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陕甘地区虽然就此被纳入北洋的地盘，但是北洋也就是名义上拥有这块地盘，基本上地方事务都是大小军头和乡绅做主，比华北地区还要混乱。而即便是华北地区，士绅们对于北京下达的命令也是选择性接受，不喜欢的就丢在一旁当没收到过。

    所以袁世凯很快就发现，他确实没法做到武汉的禁烟政策，因为武汉治下就没有敢于公然对抗政府的地方势力，这些地方势力在土地改革中都被打散或消灭了，而北洋却是依赖于这些地方势力维持的统治局面，于是北京的禁烟运动也就不了了之了。

    而环顾中国，除了袁世凯领导的北洋集团外，其他人连做劳工党的对手资格都没有。北洋集团的统治如此虚弱，劳工党上下的自信自然是越来越强大了。田均一又怎么能够感受到惶恐的情绪呢？但是林信义这一席话，确实是让他感受到了恐惧，恐惧于劳工党的存在基础是否被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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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均一早就不是六七年前看不清世界真实，只觉得中国即将亡于列强的年轻学生了，那时候的他只看到了列强的强大国力和满清朝廷的腐败无能，因此觉得中国的处境和满清入关前的大明实无差别，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人实无胜利之可能。

    这种想法普遍存在于支持变法的年轻知识分子心中，于是谭嗣同才有抛弃边疆地区，只保存汉地十八省的想法，因为大家普遍认为这些地方压根守不住，让汉人去为这些边疆地区流血，倒不如先保存力量发展汉地十八省，以待日后汉地十八省新政获得成果后再想办法取回来。

    那些反对新政的保守派指责谭嗣同等人卖国，一方面在于这些边疆地区几乎都是满人的基本盘，丢弃了边疆地区等于是摧毁了满人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有的人并不认同新政中裁撤官员，废弃儒学，废除八股取士等政策，但是这些政策正是时人所认同的大清弊病，因此采取了围魏救赵之策，攻击谭嗣同卖国来反对变法。

    但是这些反对放弃边疆的保守派，自己是绝不肯移民实边去保卫边疆的，他们把这种东西叫做流放，甚至就连满人自己都不肯回东北老家，当初乾隆时期把京城满人迁回东北，就遭到了在京满人的极大抵制，那个时候倒是没人提满人不爱大清了。

    在林信义传给的人民革命理论和劳工党的具体实践中，田均一终于摆脱了从前的士大夫世界观，他现在已经很清楚的意识到，谭嗣同等人主持的变法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必然会失败，因为谭嗣同等人想要拯救的是士大夫眼中的中国，这个中国和普通中国人没关系，所以支持变法的只有一部分睁眼看世界的士绅，普通的劳苦大众在变法中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还要为新政的实施提供大量的资金。

    明治维新政府为了推动教育和实业，首先就废除了各藩的独立财政，并大肆裁撤武士阶层的利益，还对农民征收起了固定的货币税，维新政府因此遭到了旧士族和农民的反对，各地农民叛乱不断，最终酿成了大规模的旧士族的叛变-西南战争。

    而维新政府能够在农民和旧士族的反抗下维持下来，就是依赖了在新政中分到了土地的新地主阶级，和新政中大受其利的新工商阶层，可以说，维新政府在推动新政的过程中，并不是在挽救旧武士阶层想要的日本，而是构建了一个新的日本，这是明治政府能够在农民不断暴动和大规模士族叛乱的混乱中生存下来的关键。

    而谭嗣同的戊戌变法，并没有去寻找新政受益的阶层去联合，直白的说，他的这位老师并不相信民众的力量，依旧保持着儒家的价值观念，认为治国是士大夫的事，和平民没有关系，这就使得他想要挽救的这个中国，实际上正是反对新政的既得利益者所拥有的中国。

    如此一来，戊戌变法就成为了统治阶层内部的争权夺利，自然也就引不起民众的感情波动了。当慈禧从颐和园赶回北京后，只不过下了几道命令就把谭嗣同等人给抓起来了，压根就没有遭到什么人的抵抗，由此可见维新派的失败。

    而武汉工农兵委员会能够在铁良亲自坐镇武昌的情况成功夺取了对武汉三镇的控制权，是因为劳工党获得了武汉工人阶级的完全支持，正是武汉工人阶级在关键时刻的自我武装，从而保卫了劳工党，武汉新军才全面倒向了革命。

    虽然劳工党此前在新军士兵中做了一些宣传工作，但支持劳工党的士兵大多为新兵，老兵们都习惯服从于军官的命令。而军官中的革命派和保守派其实都是少数，绝大多数都是中间派，他们习惯于见风使舵，并无什么坚定的信念。

    因为武汉无产阶级的武装形成了劳工党在武汉地区的局部优势，这些中立派军官们才会在革命初期选择了观望，从而给了革命派消灭满人保守派的时间，而革命后也是在工人阶级的武力震慑下，中立派军官才不得不接受了劳工党对军队的改造命令，从而让劳工党完全的掌握了武汉新军。

    拥有皇帝支持的谭嗣同连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保证不了，而依赖武汉工人阶级支持的劳工党则把满清的讨伐军队都打垮了，由此可见，人民的力量一旦被正确的组织起来，这种力量就可以粉碎看起来强大的反动力量。

    田均一正是通过这种对比，方才完全的相信，人民的力量足以保卫人民政权，知识分子需要做的就是提高人民的觉悟，让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他的世界观也终于从旧知识分子被改造成为人民史观，认为对抗列强入侵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人民知道，谁才是中国的主人。

    正是在这种世界观的改造过程中，田均一才会迅速的成熟起来，因为他所有的决断，都是依赖于人民史观进行的判断，所以袁世凯领导的北洋集团和士绅精英们才觉得田均一不可理喻，但又偏偏能做成他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整个劳工党，实际上就是一群和田均一一样，被人民史观进行改造的群体，在这种改造过程中，劳工党天然就具备共同的价值观，反对把个人利益当成条件和党进行讨价还价，而这在满清朝廷和北洋团体内是不可想象的。

    满清朝廷和北洋团体都是依托于个人效忠体系建立的，这种个人效忠体系存在的基础就是，下位者向上位者献出忠诚，上位者赐予下位者以权力和财富。如果下位者没有得到合理的报酬，那么他也就可以取消对上位者的忠诚，这就是为什么袁世凯的名声会这么坏的原因，因为大家对他的评价不是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角度，而是从维护这套效忠体系的角度去看待的。

    这就是为什么满清能够以区区几十万人入主中国，并成功统治了中国两百多年，因为儒家的伦理纲常的核心是封建，虽然它的表现形式和欧洲的封邦建国在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下位者的忠诚来自于上位者的奖励，这一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

    简单的说，君主培养一个忠诚的臣子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为了获得这个臣子的忠诚，君主一般不会轻易的惩罚臣子，哪怕他贪赃枉法，欺压良善，甚至出卖国家利益，只要他对于君主的忠诚没有变质，那么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可以被君主原谅的。

    北洋团体从小站练兵时的朝气蓬勃，到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就已经暮气深重了，就是因为一开始北洋招募的是华北地区的自耕农，这些朴实而心思简单的农民一开始以为自己当兵吃粮是为了保卫国家，后来才发觉，其实他们是为大帅当兵，听大帅的话才能升官发财，军纪也就逐渐败坏了。

    袁世凯担任国务会议主席，理论上成为这个国家最高的领导人，地位等同于没有皇帝的法兰西和美国的大统领，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对于北洋团体的控制力反而更差了，因为这些部属认为袁世凯的主席位置是自己的忠诚导致的，所以他们要求袁世凯给与奖励，对于袁世凯约束他们的命令，大多弃之一旁。

    从前北洋军中的军官不过是小地主和自耕农，但是这些人现在都在家乡置办起了大量的土地，成为了数一数二的地主。有的北洋将领甚至把本县一半以上的土地都变成了自家的，以至于家人都觉得这样兼并似乎有些过分了。

    袁世凯毕竟是有才能的，他很清楚国家的根本在于自耕农，这也是他从自耕农中招募练兵的原因，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些部下腐化的这么快，这些军官能够拿出这么多钱去购买土地，必然是贪污了军费，甚至还吃了兵血，而这是小站练兵时绝对禁止的行为，袁世凯也只是这两年把精力放在了政治上，稍稍没有理会军队的事务，结果军中已经恢复了清军的传统。

    但是袁世凯不敢用贪污的的名义来惩罚军官，因为腐化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北洋军官的中上阶层。而这些军官们的态度是，他们为了袁世凯放弃了对大清的效忠，那么袁世凯当然应该给他们以奖励，否则大家还不如继续效忠大清，本质上就是袁世凯的上位并没有合法性。

    也就是因为还有武汉领导的国会盯着，北洋团体也知道没有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就是一团散沙，才不敢公然的向袁世凯讨价还价，至少在表面上还是遵从袁世凯的命令的。所以袁世凯知道，北洋其实已经没法和武汉军队对抗了，因为北洋团体内部的派系已经各自成形，他现在只是北洋团体名义上的领袖，下一些不损害大家利益的命令，大家还能听一听，要是让他们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去和武汉拼命，多半是要卷堂大散的。

    也就是武汉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实在是没有商量的余地，哪怕是毅军将领，作为最先投靠武汉的淮系力量，他们在家乡的土地也依然没有获得额外的保护，这才使得北洋上下团结一致的反对武汉，这种反对不是想要灭亡武汉政权，而是试图维持现状，大家谁也别管谁就是最好的。

    对于这些部下们的鼠目寸光，袁世凯是不以为然的，因为他知道武汉一旦把手中的地盘彻底消化，那么必然会继续向外扩张，最终完成对整个中国的统一，换了他在田均一的位置上也必然这么做，因为政治就是逆水行舟，想要停留在原地就会被抛弃。所以袁世凯打算组建新的军官团来整顿北洋军，而他的想法也毫不意外的遭到了北洋将领的反对。

    在北洋及其他势力把大量的精力用在内部的权力斗争中时，内部消耗较少的劳工党则正大踏步的带着治下民众向着工业化方向前进。只是劳工党的内部消耗虽然较少，但是斗争的激烈程度并不低，只不过林信义当初为党所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度及党的路线方向制度，极大的保证了党内斗争不会变成人事斗争，也就维持了斗而不破的局面。

    在获得了对列强修约的胜利，保卫西藏的胜利，保卫东北领土的胜利之后，党外对于劳工党的执政地位的质疑已经基本消失，哪怕是那些因为土地改革政策对劳工党抱有极大恶意的地主们，现在也不得不承认了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是合法的政府。

    不过地主们承认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执政合法性，是在武力反抗无果下被迫接受的，并不代表他们真的拥护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和劳工党的执政，比如在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控制区域外的地主们现在都主张自治和民主，而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控制区域内的地主们则主张实施温和的土地改革制度，反对把地主阶级一棍子打死。

    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在失去了覆亡的危险后，即便在张家口和锦州获得了胜利，武汉工农兵委员会也依然被列强和国内的地主阶级所敌视，因为大家都认为即便武汉能够把俄国人赶出东北，其自身的力量也会差不多耗尽，那么接下来武汉凭什么对抗国内外联合力量的绞杀？

    这种观点并不仅仅存在于外部的舆论，党内和军中也有这样的怀疑者，因此反对把大量资源用于对俄战争的党内人士并不少，更有极端者甚至打算放弃保卫国家的大义，先完成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执政，也就是放弃对俄作战，先行完成国内统一战争。

    但是随着武汉联合江南光复会等革命力量颠覆了南京等地的满清势力，又越过外蒙进入外贝尔加尔湖地区截断西伯利亚铁路，迫使俄国人彻底放弃对于东方黄俄罗斯的计划，甚至连外东北和滨海边疆区等地都吐了出来，武汉的军事力量几乎一夜之间就进入了列强的层次。

    英法迅速的转变了立场，之前所设想的武装干涉等方案，在武汉取得的军事胜利面前已经不能实现。按照英法的估计，想要击败一个在德国支持下能够动员数百万青年的中国政权，那么英法直接可以放弃除了中国以外的一切利益了，估计德国人是最高兴看到这一幕的。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于对日本的估计，战前英国认为日本和俄国将会拼个同归于尽，哪怕俄国人被打出东北地区，日本也将会被打残废，特别是海战，日俄双方应该是势均力敌的，但是这场战争的结果大出欧洲人和英国人的预料，俄国在远东居然是惨败，日本海军和陆军都展现了强大的进攻能力，中国方面则表现出了惊人的耐力。

    按照德国人的判断，如果俄国人能够复制八国联军时期的进攻能力，那么在迫使北京投降之后，拥有了华北资源的俄国人，未必会和日本人打的这么被动，甚至有可能日本都不敢开战。但是中国军队在山海关一线挡住了俄国的进攻，从而给了日本发起挑战的勇气。

    可以说，这场战争直接颠覆了欧洲对于日本、俄国、中国三个国家的固有印象，彼得堡的官僚主义和俄军统帅的无能，日本军队的蓬勃朝气和中国民众的觉醒，使得英国所主导的东亚秩序彻底破灭。虽然战争之后东亚恢复了和平，但是这个和平和英国人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和平的主角是日本人和中国人，英国人只是充分表达了关注之情，甚至都不能站在弱者的一方反对强者，因为日本和中国都没有打算邀请外人来介入双方之间的和平问题谈判。

    英国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修约问题上做出让步，从而尽可能的保住英国在东亚的商业利益。而英国人在东亚地区的收缩，最先感到寒意的是德国人，因为这意味着英国介入法德矛盾的概率提升了，否则英国人就不会做出海外收缩的举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军方加强了和武汉的合作关系，不仅转移了一批武器制造技术，还加大了从武汉采购战争所需的资源，这不仅刺激了武汉的经济，也进一步加强了武汉政权的自保能力，保卫武汉的长江要塞，正是德国人帮助设计并提供的先进火炮。

    外部的威胁一去，内部的纷争就开始渐渐升温了。之前因为战争的关系，工业化和土地改革在党内和工农兵委员会内部都是不可质疑的方针路线，为了让劳工党和工农兵委员会活下来，就必须要先保证工业的建设和给农民发土地，这种路线方针虽然保证了武汉在军事上不断获得了胜利，但是也同样让那些知识分子、小生产者、小地主、自耕农感到了不满，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并没有得到好处。

    只是在战争期间，这些人的抱怨都被强力镇压了下去，现在外部威胁缓和，主张减少对乡村的压迫的声音就开始高涨了起来，这正是土地改革和工业化政策利益受损阶层对武汉政权及工人阶级的一种抱团反抗。虽然这些声音的背后并没有一个组织，只是利益受损者下意识的呼喊，但无疑获得了不少农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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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形势一片大好的局面，劳工党内及劳工党的支持者们，开始集中于一种倾向：一是想要尽快把国内的其他势力打倒，完成政治上的统一；二是稍稍缓和一下对乡村的高压政策，对那些已经向武汉工农兵委员会臣服的地主、富农给以出路。

    这种倾向并不是战后才出现的，早在劳工党发动了武汉兵变夺取了湖北地区的统治权时，党内的一些人和党外的进步知识分子就提出过，要善待愿意接受劳工党政策的乡绅，使地方上尽快稳定下来，避免武汉工农兵委员会两面受敌。

    当时这些人提出这样的意见，并不全然是出于对这些进步乡绅的同情，也是出于对朝廷武力和列强干涉的恐惧，毕竟太平天国正是在朝廷和列强的合作下被剿灭的，而太平天国之所以没法全力消灭朝廷的力量，正是因为南方的地主阶级不断组织团练反对太平天国的统治。

    只不过他们所设想的和朝廷僵持局面并没有形成，武汉工农兵委员会不仅击败了朝廷派出的毅军人马，还把列强的联合舰队阻挡在了九江以下，这就使得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声望大涨，极大的震慑了地方上的乡绅地主。

    等到对英、对俄两场战争取得了胜利后，融入武汉这个新政权就成为了大多数乡绅们的选择，毕竟那些试图保卫自己土地的乡绅都被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给镇压下去了，而劳工党的高层实际上大多也是出自乡绅和富农家庭，双方之间其实并没有深刻的个人矛盾。

    在大势下向强者屈服，这是中国乡绅的老传统了，蒙元时期忠诚于大元的乡绅最终屈服于明军的武力，大明的乡绅同样向入关的满清八旗大军屈服了，太平天国席卷江南的时候，许多乡绅也是愿意投降的，现在换了武汉政权，一样不会有什么区别。

    虽然武汉政权所推动的土地改革极大的损害了乡绅的利益，但是乡绅并不是不能接受新政权的强制措施，只要新政权能够接纳他们。只要能够融入新政权，那么就算他们现在交出了全部的土地，在新朝也一样能够重新发家致富，毕竟他们受到的教育是没法被剥夺的，光是这一点就已经远远高于许多不识字的文盲新贵了。

    当乡绅举起屠刀加以威胁的时候，劳工党内部还是相当齐心的，毕竟这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从劳工党把消灭地主阶级当成党的土地改革路线之后，党内在镇压地主阶级的叛乱上，是不存在什么异议的，那些对地主阶级抱有同情心的人，一开始就不会赞成党的土地改革路线，自然也就难以在党内存在下去。

    但是在地主们举起白旗投降的时候，许多人就产生了迟疑，毕竟他们中不少人就是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家投降了还不接受，岂不是等于否定了自己的革命性，因此在是否接纳地主家庭的投诚上，党内和党外都有着极大的争论。

    党内的一些人主张应该给与这些地主家庭以出路，毕竟这些家庭是旧时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建设国家需要有文化的人，把他们不加以选择的统统拒绝，那么他们这些人怎么办？难道也要清理出党吗？

    党外的一些人则认为，劳工党已经取得了事实上的胜利，现在只要按部就班的巩固建设治下的地盘，那么统一全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毕竟不管是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或者北洋掌握的北方地盘，都没有建立起成体系的工业，而在武汉，则已经初步建立起了钢铁业的基础。

    只要稍稍有些见识的知识分子就能看得出来，不管是南或北，其实都挡不住武汉的全力一击，现在真正妨碍武汉解放全国的，是列强对于北洋和地方势力的支持。所以，缓和同地主乡绅之间的对立，将有助于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加快解放全国的进程。

    且一些知识分子对于土地合作化运动也指出了不足之处，“土地合作化运动确实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但是，集体公社强迫农民进行共同劳动，极大的妨碍了农民的自主经营，使得公社出现了官僚主义倾向，由于要统一播种，统一收获，使得不少地方错过了播种时间，收获又不及时，以至于出现了减产现象，农民劳作了一年，最终连温饱都谈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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