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地震带上的岛国来说，危机感始终伴随着每一个日本人，对于日本人来说，强大的团体至少能让自己活下去，而弱小的团体只会让自己变成猎物。汉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力是建立在白江口之战和万历朝鲜之战上的，当日本意识到汉人的文化不足以保卫汉人自己后，日本人也就开始真正远离汉文化了。

    像吉田茂这种从小学习汉学的日本精英，虽然对汉文化的典故如数家珍，他四岁上学，十一岁入耕余义塾就读，主要学习汉学，中国及西欧诸国历史，但日清战争之后便开始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最终接受了英国的法律和外交方式。

    他对于中国没有传统日本文人那种精神上的故乡之感觉，反而认为中国是距离日本最近的未被列强所占领的最后一块沃土，日本想要成为列强，就必须要把这块沃土吞噬下去。自小学习的汉学，反而被他视为了打开中国人心的钥匙和吞并中国的工具，他丝毫没有和中国的汉人有什么文化上的共鸣。

    其在东北短暂的外交官经历，也让吉田茂再一次加深了汉人无能力治理国家的印象，虽然中国人能搞一些商业，在农业上也相当的有经验，但是他们对于现代国家的治理，国际社会的准则一无所知，这些中国人依旧生活在中世纪。

    吉田茂甚至还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中国人不懂什么叫公共事务，也没有什么公共道德可言，中国人把国视为皇帝的家产，所以国家兴亡是皇帝的家事和国民无关。同样的，中国人只关心自己的家事，对于其他人的事情漠不关心，所以在中国没有什么公共事务可言，也就不能发展出西方的城市自治组织。

    中国的乡绅虽然会承担一些诸如救灾、治水的公共事务，但其本质是为了维护地方的秩序，以避免自己的生活受到打扰，而且土地几乎都在士绅手中，所谓治水其实就是给自己谋求好处，自然也算不上是什么公共事务。

    吉田茂总结道：中国的人口超过了印度，有四万万之众，是全世界一等一的人口大国，但这四万万民众不过是四万万自私自利之徒，他们不会为了旁人的利益去牺牲自己的利益，他们畏惧强权又热爱强权，只要给他们一丁点权力，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为给众人谋利，而是要为自家谋利。

    所以四万万人不过是四万万散沙，所以满人可以以不到百万人口统御中国，这正是汉文化的落后之处。满人既然能够以落后但团结的小族统治中国，日本自然可以凭借先进的国体入主中国。

    吉田茂甚至还打趣道：“满人常说，今日中国之辽阔疆域都是满人打下来的，大明不过只有内地十八省，其他地方都是满人带给中国的嫁妆。那么我大日本帝国征服亚洲，然后入主中国岂不是更理直气壮？英国人要是当了中国皇帝，大英帝国的荣誉自然也是中国的荣誉，可见中国人是容易被征服的，因为汉文化就是被征服者向征服者献媚的文化。”

    不过吉田茂在抵达武汉之后，他在东北树立起来的对中国人的愚昧且自私自利的印象算是被彻底粉碎了，武汉是一座新城，这种新不是单指城市建设，而是连城市文化的内核也是崭新的。

    在中国，西化的城市其实不少，广州、上海、天津都是较早开埠的港口城市，同时也是列强不断展现其自身实力的地方。其中上海的租界不仅成立较早，且发展速度也远超其他港口城市。

    1845、1848和1849年，英美法三国，分别再上海设立租界，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之后租界地方不断扩大，到了1908年上海租界的面积已经超过了上海县城的面积。

    英国人在经营上海租界上是不遗余力的，南京路和外滩作为公共租界的核心，到处都是西式建筑，英国人还在租界内建立起了西方的城市公共事业。如果不去瞧租界以外的贫民窟的环境，那么上海公共租界确实是远东最出色的现代城市街区，不管是从建筑的样式和现代的城市公共服务来说，都不比欧洲的大都市差。

    不过要是把租界外的贫民窟也视为上海的一部分，那么上海这座城市和加尔各答也没啥区别，老爷们住在白区，下等人住在城市边缘的黑区，白区的富丽堂皇和廉价周到的服务，是建立在对城市边缘的廉价劳动力的压榨上的。

    所以上海这座城市看不到多少中国人的东西，这座城市就是为白人殖民者服务的外来之城，城市里一切最美好的事物都是为白人所有，中国人在这座城市里的形象只有黄包车夫、跑街、妓女、苦力、瘾君子，你看不到一个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绅士住在这里，因为这座城市的主人不是中国人。

    这样的上海虽然繁华，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只有恐惧，他们把上海称之为魔都，认为白人把中国人吞噬在了这座城市的底部，变成了城市不断扩张的基础。相比之下东京虽然被称之为大乡村，但好歹东京还是属于日本人的。

    武汉同样有着许多西方建筑，德国人在这座城市的建设上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事实上德国自己也是一个才开始城市化不久的新工业国，柏林就是一座新的城市。所以德国人在武汉，主要是汉口和汉阳两地进行的建设设计，极大的借鉴了柏林城的建设经验。

    但是德国人不会把这座城市称之为德国的武汉，因为城市的主人是中国人，他们不过是被委托了城市建设的设计任务。虽然德国人倒是很想把武汉变为和上海一样的，属于德国人的地盘，甚至愿意拿胶澳的租借协议来换，但是德国人终究压制不住武汉的工农兵政权，自然也就没法如英国人那样在武汉建立起国中之国的公共租界。

    让吉田茂感到震惊的就在于这里，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洋人都是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特权人士，虽然这引发了许多矛盾，但是中国的官员本身就是特权阶层，中国人和洋人的矛盾在于洋人是否也和官员一样不受法律约束，而不是任何特权都是不应该存在的，许多中外矛盾都是士绅和洋人的对抗，洋人和普通百姓之间的矛盾，其实主要是传教问题，而不是洋人的特权问题。

    中国的平民承认官员有特权，但是洋人不当官就不应该有特权，所以当一个洋人普通百姓获得了官员的特权后，对于平民的认知就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因为他们第一次意识到，特权这玩意不是士绅的特权，而是强盗的特权。只要能打的过朝廷，那么就算平民也可以获得特权。这样一来，原本对于封建体制的盲从心理就破灭了。

    义和团运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平民对于封建等级制度的否定，拳民试图通过武力来获得和洋人一样的特权。不过八国联军用武力把义和团运动镇压了下去，这使得北方的民众不得不承认洋人确实享有和官员一样的特权，因为他们都有着强大的力量。

    吉田茂在东北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中国社会，不要说那些白种人在东北可以享受特权，就连日本人在东北几乎也不会受到法律的约束，中国的平民对于任何洋人都采取了温顺的屈服姿态，完全不能想象就在几年前，这些中国平民还试图把所有的外国人赶出中国。

    而在武汉，不要说日本人，就连白人也不能拒绝警察的问话和检查，武汉也是日本浪人绝迹的一座城市，就算有浪人来这座城市，也会挂上一个正当职业的招牌，否则就难以在此地立足。

    在吉田茂眼中，这里的警察制度和东京没什么区别，甚至比东京更加的严密，因为东京的警察不会寻求市民的帮助，而在武汉这里，警察和市民之间的关系要融洽的多，在抓捕小偷时，常常看到市民出手协助警察。

    在一座新兴城市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流浪人口，一部分是从外地过来讨生活的，一部分则是失去工作而被迫流浪街头的，这些流浪人口构建成了大城市的底层，从而成为了这座城市的阴暗面。不管是东京或是大阪，都有着庞大的流浪人口，吉田茂在武汉看到有人在街头乞讨、抢劫并不感到意外，这就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带来的社会问题。

    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市民居然敢冒着被犯罪团伙报复的风险帮助警察，这在东京和中国都是少见的现象。一方面警察代表官厅，作为政府管束民众的第一线人员，民众对警察的印象其实不会好，特别是中国的警察，大多没有接受过教育，有的甚至就是黑帮的庇护者，民众看到警察躲都来不及，还谈什么帮助警察抓贼。

    武汉市民对于警察的信任，给了他很大的震撼，吉田茂认为，这是民众把政府当成自己人的一种判断，这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毕竟官民之间的对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仅仅从这点来看，武汉这座城市也非常的不符合传统中国文化的标准。

    武汉和盛京、营口等东北城市一样，作为一个新建立的城市，城市的街道上基本看不到什么老年人，但是和东北城市不同的是，武汉市民的衣着要大众化的多，几乎都以棉布为主，穿着传统的丝绸大褂的人很少。

    在东北的城市里，社会各阶层从衣服上就一目了然了，下层民众几乎是衣不蔽体，中间阶层也就是朴素的长袍，达官贵人则穿丝绸和貂皮。这还不提官员出门必然有开道的衙役，普通富豪身边也必然带着一帮下人，否则就难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和保护自己的安全。

    但是在武汉，大众化的服饰掩盖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异，即便是政府官员也不过是穿西服和骑自行车，很难看到大批护卫开道巡街的。对于这种变化，吉田茂其实是感受颇深，因为过去江户时代大名出行也是浩浩荡荡的，但是明治维新之后，这种大名出行的排场就变得可笑起来了。

    武汉市民的服饰和官员的出行改变，实质上已经表明了这个政权正在走向现代文明。吉田茂过去认为中国人不可能这么做，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限制了中国人这么做，但是武汉的所见所闻，则粉碎了他对于中国人顽固不化的印象。

    事实上武汉的变革要比维新政府更加的激进，因为维新政府保留了天皇体制，所以虽然废除了武士的特权，但依然还是承认社会等级制度是存在的，也是必要的。一人之下，万民平等，可只要有一个人高于万民，那么必然就会有一帮人想要跃居于万民头上。

    而作为工农兵政权的武汉政府，他们是不承认皇帝的神圣性的，并认为满人入关能够成功就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反动造成的。因为大明皇帝自己救不了国家，也不允许平民自救，结果就使得汉人成为了满人的奴隶。

    在这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激进批判下，旧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纲常伦理都成了反动思想，中国人提出的人人平等要比日本的平等社会思想更加的平等。而其造成的后果就是，武汉这座城市的高速发展，汉水上开始建设第三座桥梁，而跨长江大桥也正有条不絮的建设着。

    只要看一看武汉民众的精神面貌，再想象一下4万万人都被人人平等的思想号召起来如武汉人这样建设，那么对于日本或其他国家来说，就是恐怖的噩梦，这一刻的吉田茂反而开始觉得东北那些愚昧而顺从自己的中国人，其实更加的像中国人，武汉这里的中国人显然过于迷信西方文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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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田茂对于武汉的中国人的忌惮，自然不是来源于街头的浮光掠影，而是在和中国人的谈判中深刻的感受到了这些抛弃了传统文化的中国人的难缠。

    作为牧野伸显的女婿，帝国大学高材生，也是外务省看好的年轻新血，吉田茂这一次跟着来中国虽然请的是私人假期，但是办的可不是私事。

    他来武汉的目的，一是代表外务省和武汉政权进行私下接触，以判断对方是否存在和日本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此外还要和印度委员会派驻武汉的代表进行接触，讨论日中印三国对抗殖民主义的合作问题。二是代表岳父牧野观察林信义在中国的影响力，好以此来判断和林信义的合作关系该怎么处理。

    就公事来说，吉田茂以在东北和中国官员打交道的经验，最要紧的问题是中国官员没有权限和他们进行任何磋商，事实上中国官府的腐朽程度和黑船时期的幕府没啥区别，办事的人没有权力，有权力的人不肯干事情，于是办事的人要么冒着个人风险承担责任先斩后奏，要么干脆就做个传声筒，上面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上面不说就不做。

    中国官员的这种敷衍拖延战术，一开始还让列强感到了为难，因为此时的欧洲已经通过授权的外交官专门处理国际关系，像东方这种中世纪的君主制度，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打过交道了。对于欧洲各国来说，值得派外交官处理外交事务的东方国家其实只有三个：奥斯曼帝国、莫卧儿王朝和中国。

    这三个国家都是体量巨大的大国，不是几艘武装帆船就能恐吓住的小国，在对待那些无足轻重的小国时，欧洲各国一般不会派出专门的外交官员，而是让舰队司令官自行决定处理，实质上就是把对方殖民地化。

    而在过去200多年里，莫卧儿王朝被英国人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灭亡了，奥斯曼帝国也在欧洲的联合打压下接受了欧洲的条约体系，专门设立了外交人员以和欧洲各国打交道。只有在遥远的东方，即便是工业革命刚刚完成的1840年，英国人也无力组织一支大军在中国建立起类似于加尔各答这样的据点城市。

    因此在战争中占据了上风的欧洲人，还是务实的把中国当成了一个类似于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国家来看待的，只是要求中国官员承认和自己签署的协约有效，而并没有把这个国家视为可以殖民的对象。欧洲人寄希望于用和平的商业和文化入侵，把中华帝国变为第二个奥斯曼帝国。

    但是，欧洲人的设想很快就遭到了挫败，和奥斯曼帝国的慕强文化不同，被欧洲军事力量击败的奥斯曼人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文化不如欧洲文明，开启了向欧洲学习的进程，奥斯曼帝国的各个地方总督也因此纷纷自立，帝国从内部就被瓦解了。

    可是在中国，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让中国人变得仰慕起欧洲文化，太平天国即便还在同满清激烈的对抗，对于欧洲人也是主张平等往来的，拒绝承认欧洲文明比中国的传统文化先进。而和奥斯曼帝国不同的是，中国各个地区的总督即便表现出了对西方科技的兴趣，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也不是利用西方的科技和武器搞独立，而是希望用于整个国家的技术变革，这是一种和奥斯曼帝国截然不同的大一统文化。

    甲午战争之后，满清以小族临大国的虚弱本质暴露，为了维系自己对于中国的统治甚至签署了过于苛刻的马关条约，这才让列强对于这个东方国家的忌惮之心尽去，转而有了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即放弃了用和平的方式瓦解中国的君主制度，转而使用武力逼迫中国的满人政权服从自己的命令。

    日本外交官从列强学习到的对华外交手段就是，大棒加上大棒，他们不需要和中国官员协商什么，而要告诉中国官员，帝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那么帝国会如何惩罚中国。一般来说，害怕事态扩大的中国官员总是会做出让步，从而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所以吉田茂并不害怕和中国官员进行协商，他所担心的是中国官员不肯和自己见面，那么他的威胁就没法实施。但是在武汉这里，这些年轻的中国官员并不害怕武力威胁，并认为合作的前提是互惠互利，绝没有单方面受损的合作协议。

    吉田茂在东北学会的外交手段，在这些武汉人面前毫无用武之地，因为在前往武汉的途中，他看到过了湖口、马当两区要塞炮台的成型，这两座夹江而建的要塞炮台完全的遏制住了长江航道，各国军舰想要通过长江进攻武汉已经没有可能。

    事实上就连英国人也放弃了进入九江以上航道的航行权力，而在一两年之前英国人对于恢复长江航运权力还是不肯松口的，在和武汉的谈判中，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多次的争论，但始终没有得到武汉的让步。

    吉田茂认为，湖口、马当两区要塞炮台的建成，是英国人最终放弃这点要求的重要因素，毕竟英国人自己也承认，军舰在长江航道上是没法和这两座拥有德国大炮的炮台对轰的。失去了武力威胁武汉的可能性，英国人就不得不考虑和武汉关系的僵化对英国的在华利益的影响了。

    德国人是最早放弃长江中上游航行权的，毕竟德国在长江的航运权力主要就是一种列强的待遇，在经济上几乎没有任何收益，长江航运事业主要被英国、日本和中国本土的势力所瓜分，德国人在长江上的航运利益几乎很难和以上三家进行竞争。

    而主动放弃了这些特权的德国人，在武汉的建设初期获得了最大的一份蛋糕，过去德国银行和企业在中国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德国来的太晚，传统的赚钱行业几乎都被英国人给垄断了。而德国还要面对日本、美国这两个后起之秀的竞争，日本和中国靠着文化渊源能把质次价高的工业品卖出去，美国则靠着为中国培养的留学生不断扩大影响力，德国在中国其实并没有什么优势，虽然大家都认为德国货最精，可德国货也是最贵的。

    但是德国人在得到了武汉政权的支持后，德国企业在武汉建立起了一个真正的生产基地，原本价格高昂的德国工业品开始不断降价，而德国过去从中国进口较少，以至于中国需要支付大量的现金给德国，这其实也阻碍了中德之间的贸易成长。

    武汉和德国之间的合作，使得德国开始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德国对中国的进口开始不断上升，并连带着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也获得了快速开发，德国马克成为了武汉政权最重要的外汇储备，大量的德国马克并没有送往柏林更换成黄金，而是变成了对于德国工业的订单，这就使得德国的工业产能和货币信用都得到了扩张。

    1902年，武汉对德国进口总额6000万马克，对德国出口2000万马克，到了1907年时，武汉对德国的进口总额达到了1.5亿马克，对德国出口则为1亿马克。1907年德国对所有海外殖民地的出口还不到4000万马克，中国已经成为了德国在欧洲、美国之外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接下来才是日本和其他国家。

    德国工业品在中国的快速扩张，自然是以中英贸易的停滞为代价的，虽然武汉和德国的贸易更多的在于武汉的工业化扩展出的新市场，但是武汉用以支付德国工业品的现金，其实是夺取了英国对中国贸易的一部分。

    英国和中国的贸易，随着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开发而逐渐形成，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茶叶和棉布贸易，其次是机器和军火贸易。英国人在印度搞出了茶叶种植园后，中英之间的茶叶贸易开始萎缩，但是掌握了纺织业先进技术的英国，对中国的棉布、棉纱输入却极大的增加了，英国棉布采用的棉花来自于美国、印度和埃及，这就意味着传统的中英贸易格局已经改变，过去中国向英国输出茶叶换取现金和棉纱等工业品，那么现在就是英国向中国输出棉纱棉布，而从中国吸收现金。

    这种贸易格局的改变，使得中国的乡村被拉进了英国人所建立的全球贸易，成为了向海外出售粮食等农产品的原料输出国。长江航运权力对于英国商业的重要性，就在于长江是中国中部农业区最要紧的运输通道，掌握了长江航运权力，也就等于掌握了中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得胜利，第一件事就是大力推动日本航运公司在长江流域的发展，因为日本人对英国的政治经济研究的最深入，因此日本人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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