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看到了掌握长江航运事业对日本工商业的利害关系，这也是日本航运企业在长江航运业中获得国家支持的重要原因。

    武汉政权的出现，实质上就是截断了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富余农产品直接外流的通道，通过初级的工业加工后，摆脱了旧中国单纯出口原粮的底层贸易关系，并把这一部分工业附加值和德国工业品进行了交换，这就是英国商人不得不放弃对武汉政权强硬立场的原因。

    英国政府没办法用武力迫使武汉政权重新回归旧的中英贸易关系，那么就不得不考虑向武汉政权做出让步，从而避免中国中部的市场为德国、美国所占领。事实上随着武汉政权在对外作战中表现出的那种能力，武汉政权在中国的势力扩张也非常的迅速，因此列强都认为最终掌握中国的必然是武汉政权，那么英国人考虑的就不是损失中国中部地区的市场，而是要考虑失去整个中国市场了。

    吉田茂也认为各国外交官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哪怕没有来武汉亲眼看到这个政权之前，武汉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了。被各国外交官交口称赞的中国权势人物袁世凯，大家都认为他能够安定北中国的社会秩序，但是却没人觉得袁世凯能够解决武汉政权，毕竟在对俄战争中北洋军的表现远不及武汉军队出色，就连北洋军上下谈起武汉军队也是顾左右而言它，完全没有挑衅对方的豪言壮语。

    1908年东亚战争基本宣告结束，假如不把中国视为一个整体势力来看待，那么东亚大陆上占据了朝鲜半岛和滨海地区的是日本，占据了南满、华北、西北地区的是北洋集团，北满、外东北、外贝加尔湖、内外蒙古、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广、四川、贵州、西藏、山南地区则是武汉的地盘，而两江地区则是数方势力共存，广东地区是同盟会和前清官吏共治，广西、云南、新疆等地在名义上拥戴中央政府，实则是本土势力割据。

    外东北、外贝加尔湖地区之所以被视为武汉的地盘，因为赤塔政权虽然号称自己属于俄国的一部分，但拒绝向沙皇效忠，因为沙皇背叛了人民，而赤塔政权之所以公然和彼得堡对抗，就是得到了武汉政权的支持。

    只要看一看东亚的大局就知道，东亚大陆上能够角逐大陆强权的势力其实只有三个，日本、武汉和北洋，其他人压根没有入局的机会，俄国势力其实已经从本地区暂时退去了。但是日本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想要夺取东亚大陆的主导权力，没有大义的名分，也就是会被所有人针对，因此真正有资格角逐东亚大陆主导权的势力，其实就是武汉和袁世凯，其他各国不过是在这两方分别下注而已。

    然而如果各国不插手的话，北洋压根就没有和武汉对抗的能力，因为北洋势力刚好被武汉的地盘一分为二，西北地区和华北、南满地区是不相连的。如果是古代中国，那么凭借着地理上的优势，北洋集团还能搞一下东西对进，把南北交通运输不便的武汉政权从北方驱逐出去。

    但是铁路的出现，汽车的出现，解决了武汉政权南北交通的问题。中国南北的大动脉京汉铁路几乎大部分都控制在武汉手中，北洋只掌握了石家庄以北地区的铁路段，而联系东西地区的秦豫海铁路建设权又在武汉手中。

    洛潼铁路在经过了三年的努力建设，终于于今年六月完成，硖石驿1760米大隧道更是中国人第一个独立完成的高难度建筑工程，东接槐沟隧道，西连的硖石隧道的八号桥，是一座高45米，长172.5米的大铁桥，这座桥梁的预制构件完全是武汉自己生产，因此极大的缩减了工期。

    洛潼铁路的完成，其实代表着中国的工程技术和工业能力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东清铁路上的松花江铁路大桥，1898年到1901年也是用了三年时间，但是松花江铁路大桥的构件则来自于波兰。这两座桥梁相隔建设的时间不到十年，但是却代表着中国人已经有能力锻造大型的钢铁构件了。

    日本的工程师对洛潼铁路的评价很高，认为中国人不仅很好的完成了设计意图，并且工程质量也非常好，仅以此段铁路的工程能力来看，中国人已经掌握了进行复杂工程的设计和施工能力，并且在钢铁构件的制造上也达到了欧洲水平。

    这一评价的背后，实质上代表了一部分学习理工科的日本人对中国修正了愚昧落后的印象，认为现在的中国和日本一样，都在追赶着欧洲的先进科技，而不是如从前那样躺在原地装死。

    一个愿意发展的中国，自然是不能当成猎物来看待的，这是这种声音并没有为日本上层精英所认同，毕竟日本第一流的人物都在学习西方的法律和政治，第二流人物则学习军事，只有第三流人物才会去学习理工。日本的未来是掌握在吉田茂这样的精英手中的，但是学兼中西的吉田茂并不相信科技能够改变中国，他觉得政治和法律才是富国强兵的源泉。

    因此对于中国在科技和工业上的追赶，吉田茂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应该和中国人好好合作，而是想着该如何限制对方的发展。吉田茂的这种文人思维，使得他在谈判中始终得不到中国代表的认同，甚至在日中印三方的会谈中，中国和印度代表也颇有把日本排除在决策圈之外的意思。

    吉田茂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的谈判方式造成的，反而认为这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在搞针对日本的阴谋，他一度建议松方幸次郎在商业谈判中态度应该姿态强硬，树立起日本在三国的领导地位形象，毕竟三国合作的话，日本将会承担起重要的融资业务。

    不过松方幸次郎对吉田茂的建议不置可否，他压根不理会吉田茂所谓的中国的快速发展将会成为将来日本的威胁言论。他想要的是现在的大臣位置，至于将来的日中问题，那是将来的大臣要考虑的问题，吉田茂不过是个刚刚进入外务省的年轻人，考虑这种问题未免太早，牧野来对他说这样的话还凑活，不过他也不会为此放弃自己的利益。日本的未来，难道有他的未来那么重要吗？

    645

    吉田茂对于松方幸次郎的为人也是大感失望，在他眼中的松方幸次郎，作为松方元老的儿子本是日本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他们天然就应该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是松方幸次郎对于个人前途的关注，显然要高于对国家前途之关注。

    吉田茂虽然是明治维新时代的受益者，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称自己是统治阶层，长萨藩阀和天皇陛下的近侧，才有资格说自己是日本的统治阶层，比如他岳父就是其中之一员。

    而岳父牧野伸显在政治上表现出的强烈企图心，让吉田认为这才是国家统治阶层应该有的模样，而他愿意娶牧野伸显的女儿，也是希望能够就此成为国家统治阶层的一员，如果没有这样强烈的企图心的话，那么以他所拥有的财富，实际上不娶牧野家的女儿反而活的更加自在。

    旧华族选择联姻的对象一般都是皇室和旧华族，维新政府成立之后，过去贫困潦倒的京都公卿们突然就对自己的门第重视了起来，他们不再如过去那样把女儿随便嫁出去，而是试图通过婚姻维系自己的华族地位，如柳原前光伯爵把女儿嫁给弱智的北小路随光子爵，就是出于这种心理。

    而维新新贵们则试图用婚姻吸纳那些贫寒但有才能的年轻人，好让这些年轻人继承自己的政治资源，从而把家族的权利维持下去。这种婚姻看起来是对贫穷而有才能的年轻人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但实际上却是把这些有才能的年轻人变成了新贵家族的政治打手，他们的才能被新贵的政治立场所捆绑了。

    以吉田茂所继承的遗产，他压根就不需要把自己和某个新贵家族捆绑在一起，他只需要按部就班的在外务省工作，那么凭借他所拥有的财产，也一样会冒出头来。现在他成为了牧野家的女婿，在政治上反而受到了约束，而实际上牧野家能够给他的资源并不多，毕竟牧野伸显还不是萨摩阀的主事者，甚至牧野连自己的政治抱负都没能实现。

    但是吉田很欣赏岳父的政治抱负，所以才会接受这场对于自己来说并不划算的婚姻。在某个角度来说，吉田茂并不是在和牧野家结亲，而是在和牧野伸显本人结亲，凭借着岳父和女婿的关系，双方在政治上达成了一致的同盟。

    牧野虽然是大久保一系的少壮派领袖，但牧野并不支持藩阀政治，他主张日本政治应该向英国政治看齐，也就是为了日本这个国家的前途考虑，藩阀政治和元老政治都应该被取消。吉田茂是支持岳父的这个看法的，而这也是他认为他和岳父都是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前的判断基础，毕竟为了国家的未来，作为藩阀一员的牧野伸显却主张取消藩阀政治，还有比这更加无私的决定吗？

    但是松方幸次郎和牧野伸显却是两类人，他几乎从不提日本的未来，而只是关心这件事对川崎造船所有什么好处，或者动辄拿林信义的话来堵吉田茂的嘴，这种关注私利的作风自然就让吉田茂难以认同了，特别是松方还是国家统治阶层的一员，天然就享受了比其他人更多的权利。

    吉田茂对松方幸次郎的恼火就在于，他觉得自己是在为对方的利益在努力，他不觉得自己现在和岳父、松方具有同等权利，但是松方幸次郎不仅不领情，还整天给他拆台。至于洽谈团队中的另外一人-林信义中佐，吉田对其也有着不小的怨气，但却有种无法言说的感觉。

    他此行的一大任务还包括观察林信义在中国的影响力，但老实说，他压根就没法去观察对方的行踪，因为中国人对待林信义，和对他们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人把他们当成是贵宾，住的是武汉最新式的旅馆，不仅环境优雅，水电冰箱和独立的卫生间都齐备，设施非常的现代化，虽然不及帝国饭店豪华，但至少没有不方便的地方。

    至于林信义，则一到武汉就被邀请住在了田均一等劳工党高层的住宅区，在汉阳的龟山附近，据说就在田均一住宅的隔壁，据说是因为吉田茂还没有资格被邀请前往参加田均一的私宴，倒是松方幸次郎和林信义夫妻一起参加过。

    而在谈判的过程中，其实林信义只是出席了第一次会议，并做了一个关于三国合作的重要性讲话，然后就没再参加了。所以，观察林信义在中国的行踪，对于吉田茂来说反而是最困难的任务，但是想要了解林信义在武汉政权的影响力，他倒是时刻都感受到了。

    林信义不仅可以随意带人参加武汉最高领导人的私人家宴，这让松方幸次郎对中国人的友好时刻挂在了嘴边，甚至还能给谈判工作定下基调，不管是中国代表，还是印度代表，哪怕和他们争论的再激烈，但也没有中断谈判的想法。

    所以，林信义的想法对于吉田茂来说就是一个谜，他为三国合作所打下的基础可谓是不可置疑的功绩，但是他并没有把对中国和印度的那种影响力化为实质性的对日本的让步，吉田茂认为林信义真要这么去做的话，应该是能够做到的。

    对于吉田茂来说，林信义并不是如岳父和自己这种时常把国家挂在嘴边的统治阶层，但他也不是如松方幸次郎那种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之前的自私之人，这就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但吉田茂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只有林信义才能压制住松方幸次郎，他自己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唯一的问题就在于，林信义压根不出现在宾馆和谈判会议上，他似乎真的把这趟中国之行当成新婚旅行了。吉田茂想要找对方好好谈一谈，也没法办到。

    而在吉田对林信义充满怨念的时候，林信义确实是在游山玩水，他顺着当日的路线去了成都一趟，沿途进行了走访和观察，和当日进军西藏时做了一个对比。在吉田茂大力抱怨他的时候，他刚刚返回了汉阳码头。

    田均一听说他回来后，就立刻邀请了他进行晚宴。餐后，田夫人将林木子带去了一旁客厅说话，木子早就开始学习汉语，虽然不及林信义熟练，但是做基本的交流还是没有问题的。而田均一则和林信义去了书房交谈。

    田均一询问林信义对这趟四川之行的观感，林信义也直言不讳的说道：“和几年前相比，四川的鸦片种植少了，吸毒者也少了，劳动者看起来稍稍富裕了些，如果和满清时期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极好的转变，但是，这种经济上的转变，对于无产阶级政权来说，并不全然都是好事。”

    田均一对于林信义的话语颇为吃惊，他是知道林信义能对自己说实话，才会第一时间邀请他谈谈见闻，他甚至已经做好了接受有大问题的心理建设，但是他真的没有想到林信义会从经济变好来批判四川的变化，这让他不由有些糊涂了。

    田均一于是坦率的表明道：“我不是很理解你的话，你说四川的社会经济要比前清时好，为什么这对于无产阶级政权来说，反而是一件坏事？社会主义的实践，不就是发展生产力吗？”

    林信义点了点头又摇着头说道：“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发展生产力，是建立在劳动创造社会财富，且是唯一创造社会财富的方式基础上的。

    按照社会主义的理论，阻碍人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关系，实质上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导致了有劳动能力的人无法通过劳动来创造社会财富，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中国进入成熟的农业时代后，封建王朝几乎没有挺过三百年的，每个王朝末年都把土地兼并视为了王朝覆灭的原因。但从根本上来说，土地兼并不是王朝覆灭的根本原因，因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就是一个高度土地兼并的时期，以至于英国人说这一时期是羊吃人的时期，地主为了放牧羊群，把大量的公有地化为了私人土地。

    为什么中国和英国都出现了土地兼并，但中国的土地兼并造成了王朝更替，而英国的土地兼并却推动了工业革命？我以为，这两种土地兼并造成的后果不同，就在于中国的土地兼并制造了大量的无生产的流民，而英国则通过向殖民地和城市工厂转移失地农民，给了这些失地农民一个劳动的出路。

    四川当前的经济好转，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也就是无产阶级政权用暴力手段把地主手中的土地重新分配给了失去土地的农民，获得了劳动资格的农民能够在私有土地上创造财富，他们自然就感觉到生活开始好起来了。不仅仅是农民这样看，不少社会精英也是这么看的。

    但是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经济的繁荣不过是一种王朝初期的虚假繁荣，因为小生产者只有在私有土地上才能进行劳动，一旦他们失去了这小块的私有土地，那么他们就立刻从小生产者变成了无地农民，再一次被排挤到了社会生产关系之外。

    随着科技的发展，用人力耕作，一个壮劳动力不过耕作五亩；用上畜力，一个劳动力最多也就耕作20亩；采用拖拉机，一个劳动力可以耕作400亩。也就是说，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个人能够耕作的土地面积是不断扩大的，但是和平时期的人口则是不断增长的，也就是说，人均耕地只会越来越少。

    所以，四川当前的小土地私有制度所营造出来的繁荣景象，很快就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破灭，如果无产阶级政权接受了这些小生产者和社会精英的看法，认为不干涉农民生产，让农民自由的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劳作，一个新的盛世就会到来，那么我不得不说，这样的盛世在唯物主义的世界上是不会出现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变质倒是确定的，因为小生产者的互相吞噬，必然会谋求国家机器的支持，腐蚀政权就是小生产者必然的选择。”

    田均一觉得自己背后突然有些湿漉漉的，他好久都没有这种感到惶恐的时候了，毕竟在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后，他看到劳工党的力量一日强过一日，而国家的环境也在慢慢变好，过去武汉码头上最出名的货物是茶叶，但是甲午战争之后土烟却成为了大宗货物，隐隐有压倒茶叶生意的意思。

    茶叶贸易有很大一部分是对外贸易，是可以为国家换来外部的资金的，但是烟土贸易几乎都是内销，除了吸纳乡村和城市家庭的余钱外，几乎不创造任何价值。烟土贸易规模的扩大，实际上代表着农村里的资金流从生产端流向了消费端，本就资金短缺的乡村，变得更加的贫困了。

    满清闭关锁国200余年，使得国民大多愚昧不堪，就连上层的社会精英也搞不清楚鸦片战争到底和那个国家在打，但是这种愚昧是思想禁锢导致而不是人种问题，因此打开国门不久，有识之士就意识到了鸦片贸易不断扩大的危害性。

    汉口码头的茶叶贸易衰退，土烟生意胜过了洋烟，这其实就代表着农村经济正快速的衰败下去，农民在吸食鸦片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劳动生产的权利和能力。但是满清时期的精英们虽然了解这个事实，可是他们在禁烟问题上却拿不出可行的办法。

    强制销毁鸦片，则引来了列强的干涉，通过税收限制鸦片的种植和销售，却使得各地官府把鸦片种植当成了地方财源进行保护。鸦片在辛丑之后，几乎成为了百姓的日用品来销售，哪怕是再偏僻的乡镇都能看到鸦片摊子。

    只有在武汉政权建立之后，鸦片种植面积和鸦片贸易规模才开始快速下降，这不仅仅是武汉政权的一大政绩，也是许多反对劳工党的地主阶级所承认的，武汉政权确实有人主气象的一个说法。那些反对土地改革的地主阶级，有一部分却并不反对武汉政权的统治，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一个强力的政权对于现在的中国是必要的。

    袁世凯就任国务会议主席后，不是没有想过在北洋的地盘上实施和武汉类似的禁烟政策，袁世凯本人就是极端反对鸦片吸食的社会精英，北洋军中吸食鸦片是重罪。但是他的想法没有得到北洋集团和北方士绅的支持，一大原因是鸦片税是北洋集团不可或缺的财政支柱，那些地方官员普遍抵制全面取缔鸦片贸易的政策，表示一旦鸦片贸易被禁止，地方财政就出问题了，除非中央提供财政补助。

    袁世凯一开始还想用权术迫使地方官员接受自己的命令，毕竟作为中央政府北洋居然在禁烟问题上落后于武汉政权，这其实已经冲击了北京政府的执政合法性。由于鸦片战争是列强打开国门的开端，因此禁烟问题其实和反对列强入侵在民众心里是画等号的。

    不敢禁止鸦片贸易的政府，实际上和满清朝廷没什么两样，特别是有了武汉政权这个参照物，北京的压力一直都很大。袁世凯自负自己的手腕不会比武汉这些人差，事实上这不是他的个人感觉，许多中外精英都是这么说的，武汉颁发的许多政策都是不留余地的，比如推动土地改革，比如废除治外法权，比如废除长江航道的外国军舰航行权，这种不留余地使得武汉政权树敌颇多。

    不管是本土的士大夫精英，或是海外留学归来的精英，都批评武汉政权在内政外交上一味使用蛮力，既没有中国传统的王道主义，也没有外国的民主政治，所以武汉治下才会如此不太平，反抗武汉统治的地方武装叛乱几乎年年都有，只不过都被武汉用强大的军事力量镇压下去了。

    相比之下，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团体在接受了满清退位的遗泽后，地方上几乎就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甚至许多原本效忠清室反对袁世凯的清流，在退位诏书颁发后，也识时务的承认了袁世凯当国的现状。比如杨士骧前往接任陕甘总督，彼时光绪尚未退位，但是反对汉人掌权的满人总督也没有抵制杨士骧接任，陕甘地方也没有要继续保卫清室而拒绝承认杨士骧的任命是非法的。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