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 />     这些知识分子站在农民的角度对集体公社进行的指责，得到了许多自耕农的支持，他们主张政府在农业生产上不应当管理的如此严格，特别是对统购统销政策提出了批评，认为这就是对农民的剥夺，是拿农民的收获去养活工人。

    这些舆论甚至引起了党内人士的同情，劳工党内虽然达成了消灭地主阶级的共识，但是对是否全面推动工业化这一问题上还是存在不少争议的。大部分留学生，特别是留学欧美的留学生都是主张快速工业化的，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已经被满清延误了200年，若是不能尽快赶上欧美的工业化程度，那么下一次列强来进攻，中国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但是许多本土派党员并没有这样的见识，他们认为工业发展是必要的，但关键还是要先让农民改善生活，满清之所以统治不下去了，正是因为农民在列强的掠夺下纷纷破产了。此时的中国人并不认为满清的经济是被列强的工业品打垮的，而是列强用坚船巨炮强迫中国人接受了鸦片贸易，农村凋敝实为鸦片贸易所害。

    这些人之所以反对满清支持劳工党，就在于劳工党能够禁绝鸦片贸易，从而恢复乡村的生产。但是他们对于工业化的力量还只停留在巨舰大炮的印象上，并没有意识到随着电力的出现，西方工业革命开始进入到更大规模的生产模式，过去中国乡村自纺自织的土纱土布，已经被洋纱洋布给冲垮了。

    19世纪末，中国乡村大概一年要消耗400万担棉纱，即便是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市场上的棉纱也主要以土纱为主，但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洋纱进口数量就开始快速上升。到了1902年棉纱年进口236.3万担，棉布2144.2万匹；长江中上游各省进口棉纱占30%，江南地区占10%。

    这些本土党员并没有意识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他们还停留在洋纱洋布的进口上升是因为列强控制了海关，所以土纱土布才没法和其竞争，只要恢复了海关的自主权，那么乡村就可以恢复甲午战争之前的小农经济。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洋纱洋布的成本不断下跌，而小农经济下的土纱土布已经不太可能降低成本了。收回海关关税的自主权可以阻碍洋纱洋布的大量倾销，但是这并不能让土纱土布重新回到中国经济的中心。

    这种静止的看待世界的世界观，简单的把中外分成了不同利益团体的利益争夺，而忽略了工业国对农业国越来越巨大的技术优势，这大约就是儒学教育下的知识分子最大的通病。

    田均一终究不是穿越者，他没有见识过后世那种恐怖的工业生产力，21世纪中国钢铁工人一年炼钢1000吨，一吨钢铁和一吨稻谷的价格相当，而1000吨稻谷即便按照后世获得了工业支持的高产田来计算，也需要1000亩良田，而在这个时代则需要5000亩上好的水田。

    如果直接用今天的稻谷来换算钢铁的价值，那么一吨钢铁至少价值十吨稻谷，这就意味着农业国需要五万亩良田，才能抵得上100年后工业国一名普通钢铁工人所创造的价值。而现在欧美的工业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因此农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低，从而让农业国成为了工业国的收割对象。

    从林信义这里转述而来的对工业时代的印象，终究还是差了一层的，因此在面对党内外对农民请愿的声音面前，田均一也不能不有所迟疑，而这也正是林信义此次四川之行看到的景象，对于集体生产合作社的抵制，鼓吹小农经济对农民最有好处，要求劳工党实施仁政、善政，而拒绝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是什么。

    现在林信义这么一说，田均一立刻就反应了过了，他已经偏离了党最初所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善待农民这句话不是现在的知识分子发明的，而是中国自古以来知识分子挂在嘴边的一句名言，但是从有文字记录以来，知识分子只是打着善待农民的口号为自己谋取利益，没人愿意，也不了解该如何去完成这一仁政。

    减轻农民的负担，轻徭薄赋，不去干扰农民的生活，与民休息，那个封建王朝一开始不是这么做的，到了最后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盛世，然后就开始进入人相食的衰亡之世了。他终究还是不自觉的代入了旧士大夫的价值观，对继续革命产生了犹豫。

    田均一很是惭愧但又无比清醒的对林信义说道：“你说的是正确的，我和其他同志在无产阶级的执基础问题上产生了犹豫，从而给了下面同志错觉，让他们以为劳工党所追求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封建王朝的仁政是同一个东西了。

    这个问题确实应该纠正过来，如果继续让小农经济发展下去，恐怕今天党的支持者，明天就会变成党的反对者了。因为小农经济是避免不了土地兼并的，土地兼并一旦出现，新的地主阶级就会出现，那么我们现在所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就等于是失败了。

    不过，对于那些知识分子说的，收割农业积累以供养工业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的办法吗？当前农业和工业之间最大的矛盾就在于这里，农民认为自己的收获被低价收购了，干好干坏都不能改善生活，工人同志则认为没有工业的话，朝廷和列强早就打过来了，这是必须的代价…”

    林信义也反应了过来，当前的武汉政权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列强的入侵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而是生产力不足。正因为生产力不足，所以工农联盟在击退了共同的敌人之后，双方之间的同盟关系就因为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产生了矛盾。

    这问题除了加快发展生产力之外，就不可能有第二条路可走，要么就是从海外获得大量的无息贷款补上人民的需求和生产力不足的缺口，要么有个外星人运来大批物资免费赠送给武汉政权，否则就避免不了工农业之间对社会资源分配权力的争夺。

    反应过来之后，林信义也就不想就这一问题继续批评下去了，他转而说道：“首先我要再重申一遍，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是有产者的先锋队，也不是受全民委托的议政代表。

    也就是说，党必须站在，也只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农民是工人阶级联合对抗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同盟，但农民是一个群体，而非利益一致的阶级，农民中既有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地主阶级，也有半脱离农业生产的小地主和富农，有全面参与农业生产但拥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也有半自耕半佃耕的小农，最后还有没有一寸土地的佃农。

    这些人中，除了佃农因为没有土地和工人阶级都一样无产外，其他人都是有产者，即便是无产状态的佃农，他的想法和工人阶级也是不同的。工人阶级要求的不是掌握生产资料自己当资本家，而是要求获得全部的劳动所得，而佃农想要的是自己的土地，最好还能雇上几个长工，这样自己就能过上老爷的生活了。

    所以，党不可能是农民的代表，农民也不会承认党是自己的代表，他们甚至都不会承认其他农民能够代表自己参加政治，因为小农经济的生产过程，就是通过兼并土地来达到雇佣他人耕作的致富之路，这条路上是不可能有什么朋友的，只有猎人和猎物的关系。

    正因为农民这个群体存在着诸多矛盾，工人阶级才能联合农民中的一部分打倒另一部分，但无产阶级不能产生这样一个错觉，就是农民既然成为了工人阶级的同盟，他们就会自动的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了，事实上农民在打倒了原有的地主阶级之后，他们想要的不过是取而代之，而不是成为按照劳动获得收入的农业工人。”

    林信义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注视着田均一神情观察了数秒，才继续往下说道：“所以，这些所谓站在农民立场上出声的知识分子，那些主张自己受到了工人阶级压迫的小土地所有者，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强调农业对于工业的给养，而是要求保护私有制。

    因为只有在私有制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农民在私有土地上的耕作和处分自己土地的产出是不受限制的。这也是小土地所有者所认为的统购统销不公道的地方，因为他们无权对自己土地的产出自由定价，这无疑是堵住了他们的致富门路。

    小土地所有者所设想的致富道路，和无产阶级要求的劳动报酬是两码事。你可以想一想，如果每一块土地上的劳动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劳动投入来获得报酬，那么这些拥有土地的劳动者是不可能出售自己的土地的。

    小土地所有者所期望的致富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是可行的，就是通过粮食的稀缺性，在市场供应不足的时间段里高价售出，从而获得比自己劳动付出更多的额外收益，这部分额外的收益才是致富。正是通过市场价格，扭曲了劳动价值和劳动价格的关系，一部分小土地所有者才可能获得额外的积累，最终获得那些不善于经营的劳动者的土地，从而让自己变成为地主阶级的一员。

    所以，党必须要清楚自己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党也必须要明确自己和无产阶级的从属关系，不能把自己当成超越阶级的正义使者，如此便能知晓这些知识分子和小土地所有者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自然也就不会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蒙蔽。

    至于说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只能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民的需求被满足，只要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那么小土地所有者就会发现，自己经营的小块土地不可能再有什么致富的机会，他们也就会彻底的放弃劳动致富的美梦，从而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中的一员…”

    648

    田均一并没有对林信义提出的主张有什么不满意，这让林信义也放下了心来，在武汉劳工党建立之后，他其实挺担心田均一这批人会在中国形势好转之后停留于原地，或者转向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立场。

    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毕竟田均一等人是觉得中国已经无路可走才听从了他的建议，去发动底层民众去对抗满清朝廷和列强，严格的来说，他们甚至连科学社会主义的爱好者都算不上。

    在一场接着一场的战斗中，劳工党上下没有时间去考虑科学社会主义到底适合不适合中国及自己的利益，他们只是抓住了这面旗帜，号召最广大的劳动者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当外部的威胁开始渐渐退去，党内的高层自然就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科学社会主义和自身利益的冲突问题。

    虽然党是依托无产阶级建立的先锋队，但在党建立之后它就不再是工人代表的集会，而是有着严密层次和高度集权的执行组织，因为党的建立就是为了推翻现政权，所以党自身就是一个小型的执政团体，这就意味着政权所拥有的通病，党也一应俱全，只不过程度稍轻而已。

    当党取得了一部分地盘并转化为真正的政权后，党员和官员之间的紧密结合，很自然的就令党走向了传统的精英政治，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官统治历史的大一统国家，知识分子很自然的就把入党当成了新时代的科举，先入党再当官，至于党的理念就变成了新四书五经，党员会热情的去背诵和赞美它，但真正相信的人不多，甚至还会出现把真正的信仰者当成异类来攻击。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有着众多例子，比如张居正就属于想要身体力行去建设大同世界，或者说努力朝着大同世界的方向去治理国家，张居正的下场就是死后被清算，那些文官们不仅将其家人饿死，甚至一度要把其尸体挖出来挫骨扬灰。

    明代的党争和唐代的党争其实是两个类型，唐代党争争的是做事的权力，明代党争则是反对想要做事的人，所以唐代就算四分五裂，外族也很难入侵中国，而明代的士大夫则迅速的投降了异族。

    林信义这次来中国之所以提出要先访问四川，就是要观察一下劳工党是否还在坚持自己是劳动者的代表，还是在取得了现在的成绩之后，想着要当全民代表的组织了。

    为什么全民代表不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因为中国的全民代表是受命于天，是复古的皇权统治，也就是儒家口中的三代之治。在礼乐纲常下，中国是没有阶级矛盾的，只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那来的阶级斗争？

    社会上的所有问题被分为了两类：一类是民众不安分想要挑战社会秩序，这是暴民；一类是天子背弃了圣贤之道，所以天下纷争不断，这是昏君。如此一来，阶级矛盾就被彻底消灭了，因为儒家找好了两个用来替罪的羔羊，既解决了政府镇压民众的合法性，又解决了改朝换代新政权的合法性。

    对于劳工党的观察，就是想要判断党到底是把自己当成人民的代表，还是把自己当成了新的天命。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林信义就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劳工党的立场，毕竟他可不是为中国的新王朝做这些事的。一个掌握了组织能力的反动政权，对于人民的压迫是难以描述的。

    苏联协助建立的国民党制造了四一二大屠杀，希特勒组织的纳粹党则干掉了欧洲一代年轻人，这当然不是林信义想要看到的未来。

    不过情况看起来要比他预想的好的多，也许当初从日本离开的时候，田均一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救国理论，那么今天的田均一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显然要真挚的多，对于林信义提出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反扑威胁，田均一并没有不当一回事，也没有对这些小生产者表现出某种道德上的同情。

    田均一的表现让林信义安心了下来，如此双方终于可以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就这一问题进行没有保留的探讨了。假如田均一不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那么双方基本就不可能谈出什么结果，而林信义也不可能对其表明自己全部的想法。

    因此，在批评了小土地所有者拒绝集体化运动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所带来的危害性，林信义也终于讲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他向田均一坦诚道：“武汉工农兵委员会仅仅把自己当成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权，是难以解决这些小土地所有者所提出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的，因为这一问题确实存在。

    在我们看来，商品的价值应当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标准确实能够用于衡量全球各地的商品生产的真实价值，但是商品的价格和劳动力成本则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美国工人一个小时的工资是英国工人的一倍半，而英国工人一小时的工资是中国工人的二倍半，这就意味着同一件商品即便在中国、美国、英国以相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价，它们的实际价格也会因为劳动力价格的不同而天差地别。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小土地所有者不承认商品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他们认为是对土地的占有，才是粮食这一商品的价值内核，所以小土地所有者希望占据更多的土地，从而进一步聚集对粮食生产的控制，最终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

    以中国四亿五千万人口，而国内耕地8.5亿亩，人均耕地不足两亩，以亩产一石半来计算，也就刚好能够维持全部人口的温饱问题。因此小土地所有者的想法不能说是错误，因为中国的粮食产量不足以维持人口的消耗，那么占据的土地越多，粮食就越多，财富也就源源不断的汇聚到地主的手中了，因为人不吃粮食没法生存。

    所以这一问题的核心就是，农业生产力不足，虽然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八成以上的农业国，但中国的农业依然养不活中国人，这就是为什么农民愿意支持我们打倒地主阶级的关键。但是旧的地主阶级被打倒了，不意味着问题就解决了，实际上问题依然存在，所以小土地所有者努力朝着新地主的方向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下试图阻止这些小土地所有者发家致富，那么我们就会变成这些小土地所有者的敌人，以中国广大的农民数量，再加上列强的干预，我们必然会被小土地所有者掀起的广泛叛乱所打倒，而中国将会进入到更为黑暗的地方势力割据的局面，因为小土地所有者中不可能出现一个具有威望的统帅，他们的小私有者属性，使得他们都会谋求在本乡本土实现割据局面。这就是莫卧儿王朝覆没后，印度大陆在混乱中被英国殖民的历史。

    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从两方面下手。一方面我们应当避免小土地所有者的力量进一步扩大，当前所谓的尽快统一全国的呼声，不是说我们做不到，而是这样的统一只会进一步扩大小土地所有者的力量，革命的力量反而被削弱了。

    如北洋团体和江南的士绅，前者是北方的新贵，后者则是满清统治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占有了大量的土地，成为了大地主的军事和政治代表。虽然他们和我们是敌对关系，但是他们和那些小土地所有者也是敌对关系，只要他们没有被打倒，当地的小土地所有者只会欢迎我们去解放他们，而不是担心土地改革会没收他们的土地。

    但是当我们出动军事力量把这些大地主打倒之后，这些小土地所有者反对的对象就变成了我们。因此，现在统一全国，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因为我们既不能从新解放的地区获得无产阶级的支持，反而让小土地所有者们联合起来了。

    另一方面就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当前提高农业生产力也就两条路子，开荒和提升单位亩产。南方土地大多已经被开发，唯一还有大量土地没被开发的地方，就是北方地区。内蒙、外蒙、外东北和北满地区，有着大量的土地没有被开垦。

    但是这种开垦应当是在党的组织下，以国营农场或军垦单位进行开发，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证，这些新开发出来的土地会变成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增强了私有制经济。

    至于说提升单位亩产，这就需要借助工业的力量，从目前各国的农业发展来看，农业机械、化肥、农药、水利设施和基础道路，无不和工业息息相关。

    不过中国是一个工业极为落后的农业国，从外国引入工业技术和设备，培养工人阶级，实施义务教育都需要大量的投入。这就意味着，在短期内收割农业积累就是既定政策，农民感到不满也是正常的反应，因为他们确实没有得到和自己劳动服出对等的回报。

    这就是为什么，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虽然农民在私有制的问题上和工人阶级的立场不一致，但是农民在工业化的建设上，必然是工人阶级的同盟，一个农业国不可能凭空变成工业国。所以在迫使农民付出劳动的时候，必须要制定合理的计划，逐步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工业品的价格，以回馈农业…”

    田均一对今晚和林信义的交流大有感触，在彻夜不眠的思考了整个晚上后，他于第二天白天再次和林信义做了短暂的交谈，请求其将对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关系写一篇文章，然后交由党的中央委员会议进行讨论。

    林信义欣然接受了请求，并参与了这场会议的讨论。和四年前相比，党的中央机关也进行了较大的变革，之前党的主要决议取决于中央主席团，由六名中央委员组成，扩大会议则增加九名候补中央委员。

    到了1908年，劳工党的规模已经接近五十万，光是湖北境内就有三十万党员，湖南境内约4万党员，这三十四万党员构成了劳工党的核心。全国其他地区还有十几万党员，但对于党的理论研究较为浅薄，毕竟其他地区的党组织几乎都忙于斗争，而没有什么太平时间去研究理论。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