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知砚缓缓点头，眼中带着几分认可和凝重。

    “科林教授的问题，其实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方向，也是当下神经外科最棘手的争议问题。”

    说起来，这种问题，是目前超纲的前沿难题，科林·帕克此刻提出来，一方面，确实是给了方知砚极大的压力。

    但另一方面，也是带着交流的想法来的。

    他的问题和M国以及D国的不同，虽然同样是询问，但那两国更多的是质疑方知砚的能力。

    可是科林·帕克这边，则是询问方知砚的能力，能否应用到其他......

    王颂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停顿了三秒，喉结滚动了一下，才艰难开口：“方医生……不是灭门，是‘清场’。”

    方知砚脚步猛地刹住，一脚踩进机场外积水的坑洼里，鞋袜瞬间湿透，冰凉刺骨。他没低头看，只是攥着手机的手背青筋暴起，指节泛白，指甲几乎要嵌进掌心。

    “清场？”

    “对。”王颂声音压得极低，像从齿缝里挤出来的，“太奶奶昨天下午突发心梗，送医途中死亡——尸检还没出，但家属拒绝解剖，只签了自然死亡同意书。孩子母亲和爷爷，今天凌晨三点左右同时出现幻视、瞳孔散大、呼吸衰竭，抢救两小时后宣告临床死亡。我们……连夜做了毒理筛查。”

    方知砚喉结上下一动，嗓音哑得像砂纸磨过铁皮：“查出来什么？”

    “鹅膏肽类毒素，Amanitin，致死量仅0.1毫克/公斤体重。”王颂一字一顿，每个音节都带着血锈味，“跟两个婴儿体内检出的，完全一致。”

    方知砚闭了下眼，再睁开时，瞳底已无波澜，只有一片沉冷如深潭的漆黑。

    他知道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半朵致命鹅膏菌，就能杀死一个成年人。

    而两个婴儿，加母亲，加爷爷，加太奶奶……五条命，全倒在同一种毒素之下。

    这不是误食，不是巧合，更不是医疗事故。

    这是精准投放，是分阶段、有节奏、卡着生理窗口期的谋杀。

    他忽然想起手术前夜，王颂曾发来一张照片：孩子母亲在病房窗台摆了一小碟野山菌干片，说是老家亲戚送来的“补身子的老山货”，还笑着备注“滇南特产，炖汤香得很”。

    当时方知砚只扫了一眼，回了个“注意饮食安全”，便转头去处理另一台急诊手术。

    现在想来，那碟干片颜色太匀、切片太薄、边缘无虫蛀痕——根本不像山民手采晾晒的野菌，倒像是实验室提纯后重新压制成的药剂载体。

    他喉咙发紧，声音却稳得可怕：“菌源呢？”

    “没了。”王颂声音疲惫至极，“今早护士长发现窗台空了，问过护工，说昨夜十一点左右，有个穿白大褂、戴口罩的男人来收‘医疗废弃物’，说是后勤统一处理，还出示了盖着院感科章的单子。监控……调取失败，硬盘格式化了。”

    方知砚没说话，只是抬手抹了把脸，指尖触到额角一层冷汗。

    他转身拦下一辆出租车，报出滇省第一人民医院地址，动作干脆利落，仿佛刚才那一瞬的僵滞从未发生。

    车开出去五十米，他才重新开口，声音平稳得令人心悸：“王院长，我问你三个问题。”

    “您说。”

    “第一，孩子出生证明上，监护人栏填的是谁的名字？”

    “母亲李秀云，父亲……空白。孩子是未婚生育，父亲信息未登记。”

    “第二，孩子爷爷叫什么？身份证号？户籍地？”

    “陈国栋，53010219580317……户籍在昆明市西山区棕树营街道，但实际住在滇池度假区海埂公寓二期。”

    “第三，太奶奶姓什么？娘家在哪？”

    “姓周，原籍昭通彝良县洛泽河镇，二十年前随儿子迁居昆明，户口落在西山区。”

    方知砚听完，沉默两秒，忽而低笑了一声，短促，冰冷，毫无温度。

    “王院长，麻烦你现在立刻做三件事。”

    “第一，封存所有与患儿相关的病历、用药记录、护理日志、营养液配制单，特别是母乳代用品和奶粉批次；第二，调取海埂公寓二期所有单元楼道、电梯、地下车库近七十二小时监控，重点查‘穿白大褂收医疗垃圾’的男人，无论是否戴口罩，务必锁定其身高、步态、鞋型、左手是否有旧疤；第三——”他顿了顿，声音陡然压低，“联系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就说方知砚请他们介入，以‘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侦查。不是协助，是督办。”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重重的吸气声。

    “方医生……这性质……”

    “不是性质严重。”方知砚打断他，语速不快，却字字如钉，“是性质恶劣。五个活人，在三级甲等医院眼皮底下，被同一株毒蘑菇分五次杀死。如果这都不算系统性犯罪，那什么才算？”

    出租车一个急刹，停在滇一院东门。方知砚付钱下车，风掀开他西装下摆，露出腰间别着的银色录音笔——那是他上飞机前，罗韵悄悄塞进他口袋的，说“留个念想，别太累”。

    他没碰它，任它贴着皮肤发凉。

    医院门口已拉起警戒线，几辆警车红蓝光无声旋转，映得台阶上水渍幽幽泛光。两名穿制服的干警站在急诊入口，见他走近，其中一人抬手敬礼：“方医生？省公安厅刑总派我们来接您，王院长在ICU示教室等您。”

    方知砚点头，径直往里走。走廊灯光惨白，消毒水味浓得发苦。他经过儿科病房时脚步微顿——玻璃窗内，两张并排的小床空荡荡，床垫上还残留着两条浅淡的压痕，像两道未愈合的伤口。

    示教室门虚掩着。推开门，王颂正站在投影幕布前，幕布上是两张并排的病理切片图，旁边标注着密密麻麻的免疫组化结果。他头发凌乱，眼睛布满血丝，听见动静也没回头，只哑着嗓子说：“刚出的报告。肝细胞大面积坏死，肾小管上皮溶解，脑组织水肿伴点状出血……跟三十年前滇南那起集体中毒案，一模一样。”

    方知砚走到幕布前，目光扫过右下角一行小字：样本来源——患儿胃内容物、母乳、爷爷晨起服用的枸杞茶、太奶奶临终前最后一口温水。

    四份样本，毒素浓度呈完美梯度递减：婴儿＞母亲＞爷爷＞太奶奶。

    这不是投毒，是布毒。

    像下棋，落子之前，早已算准每一步的反应时间、代谢速率、器官耐受阈值。

    他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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