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宋教仁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认为这次大会能够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应当积极的参与；一种则认为当今世界还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这个和平会议对世界和平不会有什么帮助，毕竟召开了和平会议的俄国在一年后就对中国展开了入侵行动。
当然，虽然认为万国和平会议没意义，但武汉和北洋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北洋的出发点是保留了前清政府对第一次万国和平会议的看法，及东亚战争后日本强行吞并朝鲜半岛，各国的无动于衷，所以北洋对列强保护世界和平的理念也就失去了大部分信心。
而武汉是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国家之间的和平是没法保证的观点，从而认定此次万国和平工会不过是帝国主义用来欺骗各国民众的一个把戏。
正因为存在这样两种不同的意见，中国对于参加此次万国和平会议并不积极，最终宋教仁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不过在对待朝鲜密使的问题上，宋教仁做出了同情的支持，因为他认为俄国退出远东之后，日中关系必然会围绕朝鲜和满洲展开激烈的对抗，所以保持朝鲜的独立，可以遏制日本对满洲的野心。
而武汉方面坚持马关条约所主张的朝鲜独立立场，同样是宋教仁所认可的，因此当朝鲜密使出现在会场外时，宋教仁不顾北洋政府的电令，还是放弃了中立立场，选择了支持朝鲜密使参加会议。
不过宋教仁很快就发现，他所期待的公理并没有战胜强权，日本虽然是新兴的有色人种列强，可终究也是列强的一员，在对待殖民地民族的问题上，一向抱有种族歧视的欧洲列强，这一次也还是站在了日本的一边，从而让朝鲜民众的代表失去了代表朝鲜的资格。
在宋教仁看来，朝鲜密使的身份其实不重要，朝鲜密使说明的日本对于朝鲜民众的压迫是不是事实才是会议应该关心的，但是在大国没有表态之前，大家还能同情朝鲜民众的遭遇，可是当大国表态支持日本之后，这些代表们却又认为他们是骗子，所以无权站在会议上代表朝鲜人民发言了，这显然是违背了公理。
在朝鲜密使被赶出会议后，宋教仁以私人身份去探望了三位密使，其中李儁因愤怒而卧床不起，另外两位密使也心灰意冷，认为朝鲜被日本吞并已经不可逆转。
看到朝鲜人的悲伤和愤怒，宋教仁只能劝慰道：“我国对于贵国人民的境遇是持同情立场的，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朝鲜之独立是不可动摇的，我归国之后一定会向国会强调这一点。请两位返回朝鲜后，也将中国人民的立场告诉朝鲜人民。”
只是两位朝鲜密使已经无意返回朝鲜，他们对于中国的承诺也缺乏信任，年纪较轻的李玮钟对宋教仁怀疑的问道：“可是中国方面不是一直在主张日中和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亚洲联盟吗？宋先生真的能够说服中国国会支持朝鲜的独立地位？在我看来，这只是您的一厢情愿，并不能代表中国的立场。”
倒是年纪较长的李相卨比李玮钟更为亲近中国，他并不愿意让宋教仁难堪，于是从中转圜道：“朝鲜和中国的友谊并非始于一日，万历时期，大明就帮助我国抵抗了日本的入侵，所以我们对于中国是心存感激的。
当然，在满人入关之后，中国文明呈现了后退之势，所以欧洲人才能在东亚横行霸道，因此我们相信，中国一旦重新崛起，那么必然是会帮助朝鲜恢复独立地位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武汉和北京究竟谁才能代表中国？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中国就不可能在东亚事务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对中国抱有极大的期待，但是我们不认为现在的中国会把注意力转向国外，因此我们不会期待中国现在出面保卫朝鲜的独立，能够遏制日本野心的，现在也只有美国了…”
对于朝鲜人的看法，宋教仁发觉自己居然没法回答，现在中国的局面就如朝鲜人所言，自保有余而向外发言还不足，毕竟中国内部还没有真正决出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按照中国的传统历史，这就代表着中国当下还处于衰弱时期，各方势力都会把精力放在争夺统一的机会上，而不会去干涉周边小国的政局。
毕竟按照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只要天下归于一统，四周的藩属小国除了向中央王朝献出忠诚之外，就不可能有其他出路。当然，现在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机器的出现使得这种旧时代的天下观出现了裂痕，说到底就是机器极大的弥补了周边小国和中国之间巨大的体量差距，农业时代那种碾压式的国力压制，当下已经不存在于东亚地区了。
宋教仁思考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对华夏天下观的冲击时，他在海牙的行动已经遭到了日本方面的强烈抗议，牧野伸显指示驻华公使向国务会议抗议，认为中国代表在和会上对朝鲜密使的袒护是对日本在朝鲜半岛权利的挑衅，并以此提出了日本在南满地区的利益问题。
东亚战争结束后，武汉反对日本在满洲拥有所谓的特殊利益，坚决收回南满铁路和关东州，面对武汉毫不妥协的姿态，赤塔共和国成立后和中国达成的和平互助协议，加上朝鲜义兵运动在朝鲜半岛的兴起，日本政府最终做出了让步。
不过日本政府的让步，是放弃了日本在满洲地区的政治利益，对于日本商人在满洲的经济利益，日本一直都在和中国方面纠缠。北满地区到还好，日本在战时就没怎么控制该地区，当武汉和赤塔共和国达成协议后，日本陆军只能后撤至滨海边疆区，因为陆军没法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对抗中俄的军事压力，日本在该地区压根找不到补给区域。
但是在南满地区，因为背靠朝鲜半岛及大连、丹东等港口，日本在战争期间几乎建立了一个日本控制下的地方民政系统，之后北洋军虽然接收了南满，但是日本人所任命的基层官员及设立的基层机构被大量的保留了下来，和北洋所恢复的前清时期的一些衙门构成了南满的统治政权。
在这样的南满局势下，日本商人大量的侵占原俄国人的财产及中国人的财产，也就成为了极为常见的问题。北洋政府需要日本在军事上的援助，英国虽然口头上支持北洋，但不舍得投入，把很大一部分责任推给了日本这个盟友。
而日本本身又不是什么有实力的列强，他给北洋支援的每一分大洋，都想着能够收回两倍以上的本息，而且今天给贷款，明天就要利息，这些利息自然就是满洲的矿产资源和商业利益。
所以北洋官僚大言不惭的吹牛，向日本借钱不用还，实际上日本人借出的款子早就从这种经济利益的侵占上拿回去了，只不过还钱的不是北洋集团而是南满的普通民众。
日本战后在满洲积极掠夺的资源主要是林木、铁矿和煤矿，但是日本人很快就发现，只要南满铁路和大连港不在他们手中，他们就不能以低费用的运输方式把这些资源运回国内。所以借助和会上宋教仁支持朝鲜密使一事，牧野外相再一次向袁世凯提出了合办南满铁路及大连港的建议。
所谓再一次，是指在日本政府不得不放弃把南满铁路和关东州算做战利品后，日本政府一直试图以商业合作的方式取得对南满铁路及大连港的控制权。
袁世凯对此局面也深感头疼，在他面临着西北发生变局的情况下，日本又开始在南满问题上发难，这让他有一种腹背受敌的感觉。
北洋的内部会议上，段祺瑞、王揖唐等主张和日本合作，因为南满被日本陆海军直接威胁，真要发生冲突，他们觉得北洋守不住南满，如果和日本打个两败俱伤，岂不是让武汉捡到了便宜。
不过唐绍仪、冯国璋等人反对和日本合作，认为日本对南满的野心极大，现在日本在南满的工矿业投资已经超过了其他各国，渐渐有一家独大之势，再让日本控制了铁路和大连港，那么南满到底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
唐绍仪、冯国璋等人的背后实际上是英美资本，他们同意日本在南满地区享有一定的特殊利益，但反对日本独占南满的利益，特别是美国人，刚刚才和武汉方面谈妥开发满洲的计划，这是美国资本准备通过对海外投资来刺激国内生产，从而走出经济危机的大计划，美国人当然不能容许日本人把进入满洲的通道给占了，那样美国资本还开发个屁的满洲。
而在这种微妙的局势下，第二件对日本不利的事件出现了。09年六月，日本军警向所谓的朝鲜义勇兵的巢穴间岛地区发起了清查反日分子行动，
间岛原名假江，系图们江北岸吉林省延边地区和龙县光霁峪前的一处滩地，本属中国领土，准"韩民租种"。在日本和俄国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的时候，日本人对这一问题并不关注，但是随着俄国在远东失利，掌握了朝鲜半岛控制权的日本就把这些和中国有争议的地方记录了下来，预备作为和中国交涉的条件。
应该来说，间岛问题的实质就是两班把朝鲜土地都占领了，使得朝鲜无地农民不得不越过国境垦荒，因为朝鲜地主不敢跑到宗主国的地盘上收租，所以这些越过国境的朝鲜农民反而获得了一些自由。
而对于中国方面来说，因为满清搞柳条边，大片的满洲土地都荒芜着，因此边境上的土地被侵占，满清根本反应不过来。俄国多次修约侵占中俄边境领土，就是采用这种移民开垦，然后再以开垦土地来索要领土，因此最终满清不得不放开了满洲移民禁令。
间岛问题其实和中俄边境的争端没啥区别，只不过朝鲜作为中国的属国且还是一个弱国，都敢侵占宗主国的领土了，所以才让满清官员有了抗争的欲望，若是换了俄国人，满清官员说不准就认了。
此前日中双方不欲在边境生事，因此对间岛问题采取了搁置，中国方面承认朝鲜可以派人管理垦民，但该地区是属于中国军队管辖的。为了确保不发生日中之间的正面冲突，中国方面要求义勇兵不得进攻朝鲜口岸及联系朝鲜口岸到罗津港的公路，这是为了确保吉林地区的商品外运。但是这一次日本偷偷的把军队弄到了边境，并实施了武装行动，破坏了双方的约定。
第733章
作者：富春山居 数字：5028 吐槽：0 更新日期：2023-09-11 13:48:09
和另一个时空不同的是，俄国人在辛丑条约签订后没有撤兵，所以得到俄国人支持的大韩帝国主义者没有挑起间岛战争，毕竟在俄国人看来，整个满洲都是俄国的领土了，还指使傀儡进攻简岛做什么。
不过在日本和俄国开战之后，这部分大韩帝国主义者转向了日本，和安重根领导的抗俄义勇军联合在一起，越过了图们江，当然这些怀抱着帝国主义思想的韩国军人，并不是为了解救中国人而去的，他们试图以出兵帮助中国的名义，占据间岛地区。
一开始，在军中安重根主张的亚洲联盟主义只是少数派，但随着日军占领汉城后强迫韩国政府签订了日韩议定书，宣布大韩帝国为日本的保护国，感受到了亡国危机的朝鲜军队基层官兵立刻抛弃了帝国主义，开始支持安重根的中韩兄弟说。
《第二次日韩协约》的签订，大韩帝国的外交权被日本夺取后，就算是军中最为坚定的帝国主义分子李敬顺、徐相懋、李范允等，也转向了民族主义。安重根所主张的，中朝之间无间岛问题，获得了义勇军上下的认同。
而中国的情况和另一个时空也有所不同，和清政府的全面保守战略不同，在边境问题上，清政府以无事为上策，就是只要邻国不提出主权要求，那么对于越界放牧、开垦、盗采、盗伐等问题，一律交给地方官员处理，绝不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外交问题。
正是在这种全面保守思想的指导下，俄国和韩国方面才会在造成大量的越界开垦后，提出领土争议。俄国人的逻辑就是，如果你说这片土地是你们的，那么我们开垦了这么多年，你们也没有提出过正式的抗议，只是让地方官员进行驱赶，这就说明你们的政府并不认为这是本国的领地，土地归属当然就存在了争议。
所以，在清政府时期，在边境争端上，中国一直都很被动，因为中央政府不想惹事，又要求地方官员保护领土不被侵占，所以边境官员实际上是动辄得咎，强硬不行，软弱也不行，上面没人负责，自己又解决不了，毕竟俄国人是有着一整个国家作为后盾在推行的边境前进政策，而中国方面则是地方官员的自行交涉。
于是在中国的陆上边境，处处都是问题，人家是得寸进寸，得尺进尺，清政府这边则是四处救火，救不了就只好割让土地。等待满清退位，民国在边境问题上就由武汉来主导了，武汉对边境问题的主张是，保住交通便利地区的进攻势头，在交通不便利的地方则坚持主张，但压制冲突，以防止吃亏。
在这样的思路下，中东铁路的两端，武汉都设立了重兵，赤塔共和国和中国方面签署了边境备忘录后，武汉才开始缓和中俄边境上的军备，但是在滨海地区，中日双方的对峙，其实是不断升级的。
在这场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日军虽然愿意退出满洲，但一度认为乌苏里江以东应当由日军占领，毕竟这一地区和朝鲜北部相连，且背靠日本海，所以日军认为自己在这一地区是占有优势的。
不过在原俄国滨海边疆区的南部，实际上是朝鲜人和中国人居多，而铁路沿线的各城镇则大多为俄人和中国人。也就是说，俄滨海边疆区人口最多的是中国人，其次是俄人和朝鲜人，日本人只有几百商人在这一地区，根本无力协助日军管理该地区。
意识到日军有强占滨海边疆区的想法，该地区的朝鲜人和俄人最终都投向了中国政府，于是日军很快就发现，想要维持对整个滨海边疆区的军事占领，其费用不比战时低多少。因为俄人和朝鲜人武装在该地区对日军的袭击，加上中国方面和赤塔共和国达成协议，进一步加强绥芬河一带的兵力，最终日方还是在谈判中做出了让步，在控制了海参崴到伯力的铁路线后，接受共同管理，以待日后该地区民众的公投，而中国也顺势拿走了中东铁路以南，图们江以北的土地，日本则独自占有了海参崴地区。
在陆军看来，这一方案简直是文官政府对于军队的背叛，他们在战场上流了这么多血，可结果得到最大好处的却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从滨海边疆区割走的土地，打通了一个通往日本海的通道，这显然和独占日本海的军方战略是相违背的，且这片领土把朝鲜北部和海参崴的陆上通道给切断了，这让陆军觉得自己在大陆上的国防圈被破坏了。
所以，陆军驻朝鲜司令部一直想要推翻谈判结果，认为应当把图们江和乌苏里江作为日本和中国的分界线，将中国人从日本海的边缘驱逐出去，从而形成以日本列岛为核心，东北亚大陆边缘作为国防绝对防御圈，从而保证日本列岛的绝对安全。
所以，这一次在间岛挑起日中冲突，可谓是陆军上下同心，同时也是沿着日本列岛绝对防御圈的思想设定的方案，而这一计划的负责人正是长州派的后起之秀-田中义一。
不过田中义一也清楚，当前不是日中全面开战的时机，所以他在计划中也特别强调不得对图们江和中东铁路之间的滨海南部地区发起进攻，虽然这一地区同样是朝鲜反日势力的根据地，但是在日中谈判中，日本已经承认该地区为中国领土，因此向这一区域进攻就会变成入侵事件。
选择间岛挑起日中冲突，除了间岛归属在日中之间没有定论外，重要的是，这一次的冲突是为了应对日本国内政治各方对陆军施加的压力，不是为了把日本拖入新的战争，所以需要限制冲突的上限。当然，作为一名日本人，认为中国和朝鲜之间的边境问题没有得到日本的确认就属于争议，这本身就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思考方式。
而日方动用了一个大队加上几百名警察越过图们江进入间岛地区抓捕抗日分子的时候，安重根此时正在吉林，和吉林工农兵委员会的负责人讨论将吉长铁路向东延伸到图们江的铁路建设计划。
从印度归来之后，安重根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接受了林信义给他灌输的思想，殖民地人民想要反抗宗主国获得独立，实际上依赖的不是战胜对手，而是在经济上拖垮宗主国的财政，从而引起宗主国内部的政治斗争。
林信义主张，农业国是没办法和一个工业国展开正面对抗的，特别是一个基本建立了工业体系的工业国家，双方如果展开正面对决，那么农业国在经济上和人力上都将处于劣势，当大量的青壮战死后，农业经济就会崩溃，从而只能接受工业国的殖民统治。
所以，殖民地反抗宗主国，一个是通过破坏宗主国的殖民统治能力，使其在殖民地的投入大于其掠夺的财富，从而使得宗主国内部出现反对殖民的舆论；另一个就是要发展殖民地的工业力量，尽可能的缩短和宗主国之间的工业力量差距。
这是林信义用以指导印度民族对抗大英帝国的民族独立运动思想，把这一思想用在朝鲜对日本的抗争上其实也一样是成立的。只不过日本距离朝鲜半岛的距离和日本人口对朝鲜半岛的优势，不能把安重根在印度的经历照搬，所以他很快就彻底的转向了亚洲联盟主义，只有在这一联盟主义下，中国才能变为朝鲜独立斗争的大后方。
武汉在对俄作战中取得了辉煌胜利，也进一步坚定了安重根对亚洲联盟主义的信心，因为他当初前往武汉的时候，武汉也只是满清治下的一个南方经济重镇，以田均一为首的劳工党在当地才刚刚推动工业城市的建设，但是等他从印度返回时，武汉已经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后勤基地，凭借着武汉的工业生产能力，中国的革命力量不仅打垮了满清王朝，还把俄国这样的强大帝国主义从满洲驱逐了出去。
因此安重根在听到了日韩保护协议后，并没有如那些民族主义者那么的愤怒，整天想着扩军和日本人交战，然后恢复朝鲜三千里家园。他一直在思考一件事，究竟朝鲜什么地方才是朝鲜的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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