置于自身阶级利益之上。也就是说，战争的保险已经被打开了，资产阶级已经有了扣下扳机的能力，战争什么时候开打，这取决于资产阶级何时扣下扳机，无产阶级放弃了阻止战争的努力，他们愿意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去屠杀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无产阶级。

    日本和中国的对抗和合作，也同样取决于两国无产阶级究竟是如何看待国家和阶级的，如果日本和中国的无产阶级认为，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上战场是为祖国而战，那么日中两国的对抗就不可避免。”

    田均一对林信义的这番话语感受的更深刻一些，毕竟他主要负责政治工作，因此自然能够明白林信义在这番话中所表明的政治理念。蔡锷虽然对阶级利益高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说词并不完全认同，但是他认为林信义做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日本和中国之间是合作还是对抗，这并不取决于一两个领导人的决策，而是取决于日中两国的社会主流看法。

    作为在日本留学过的人物，蔡锷很清楚日本人现在有一种暴发户的心态，在甲午战争中获得胜利，并成功的夺取了历来都是中国属国的朝鲜王国的控制权后，日本人就把过去对于中国的敬畏之心一扫而空了，他们觉得中国这个老大民族在西方文明面前已经落伍，中国要想向西方文明学习，也落后在日本之后，等于是日本的师弟而不是什么师父了。

    按照日本人的观点，既然中国已经落后于日本，那么自然就该对日本执弟子之礼，过去日本是如何对中国的，那么现在中国就该怎么对日本。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日本要的是中国过去在东亚的宗主地位，即所谓的华夷变态。

    日本人的这种爆发户心理，虽然让人看不上，但是蔡锷还是承认了日本明治维新对日本的改造是成功的。虽然日本在推动工业化的过程中，完全把农民当成了耗材，但即便是如此，日本的工业发展速度也不是满清可以比较的。

    1886年北洋舰队水兵在长崎和当地民众爆发冲突，结果造成了死伤事件。日本和满清政府对待这一事件的处理，两国国民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就说明了明治维新运动对日本民族的改造是多么巨大的。

    在长崎事件爆发后，日本政府的第一反应是打不过，然后才是要求低调处理，接着就是日本海军的大扩军，日本国民上下对长崎事件都激发了自强精神。而满清这边，除了聘请的英国军官琅威理认为此时北洋海军实力远胜对手，力请对日本开战外，其他人都想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中国的国民压根就没听说过长崎事件。

    由长崎事件可以看出，洋务运动并没有对中国的国民思想观念有什么全新的塑造，满清的上层对于洋务运动的目标，只是为了保证其对国内的统治地位，对于维护中国在新世界体系下的位置，则丝毫不关心。

    两国国民对于新时代降临的不同观点，使得日中两国对彼此的看法也出现了变化，日本国民过去对于中国为东亚宗主的地位的承认，转而变为了世界上最后一块未被列强殖民的富饶大陆。而中国国民对于日本的评价，则从撮尔小国上升为了新列强。

    所以，林信义说的是正确的，假如中国和日本的无产阶级不能达成一个共同认识，那么两个国家走向对抗几乎是必然之势。因为现在的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不是友好的近邻，而是一个在上升期的新兴列强和一个在衰退期的老大帝国之间的矛盾。

    老大帝国的国民想要保住过去的地位，而新兴列强则想要取而代之，双方之间的诸多矛盾就根源于此。在这种国家关系的剧烈变更期中，依赖一两个领导人的努力去扭转大势，显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如此一来，蔡锷也终于明了了林信义为何会极力鼓励和支持中国革命发展的立场，因为林信义是站在无产阶级联合的观点上支持的中国革命。想要阻止上升期的日本入侵中国，最好的办法不是扭转日本对于中国的看法，而是阻止中国的衰退。只要中国恢复发展，作为体量巨大的大陆国家，压根就不会有人冒险入侵她。

    从这一点来说，林信义确实说的和做的都是一致的，他并没有背离自己所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这对于劳工党和中国革命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毕竟在没有弄清楚林信义的根本目标之前，蔡锷也很难相信真的存在这样一个革命圣人。

    这样一来，劳工党要考虑的就剩下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和日本的无产阶级该怎么联合，又该如何对付日中两国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如何对抗欧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对于田均一和蔡锷的询问，林信义倒是胸有成竹的说道：“保护人的劳动权力，保护人通过劳动获得合理的报酬的权利，我认为是无产阶级联合的基础。不管是日本、中国或是其他国家或民族，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会认同这一立场。

    在此立场上，我们很容易就能引申出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认识。这不仅仅是日本和中国无产阶级合作的基础，也是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联合的基础。只要我们不背离这一根本立场，那么无产阶级之间的联合就不会被破坏。

    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也许会用不同国家工人阶级的工资数字来证明，工业国的工人阶级也分享到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好处，但他们永远不能证明，工人阶级拥有不受限制的劳动权力和获得了超出劳动价值之外的报酬。

    先进工业国和落后农业国的工人阶级受压迫的地位并没有差异性，有差异的是工业国和农业国的生产力水准，在工人阶级创造了更多的劳动价值之后，资本家不得不给与工人阶级更高的报酬，但这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而不是来自资本家的恩赐。

    就如同我之前在会议上说的，武汉工人阶级获得了自身创造的产值的12%不到，扣除各种成本，他们也不可能拿到自己付出的劳动价值的三分之一，但在工资的绝对数量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收入。难道我们能说，是工人剥削了农民才享有了更好的生活吗？”

    林信义的话首先得到了田均一的认同，他连连点头说道：“确实是这样，现在党内外的一些知识分子，整天说党的政策过于偏向工人阶级，农民的生活虽然比满清治下有所改善，但和工人一比，简直就是九天之上和九地之下。他们觉得革命的好处都落入了工人阶级手中，农民付出了很多，但并没有得到和自己付出相应的回报。

    这些言论不仅在工人和农民之间制造了隔阂，也使得党内出现工业和农业的支持者的分裂。我请你在今天的会议上讨论工业和农业关系的问题，就是希望能够纠正党内同志对这一问题的错误看法。

    现在看起来，我的眼光还不够全面，不仅仅国内的工农业之间存在着矛盾，国内外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也同样在制造各国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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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锷、田均一对林信义提出工农关系主张的认同，已经为三人的交谈打下了良好的开端。虽然劳工党的理论多出自林信义的介绍，但建党之前寻求救国之道和建党之后的革命道路选择，这是两回事。

    蔡锷、田均一对林信义感激和信任，起始于林信义介绍给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并为中国革命策划了党组织建立的原则和组织问题，但这并不代表作为劳工党领导人对林信义有着毫无保留的信任，主张唯物史观的科学社会主义者是不会让感情干扰现实问题的。

    如果林信义放弃其日本人的身份加入劳工党，那么他们自然可以毫无保留的相信对方，因为这等于林信义已经和自己的国家斩断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可能再对日本国的利益产生什么共鸣，因为他在劳工党内将会获得的更多。

    但是林信义认为中国革命不能只关心于中国内部的革命，同时也需要日本及亚洲其他革命运动的支持，虽然蔡锷和田均一认为林信义的主张没什么问题，特别是林信义在印度建立的人民委员会给了劳工党以很大的支持，对于英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情报，印度人从英属印度政府那里可以轻易的弄到许多详细的内容。

    虽然劳工党和人民委员会对于土地改革等问题上有着不小的分歧，劳工党更倾向于强制剥夺地主土地进行重新分配，而人民委员会则更倾向于剥夺不支持自己的地主的土地，对那些愿意和自己合作的地主，则采取赎买政策。

    在对待君主制度的立场上，虽然满族和英女王都属于外来统治者，但是列强入侵让中国人激发了华夷之变的亡天下之感，于是和满人深度捆绑的君主制和维护君主制的儒教都成为了旧社会之恶，想要进入新时代就必须要彻底的抛弃并批判君主制和儒教。

    但是对于印度人来说，哪怕是英国人到来之前的莫卧儿王朝也是一个外来政权，且印度形式上的统一是在英国入侵之后完成的，就连印度民族的意识载体-印度教，这也是英国人归纳出来的。

    这就使得印度人民对于君主制度的恶感并没有中国人那么深刻，而印度的知识分子对于大英帝国的感情也是复杂的，既痛恨英国人从印度掠夺财富，把原本富饶的印度大陆搞出了多次大饥荒，但又认为英国人给印度带来了文明，否则今天的印度就会生活在黑暗之中。

    所以，印度人民委员会虽然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但人民委员会的上层更倾向于伦敦的统治方式，这里指的是伦敦的统治而不是大英帝国的统治，和大英帝国对海外殖民地的残暴统治不同，至少伦敦市民还是享受着英国式的自由和民主的。

    只要你不是毫无收入的流浪者，那么伦敦对你就是最文明的地方，毕竟作为议会统治的发源地，伦敦是最强调法治的地方，国王也必须服从于法律的约束，如果没有法律的保证，那么议会就不能压制住王权而成为大英帝国的权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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