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文化课现在的情况，一张白纸。文化课的未来有待于我们一起去填充内容，所以大家的想象力和执行力，决定着文化课的未来到底是绝世名画，又或者只是废纸一张。”

    随着众人被林信义的开场白吸引住后，林信义便放下了手中的卷轴接着说道：“如果我今天和你们强调纪律和服从，那么海军不过是多了一个服从上命的官僚机构，这样的机构在海军中比比皆是，我不认为这种机构对海军有什么好处，毕竟文化对于提升军队的战斗力来说是相当玄学的，与其通过文化来激发军人的勇气，倒不如老老实实的多购买一艘军舰，多训练一次作战和开船的技艺。

    所以，文化课虽然有负责激励军人士气的责任，但这并不是文化课的全部工作。现在，我想请大家各抒己见，说说看，文化课究竟还有什么工作是我们必须做的，什么工作是可以做的…”

    水野广德大尉很快就发觉，除了他和百武源吾大尉之外，其他人很快就进入到了讨论状态中，显然这种会议模式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对于他们两人来说，这种没有主题的会议就有些让人难以适从了。海军中并不缺乏可以自由讨论的会议，不过这种自由讨论是在上官先确定了主题之后的自由讨论，而不是连会议主题都在讨论范围之内。

    应该来说，海军内部的民主气氛要比陆军强的多，但这种强也只是和陆军作对照，明治初期建立现代陆海军时，军中的民主气氛还是比较浓烈的，毕竟大家对于什么叫现代的陆海军一无所知，所以只能集思广益。在这种不分阶级的讨论中，日本才建立起了一支有别于封建时代的现代军队。

    不过随着陆军转向学习德国军制，和西南战争造成的对军中异己思想的镇压，陆海军就开始变得保守且重视阶级起来了，上级对于下级的蛮横无理举动，下级必须要无条件的服从，不得反抗，否则就要受到军法的惩处。

    水野广德和百武源吾都是在这种异化的军事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当然后者受到的上级刁难要比前者少得多，毕竟军中欺负人也是要看背景的，对于那些地位高贵的皇室成员和军二代，他们只会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而不是这种服从性的折磨教育。因为对于皇室成员照顾的过于周到，以至于伏见宫博恭王主动退学跑去德国留学了。

    所以水野广德和百武源吾都感受到了在圈子之外的隔离感，虽然林信义在会议中并没有区别对待他们，但在这样的自由讨论中，两人发觉自己的资历失去了效用，能够在会议中取得主导权力的，只有那些发表意见获得多数人赞同的人，而不是前后辈关系。

    一般来说，林信义虽然就任了文化课课长一职，但水野广德和百武源吾作为课内的资历深厚者，将会顺理成章的负担起课内的日常工作，这也是两人被安排来此的一个原因。但是这场会议就打破了这个潜规则，在会议的讨论过程中，大家很自然的就把文化课的工作分为了三个部分：内宣工作、外宣工作、总务工作。

    林信义顺势就把水野广德和百武源吾及井上继松大尉三人安排在了内宣工作上，毕竟这也是海军上层认为的文化课的主要工作，其他六人则分别安排在了外宣小组和总务小组，文化课也就粗略的分成了三个工作小组。

    水野广德意识到，他和百武两人实际上失去了位于林信义之下的第二、三人的地位，现在课内各人显然是平等的，没有什么明显的上下级关系，大家手上各有分管的工作，对于有争议的部分则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虽然这种工作分配的模式削弱了他和百武的资历优势，但水野还是保持了沉默，没有对林信义提出异议，因为林信义能够把工作安排到每个人，这点就很让人吃惊了。在来文化课之前，他都没想过文化课居然有这么多工作可以做，但是现在这么一讨论，水野才发现文化课要做的工作居然比作战部都要繁琐了，这些工作他完全不知该怎么入手，因此自然也就没什么可争的。

    百武源吾的想法也许和水野差不多，他也没有对新工作的安排提出什么不满，于是，林信义便开始对初步成型的文化课谈及了自己的工作思路。

    “当前我们要做的主要具体工作有这几样，第一个是宣传工业化的意义和海军为什么要支持工业化；第二个是处理好海军及外联企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财务方面的账目一定要清楚。文化课现在掌握的民间报刊和正在谋求设立的一系列媒体工程，都会放在将要成立的东洋文化艺术基金会名下，不把账目处理清楚，我们之前所做的工作就会变成海军身上的污点了。

    第三项工作内容是准备好大规模的调查工作，这些调查工作的目的：一个是为日本的工业化道路设计提供资料参考；一个是对海军内部的官兵情绪进行调查，搞清楚有多少人愿意留在海军，为什么留下？多少人想要复员，为什么想复员？

    当前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以上三点，内宣、外宣和总务三个小组要密切配合去完成它…”

    应该来说，文化课的正式成立工作会议召开的还是不错的，至少东乡次长对于林信义递交上去的会议纪要是满意的，当然文化课的主要工作决不仅只这三项，至少林信义现在自己负责的舆论工作就没有对课员们公开。

    山本海相在内阁会议上对着私铁国有化方案发难，政友会在会后很快就发起了反击，他们在报纸上指责军部肆意干涉政府工作，完全是藩阀作风。

    但是很快就有倾向于陆军的小报登出了对私铁国有化方案的揭秘报道，该报道宣称：“自1872年京滨铁路建成，30年里日本铁路里程建成超过7000公里，可以说环绕日本本岛的铁路干线网已经基本完成，为国民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可是当初私人建设铁路时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所以许多铁路线路设计不够合理，且工程质量低下，30年过去后，许多铁路线路不是处于亏损就是运行状态不佳，而最糟糕的是，当初为了减少成本，铁路设计采用了窄轨。

    对于经济尚不发达的明治初期而言，窄轨铁路确实是满足了民众的需要的，毕竟当初日本各地并没有那么多人和货物需要通过铁路运输。但是现在的日本经过了40年维新，国力处于快速的上升时期，各铁路干线的交通已经不敷使用，可是私铁公司并不愿意投入巨资去改造这些老旧铁路，便想要把铁路出售给国家。

    请国民们想一想吧，国家收购了这些老旧铁路之后下一步是做什么？难道不是投入巨资进行改造吗？这不就是等于花费了巨额资金购买了一堆废铁？假如政府真的是为了国民出行考虑，为了国家的未来考虑，那么就不应该考虑购买这些废铁，而是在这些旧铁路边上建立全新的标准轨距的铁路…”

    陆军指责私铁国有化方案是政党向财阀们输送利益，财阀们控制的小报自然不甘示弱的进行的反击，把陆军迟迟不肯从满洲撤军，且还想增加到25师团的事拿出来说事，认为陆军的所作所为就是打算把国家拖入到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中去，国民根本不能从战争中受益。

    支持战争的右翼分子立刻对反战言论的小报进行了反击，他们主张日本这个国家本就是军部在一场场对外战争中建立起来的，要是没有军部在日清战争中的胜利，怎么能够获得清国数亿两白银的赔偿？怎么能够让日本登上朝鲜半岛？

    而在今次的战争中，日本付出了数万条人命和十多亿日元，自然就应该获得比日清战争更大的回报，假如中国和俄国不承认这一点，那么就必须要把战争进行下去，此时提出和平就是对天皇、对日本国民、对战场上牺牲的军人的背叛。

    在争论中，有人更是提出：日本现在不是没钱打仗，而是钱都被财阀们给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日本是天皇的国家，大家都是天皇的臣民，为什么一部分臣民占据了大部分财富，而大部分臣民却连温饱都很难解决，这难道是天皇所允许的吗？应该以天皇的名义没收所有的土地和工厂，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国民，而工厂收归国有，为战争服务…

    这篇文章很快就被政府下令禁止了，不过这篇文章的作者倒是被许多人记住了，许多人都认为这位叫做北辉次郎的人说的很有道理，于是连带着他此前被禁的《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一书也被私下传抄开了。

    应该说，一开始支持军部的报纸和财阀控制的报纸互相攻击的时候，陆军上层是半推半就的，一方面他们觉得打击一下政党不是什么坏事；另一方面他们也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毕竟国民总不能把军部和民党一起打倒，然后自己组建政府吧？

    但是随着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右翼分子和政党成员亲自下场论战，这场舆论大战就渐渐失去了控制，变成了陆军和政友会之间的直接对立了。海军和宪政本党虽然也被舆论波及，但双方却表现的很克制。

    于是在4月中旬，原敬为了平息民众对于政友会推出的私铁国有化方案不满，宣布辞去内务大臣一职，这实际上宣告了私铁国有化计划的终止。一周后，外相加藤高明也宣布辞职，加藤的辞职是因为日本的外交陷入了死胡同，他既不能要求中国对日本做出补偿，也无法改变立场要求陆军无条件撤军，只能称病请辞，于是西园寺内阁变得摇摇欲坠了。

    第580章

    “是时候给他们最后一击了。”当原敬宣布辞职时，林信义如此在东洋经济新闻报报社的大会议室内对诸人如此说道。

    东洋经济新闻报在改名前叫万朝报，海军省通过一系列的合并，最终把万朝报在内的十余家报纸合并为了一个报业集团，然后整合资源变成一主二从一刊物总计4份报刊。

    当然，万朝报是十余家报纸中最大的一家，其他小报合并起来销售量都不及万朝报的三分之一，毕竟有些小报简直可以说是个人公司，一天的销售量也就百余份。

    之所以此时东京的报业如此繁荣，一方面在于东京聚集了全国主要的大学，而东京地区的教育水平也比其他地方高得多，加上江户之子最喜欢听各种小道消息，所以报纸销售的情况远高于其他地区，大阪的经济比东京强，但是报纸的销量却远不及东京，就是因为大阪人只关心赚钱的消息，对于其他新闻并不感兴趣。

    另一方面则在于工业方面落后于大阪的东京，在印刷业和造纸业上却强于大阪，这也是江户时代遗留的传统，因此在东京印刷报纸要比其他地方便宜的多，而只要报纸的发行数量达到一定数量以上，印刷报纸和印刷钞票其实没啥区别，因此总有人忍不住投身于这个快速出名且能致富的行业。

    由于报纸行业的竞争过于激烈，因此明治时代的小报在市民关注的政治新闻、耸人听闻的罪案和黄色故事上就相当的大胆，这也是许多小报虽然刊登着各种下流的故事，但是在政治问题上却几乎都是激进主义者，因为不激进的政治评论压根没人关注。

    林信义整合小报资源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试图掌握一种舆论工具，因此自然不会主张走激进主义和刊登整版的黄色故事或名人绯闻，他需要报纸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但又不能动辄要求推翻政府、推翻天皇这样的激进口号。

    这样的办报思路相当的不合黑岩等人的胃口，但是对从平民新闻社退出的内村鉴三、木下尚江、石川三四郎等人却是认同的，在平民新闻社被政府下令关闭后，这些家世不错的社会主义者在和政府对抗上表现了软弱性，他们不希望和幸德秋水那样被判入狱，从而丧失掉自己的名誉和社会地位。

    从某个角度去看，平民新闻社被政府严厉打击的后果，就是使得这些人进一步倾向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而疏远了更具有对抗现实意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是从倾向于革命转向了社会改良进步的学说。林信义给东洋经济新闻报定下的进步路线，自然是大受这些人的欢迎的。

    而此时林信义说要给他们最后一击，会议室内的众人其实都清楚，这个他们指的是推动私铁国有化的政友会和主张扩军的军部。过去他们虽然反对财阀和藩阀，但实际上他们的反对是相当虚无的，因为他们提不出推动社会进步的路线，只能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去批判政府做事的好坏，也就是只批评不做事。

    但是在林信义提出了日本工业化路线的道路，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推动社会的进步路线后，这些进步主义者总算找到了一条可以前进的道路，而他们也在林信义的领导下，成功挑起了军部和民党之间的舆论对抗，让藩阀和财阀的勾结出现了破裂。

    因此听到林信义的最后一击，大家都认真了起来，想要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才能让进步主义获得最后的胜利。林信义则胸有成竹的说道：“最后一击当然是让国民发出自己的声音，做一个问卷调查，让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爷们知道国民现在对他们有多不满，从而让他们产生对于民意的畏惧。”

    安部矶雄当即追问道：“问卷调查？这要怎么做？”

    林信义道：“设计一份问卷，然后到街头邀请路人作答。嗯，我已经让人准备好了一些小礼品，只要完成一份问卷就能获得一份礼品。问卷的对象就定在三到五万的数量上，有了这样一个基数的人群，应该很能代表国民的看法了。”

    有人惊讶的说道：“三到五万份问卷，这得准备多少礼品？而且我们也没有这么多人手去完成吧？”

    林信义道：“人手可以请大学生帮忙，这也算是一种很好的社会体验，我们只要支付一些餐费和日工资，对于那些表现出色的大学生，还可以作为人才储备，今后报社可以优先录取。

    至于礼品倒是不用担心，这可以通过广告费用进行处理，之前我已经让人去处理礼品的问题了，你们不必考虑这点，重点是要把问卷内容设计好。

    我已经想好了三个问题，你们再按照类似的方式补充下，最好把问题限制在10-15道之间，设置为选择或是非方式的题目。

    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赞成政府给陆军拨款，以继续这场战争？第二个问题：你是否赞成用国民的税金购买财阀控制的破旧铁道？第三个问题：你是否支持给海军拨款以保卫国家？这三个问题不可以调动次序…”

    这样设置问题显然是在刺激国民反对陆军和政友会了，哪怕对于军部和政友会有所不满的进步主义者也觉得有些过分了，因此安部代表大家说道：“这样的问题设置，陆军和政友会应该不会接受问卷结果的吧？而且，我们也不赞成给海军拨款造舰队啊。”

    林信义扫视了众人一眼后认真的回答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在报纸上刊登问题，而要采取问卷的方式单独询问路人的原因，因为我们只公布调查结果，不会公布问题和答案。

    陆军和政友会提出异议，只会让国民认为这是对国民意愿的再一次践踏，虽然他们过去经常无视国民的意见，但是那个时候国民缺乏一个发出自己声音的渠道，因此只能默默忍受，但是现在他们会把支持我们当成是反抗陆军和政友会的自我意志，这个时候问题是怎么设置的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国民和陆军、政友会的对立局面形成了。

    我们当然不赞成给海军拨款造大舰队，国民只是在我们的诱导下选择了一个最不坏的答案，假如海军真的认为自己得到国民的支持，那么就会遭到陆军、政友会和国民的敌视，那么海军内部就会出现变革的机会。

    所以，海军最好的选择，就是借助国民支持自己为由，向陆军和政友会提出交换条件，发展有利于海军未来的重工业的建设，而我们所支持的就是扩大重工业的投资。虽然我们和海军对发展重工业的目的并不一致，但是这条工业化的道路倒是不妨一起走上一段，至少和陆军、财阀们相比，海军还是有一定进步意识的…”

    林信义还有一些话没说出来，问卷调查的过程，其实就是对国民意识的塑造和初步的群体组织，对这种调查方式的不断加强，最终就能塑造出一个具有相同价值观的社会意识群体，这也是美国资本用来分化社会各阶层的一种基础模版。

    内村鉴三、木下尚江、石川三四郎等人最终还是认同了林信义提出的问卷调查方式，在解决了社会进步主义的路线问题之后，这种具体工作方式上的分歧反倒是容易解决的。过去主张人道主义优先的社会主义者和主张暴力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双方存在的分歧只能采取回避原则，压根没法进行协商，只要拿出来讨论，哪怕是最小的分歧最终也会扩大到撕裂双方的合作的地步。

    但是在这里，林信义首先规划了总的路线，在总路线的方向上谈论问题的解决，基本上只有个体和团体的对抗，不会出现两个团体间的对抗，因为大家都是认同总路线的，不可能因为个人关系而背弃团体已经确定的总路线，那样的人也没法在这种理想主义者团体中待下去。

    虽然眼下这个进步主义团体成立没多久，但多数人已经开始认同现在这个团体，而淡忘了以人道主义联系起来的小团体。林信义和这些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联系也开始稳固了下来，双方在政治理想上的一致性，确定了短时间内不至于有闹翻的可能。

    对于林信义和其领导的海军军令部文化课来说，这都是一个极好的开端。黑岩泪香这些人虽然表现出了对于海军的亲近，但他们亲近的只是海军所代表的权力，也就是说他们并不认可林信义这个人，假如有一天林信义不再代表海军了，那么他们也就不会再对林信义唯唯诺诺了。

    而安部矶雄、内村鉴三这些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和林信义联系起来的原因就是政治理想，只要林信义的政治理想不和他们的政治理想发生冲突，那么双方的紧密联系就不会断开。哪怕有一天林信义不再代表海军了，也依然可以寻求安部矶雄等人的帮助。

    正是有了这样一群在文化界有着相当影响力的人物的支持，林信义才有底气挑起针对陆军和政友会的舆论战争，才能准备起一场广泛的社会调查，以更好的了解日本当下社会的运行方式。对于现在的林信义来说，他觉得自己对于当下日本社会真实的情况了解的是不够的。不论是推动城市化运动或发展工业、实施土地改革，都需要掌握社会真实情况的各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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