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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伊藤博文在朝鲜任职期间已经意识到,试图在文化上同化朝鲜人,实际上很难行得通,因为他对于朝鲜上层的拉拢并没有解决朝鲜民族的反日情绪的高涨,既然他自己都做不到,他很难设想还有其他什么文官能够比自己做的更好。
但是把朝鲜交给陆军,很有可能助长了陆军对外扩张的欲望,这对于试图把国家政治的重心从战争转向国内建设的国策来说又是不利的。伊藤博文是认同海军当前的立场,就是日本的对外扩张已经达到了现在国力的极限,现在日本需要的埋头于国内建设,以增强自身的实力,而不是继续向外寻求战争。
朴茨茅斯和议虽然没有成功,东亚三国和平协议最终取代了朴茨茅斯和议,但是朴茨茅斯和议实际上代表了国际社会对于日本对外扩张的容忍限度,东亚三国和平协议不过是在这基础上的相关各方的立场调整。
从朴茨茅斯和议的谈判过程来看,国际社会压根不允许日本在东亚大陆上获得太大的利益,朝鲜半岛实际上就是国际社会给与日本的大陆扩张的底线。所以陆军的大陆政策也好,海军的海洋政策也罢,实际上都脱离了日本国力的幻想。
海军能够清醒的把增强国力放在第一位,自然是得到了伊藤博文的认同,特别是在武汉这个中国新的政治势力的崛起,使得伊藤博文也感受到了东亚政局出现了新的变化,今后的东亚不再是先觉醒的日本对于未开化的东亚民族的征服,而是同样开始觉醒的中国和日本的竞争。
虽然日本凭借着明治维新比中国人领先了几十年,但是凭借着中国庞大的体量,觉醒过来的中国要比日本显得更加快速的融入了世界秩序。日本人花费了几十年,才让欧洲承认日本是国际社会中的一员,从而有了列强的身份,但是中国才刚刚觉醒一部分,就已经重建了亚洲秩序。
不管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东亚现在的秩序实际上已经不能绕过中国而完全由国际社会来决定了,过去决定东亚秩序的是位于北京的各国公使团,只要公使团做出了一致的决定,那么也就意味着东亚秩序做出了调整。
本次战争的爆发,实质上就是俄国对于东亚秩序的挑战,而不是日中和俄国之间的独立对抗,但是战争结束的时候,决定东亚新秩序的权力却从北京公使团手中转移到了中国人手中,英国不能忽视中国对于英属印度的巨大影响力,德国需要中国在东方牵制英法的力量,而俄国不得不承认中国支持的远东共和国是合法的,日本能够捍卫的也只有在朝鲜的统治权。
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就从辛丑事件任人宰割的对象,再一次变为了东亚秩序的制定者,其凭借的正是中国巨大体量带来的巨大能量,哪怕武汉只能整合中国一部分力量,这股力量已经在东亚压制住了该地区的任何对手。
除非各国再组建一次辛丑联军,那么说不定还能让中国再一次屈服,毕竟现在的中国终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难以和具有大量工业的列强们的联军对抗,但是在本次战争和欧洲爆发的法德矛盾,针对中国组建新的联军已经不可能了。
俄国的新政府正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内建设,在对外事务上采取了收缩姿态,英国和法国为了应对德国的挑战,也正把力量集中于欧洲,德国人正利用和武汉的合作,积极的扩张德国商品在中国的销售,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不可能再联合起来组织一支大军远渡重洋来制裁中国。
而日本在这样的国际秩序的变化下,也需要重新调整对中国的外交策略,和定位自己在国际秩序中的位置。伊藤博文认为,伊东祐亨、山本权兵卫两届海军内阁对于日本的定位确实是稳健的,至少要比一味扩大军队力量的陆军和支持战争的财阀们要现实的多。
陆军的问题是忽略了日本的国力支持不住陆军的野心,而财阀的问题则是过于自私自利,只要战争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他们压根就不会去考虑日本战败带来的后果。所以不管海军在政治上表现出的那种进取心,伊藤博文衡量再三,发觉依然只能选择海军作为政治上的盟友,其他人都太过缺乏远见了。
面对伊藤博文的咨询,林信义终于安心了许多,至少伊藤已经放弃了迫使他在海军和伊藤派之间做出选择,这对于他来说才是最麻烦的问题,但是对于这种实际问题的咨询,他倒是没怎么放在心上,反正他也不需要为此负责。
因此在略加思考之后,林信义也就坦然说道:“不仅仅是朝鲜,我认为在台湾和棉兰老岛,都应当逐渐变更为文官体制。让军人掌握海外殖民地,实际上就是在放纵军人挑战政府的权威,如果一支军队有着自己的行政权、司法权和征税权,那么这支军队必然会反对政府对其施加的任何约束。更何况我国军队还有着宪法所规定的,除了天皇其他人无权干涉的独立地位,这就意味着军队很有可能失去控制,变成谁也没法管束的独立藩镇。”
伊藤博文略有些惊讶的看了林信义一眼后说道;“我还以为你会强调陆军的藩镇化,而为海军进行辩护呢。”
林信义坦率的说道:“海外统治权对于海军来说其实只是鸡肋,因为就海外殖民地那种落后的工业,海军压根不能借助形成独立藩镇,即便能够从海外殖民地中搜刮出大量的资金,最终还是要通过政府的协调,才能把这些钱变为海军需要的各种装备,所以越是先进的舰队,对于政府的依赖就越深。
海军需要的是海外的基地,但这些基地的后勤必然需要国家来提供,这样海军才能尽可能的减少管理成本,并扩大海上的巡航范围。所以海军希望国内和海外都在同一政府的领导下,这样才能为海军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后勤服务。
但是陆军就不同了,假如陆军可以不通过政府而能够自行扩军的话,那么陆军的行动就没法被约束和预测,最终海军和政府、国民都会被陆军的行动所绑架。为了防止这种最坏的局面产生,海军当然希望取消军队在海外的统治权。”
伊藤博文思考了片刻,也微微颔首认同了林信义作为海军立场提出的看法,确实海军现在最为关心的就是陆军的独走迫使国家政策发生偏转,毕竟沿着当下的政治道路,海军在政治上的话语权正逐渐加大,那么海军自然希望大家都在规则之内展开斗争,而不是掀翻桌子的乱斗模式。
不过理解归理解,伊藤博文还是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你说的确实有些道理,但朝鲜和台湾、棉兰老岛的情况有所不同,朝鲜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它有着自己的政府、军队和法律,就目前朝鲜的局势来看,采用文治手段同化朝鲜人是难以做到的…”
在林信义看来,伊藤博文说的其实是废话,要知道伊藤博文年轻时就参与了火烧英国使馆,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维新政府的主要支持者几乎都是伊藤博文这样的日本民族主义者,他们在掌握了日本的政治之后,却希望日本征服的对象-朝鲜人没有民族意识,这不是自欺欺人么。
当然,这种想法他也只能在心里想想,在这样的场合并不适合说出来,对于伊藤博文的这个问题,他考虑了许久,才谨慎的说道:“文官政治的首要一条,就是必须取得民众对于政府的认同,如果民众认为这个政府不代表自己的利益,那么民众便自然会把政府视为一个对立的敌人,从而对政府发布的任何政策都持怀疑姿态,这样的政府自然只能通过武力而不是法律来使民众服从于自己的证令。
朝鲜总监府当下最大的问题不是朝鲜是一个拥有独立意识的民族,而是朝鲜总监府的统治权不被朝鲜人民认可。所以朝鲜民族的反抗运动才会此起彼伏,而越是使用武力镇压,也就越是激发了朝鲜人的民族意识,最终形成了朝鲜民族和日本民族的对抗,到了这个阶段,双方自然就不可能有什么合法性的统治关系了。”
伊藤博文并不意外于林信义的说法,实际上林信义在给他的信件中已经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不过他今天想要问的是解决的方案而不是对朝鲜问题的分析,因此便想着林信义继续追问道:“那么以你看来,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朝鲜人接受统监府的统治呢?”
林信义不认为这个问题有可行的方案,因为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但是面对伊藤博文的提问,他思考良久后才开口说道:“必须要得到朝鲜人民的认同,即让朝鲜人和统监府达成一个共识,在此共识上分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则朝鲜人即便对日本的统治再抱有不满,也会为了维持此共识而减少无谓的叛乱事件,那么统监府至少有了一段时间来证明,他们对于朝鲜的统治至少要比李朝进步。
在新的获得朝鲜人共识的朝鲜民族政权出现之前,朝鲜人至少会承认统监府建立的社会秩序。日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延缓那个新的朝鲜民族政权的出现,并避免日本民族和朝鲜民族走向全面对抗,我能看到的解决方案,也只有如此了。”
伊藤博文沉默良久之后,才犹豫的问道:“你说的这个共识是指?”
林信义没有避讳的答道:“承认朝鲜民族有独立的权力,但是在朝鲜民族获得独立的能力之前,日本会代为照管朝鲜。这也符合马关条约中规定的,日本进攻满清是为了把朝鲜民族从满清统治下解救出来,使朝鲜民族走向开化的宣言。”
伊藤博文终于陷入了沉默中,如果是在数年之前,他会觉得林信义的这个提议过于天真,因为根据当前的国际秩序,强者是无需考虑弱者的意愿的。但是在朝鲜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总督后,伊藤认为日本对于朝鲜来说并不能算是绝对的强者,因此也没法按照欧洲的方式把朝鲜完全吞并掉。
第725章
作者:富春山居 数字:5045 吐槽:0 更新日期:2023-09-03 13:47:57
伊藤博文觉得林信义提出的这个解决办法虽然显得过于软弱了,但确实可以拿了一用,至少比陆军的强行征服的策略要节约资源,陆军的强势镇压之策其实就是抄的欧洲殖民落后地区的政策,英国人凭借着这套武力征服策略最终从区区三岛之地变成了现在占据世界四分之一陆地的大英帝国。
作为英国人的好学生,日本人自然就把这套对外殖民的理论变成了建立大日本帝国的基石,也就是因为英式民主和日本的天皇制度有着极大的冲突,所以对于如何效仿英国政治制度出现了分歧,才使得日本的对外殖民理论迟迟难以成型。
按照英式殖民理论,英国人通过输入先进的文明换取了殖民地的统治权,日本要是照抄的话,那么殖民地体制就要学习英属海外殖民地,建立起独立的行政和司法制度,殖民地政府只是向天皇而不是向日本政府和议会负责,这对于日本的政治精英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一点。
但是按照日本传统政治的办法,把海外殖民地视为新领土来扩张,那么这个成本又未免太大了些,那些原本社会中的上层精英对于自己地位的滑落充满了愤怒,转而都变成了反日分子。比如台湾到现在还是军事统治,台湾民众的叛乱就没有停止过。
因为此种军事征服政策,实际上就是把本地居民全部当成了二等公民,不管你过去在当地多么有名望,在一个普通日本人面前也是低人一等的,政治上的不平等自然会带来经济上的压迫,日本人在本地从事任何行业都获得了军队和法律的保护,本地人除了让出生计外并无其他出路可走。
于是在满清治下还怀念大明的台湾人,在日本人统治了几年后就全面转向了中国大一统思想,认为满清也是中国的合法王朝,因此台湾还是应当回归中国。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就在于台湾人意识到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他们已经失去了自我,除了我们日本之外,他们不能再有我们台湾的意识,而日本人并不认为他们是真正的日本人,就和琉球人一样,不过是被强迫改名的外人。
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台湾人在日本比在台湾更受法律的保护,因为日本的法律主要针对罪犯,而台湾的法律主要针对具有台湾和中国意识的反抗分子。所以台湾人在台湾天然就是法律针对的群体,到了日本反而还有了被法律保护的权利。
相比之下,海军代为管理的棉兰老岛反而是最为和睦的海外殖民地,因为海军几乎没怎么管理,在地方上承认了当地族群的自治权,在经济上选择了和华人合作,海军在棉兰老岛做的事情就是修路、建设港口和调解族群纠纷,此外就是和各自治村落合作开发建设橡胶园和油棕园,在这种宽松的管理下,棉兰老岛反而从一个极力反对外来者的动乱地区变成了能够和外来者和平共处的地区。
可以说,棉兰老岛是日本投入资源最少,但秩序却较好的海外殖民地,仅次于被日本吞并了几百年的琉球群岛,琉球处分虽然是维新政府做出的,但萨摩藩控制琉球却在明末,所以当维新政府下达琉球处分时,琉球岛上几乎没什么动荡,因为琉球人已经接受了日本人的统治,无非是那些作为门面的琉球精英感到了不满,但是他们此时想要反抗已经得不到下层民众的支持了。
但是很显然,琉球的征服难以复制,因为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别说一百年,就是十年都可能出现巨大的国际秩序的变更,所以想要学习英国的殖民扩张来壮大日本的实力,其实已经是一条绝路。因此林信义提出的,承认朝鲜民族的独立权力,只是暂时统治朝鲜,才是最有可能获得稳定统治朝鲜的方案。
伊藤博文对于这一方案有所担忧的地方,就是难以让军部和国民中的大日本主义者接受,因为他们想要的显然不是一段时间内的统治权。对此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心,“…如果只是为了获得一段时间内的统治权,那么日本人现在在朝鲜置办的产业日后该怎么办?朝鲜人独立后难道还会容许我们继续保留这些土地和矿产吗?”
对于伊藤博文的担忧,林信义实在没法产生共鸣,强占来的土地和固定资产,在离开时当然不可能保留下来,但是朝鲜的独立难道是日本给与的恩赐吗?是因为没法继续统治下去了,日本才会不得不承认朝鲜的独立,所以朝鲜人收回土地和固定资产,本就是理所应当的。
伊藤博文的这种担忧,就和那些满清遗老鼓吹民国继承了大清的遗产一样可笑,好像满清不是被革命推翻的,而是满人自己主动交出了政权,失败的外来征服者能够保留生命和私有财产就已经是本地民族最大的仁慈,哪里还有什么大清的遗产呢?
没法和伊藤产生共情的林信义只好反问道:“从国民身上拼命搜刮来的资源,最终就是为了让一部分人占有朝鲜的土地当地主,那么他们究竟是在掠夺朝鲜的民众,还是在压迫本国的国民?光靠种地和挖矿,能够填补国家为占领朝鲜投入的巨大资源吗?
日本在朝鲜问题上所损失的政治信誉,更是难以估量。这种武力征服的殖民主义,在当前的时代,就是一种入不敷出的愚蠢之举,还令日本完全失去了国际上的形象,变成了帝国主义的一员。日本的对外关系只剩下了利益,没有了道义。”
伊藤博文听林信义这么讲,不免有些奇怪的向他问道:“你不是曾经说过,国家和国家之间没有道义,只有永恒的利益吗?”
林信义却反应迅速的回道:“我当时是站在英国的立场上对英国外交进行的分析,并不代表我认同这一外交立场。对于世界头等列强的大英帝国来说,确实可以只讲利益不谈道义,但大英帝国同样遵守了威斯特伐利亚协议所建立起来的条约体系,而这一体系实质上就是大英帝国的道义所在。
各国之所以能够在条约体系下保持基本的国际秩序,就是因为英国人把自己约束在了这一体系之下,而不是超然于体系之上,所以尊重条约体系就是大英帝国在外交上的最大道义,至少各国都知道英国人确实能够遵守自己签署的条约,哪怕之后撕毁这些条约,也会找出借口而不是毫无缘由的废弃。
正因为大英帝国基本遵守了自己签署的条约,所以当前的国际秩序才能建立在条约体系的基础上,而不是混乱无序的乱战。从这一现实的结果来看,虽然大英帝国的外交不谈道义,但实际上他们对于条约体系的维护,就是最大的道义所在,而这种道义也保证了大英帝国对于国际秩序的领导力。
日本作为列强中最弱小的一员,既不能依靠武力对抗国际秩序,又不肯尊重自己所签署的条约,那么日本迟早会变成各国眼中的另一个俄罗斯,一个试图用武力破坏国际秩序的捣乱者。所以,一个国家的对外形象,就长期来看,才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利益。
然而今天的日本外交,我看不到有人关心日本的国际形象问题,只是急功近利于短期的利益,似乎只要吃完了面前的这一餐,以后日本成为国际公敌也无所谓了。更为可笑的是,这种短期的利益甚至都没有让全体国民受益,不过是让一部分人得到了好处。
这就是我反对对朝鲜采取强行征服的方案的根源,因为得不偿失…”
两人的谈话到了这一地步,伊藤博文也终于理解了林信义在对外政策上的基本立场,那就是林信义和他们这些早期开国派的想法完全不同,也不认同以华夷变态为基础的东亚兴起论,林信义想要的是一种类似于欧洲条约体系在东亚的复制,即承认亚洲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亚洲主义,以此来对抗欧洲中心论。
这一设想确实要比他们这些早期的开国派或华夷变态说的东亚合并论要更加的现实,早期的开国论其实就是认同了欧洲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其他地区只是被动的承接文明,所以想要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员就需要脱亚入欧,因此需要对日本的文化、政治进行彻底的欧洲化。
这种全盘西化的思潮在鹿鸣馆时代达到了巅峰,但却激起了国民对开国派的全面不满,也因此动摇了国民对于天皇制国家的支持,出现了大批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制定宪法、召开议会变成了民权论者最为有力的武器,因为这就是外国政治最基本的东西。
为了避免天皇制度的垮台,伊藤博文等开国派又不得不转向支持国权派,从而把激进的脱亚入欧主义者赶出了朝廷,而之后国粹主义开始风行,于是就有了以华夷变态为基础的大东亚合并主义者的诞生。但是只要是正常人都知道,除了日本人之外真没有什么朝鲜人和中国人支持大东亚合并。
中国虽然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支持大东亚主义,但他们更倾向于中日朝三国的同盟,而不是彻底变为一国,因为中国人不能接受大清皇帝居于天皇之下,在满清退位之后,支持共和的中国大东亚主义者则进一步主张要以中国为大东亚的主体,而不是日本,这就使得日本的大东亚合并论彻底失去了前路,因为日本的政治精英显然没法接受被中国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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