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啊！

    这可是诺奖啊！

    目前诺奖所有得主之中，虽然有华人，但却没有一个是中原国籍。

    而现在，方知砚，竟然在这个年纪，得到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这个消息传出去，不知道会引起多大的波澜啊。

    一时之间，裴远走路甚至有些打摆子了。

    他捏着手机，匆匆忙忙地跑进了手术室。

    仓促之间，砰的一声半个肩膀撞在了门上，发出哐当的响声。

    旁边的人一脸惊愕地抬头看过去，眼中带着担心。

    “裴主任，你怎么了？没事吧？”

    “没事，没事......

    方知砚脚步一顿，笑意凝在嘴角，像一滴将落未落的墨，在宣纸上洇开半分迟疑。

    方原业？

    这个名字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猝不及防插进他记忆最深、最不愿触碰的锁孔里——咔哒一声，锈屑簌簌落下，露出底下尚未愈合的旧伤。

    他喉结微动，没应声，只抬眼看向刘茜美。

    刘茜美也察觉出异样，压低声音：“他说是您亲哥哥，还说……带了母亲的遗物来，要当面交给您。”

    高立群和秦鼎交换了个眼神，识趣地退开几步，把空间让出来。秦鼎轻轻拍了拍方知砚后背：“去吧，有事喊我。”

    方知砚没点头，也没摇头，只是朝走廊尽头走去。脚步很稳，却比方才慢了半拍——仿佛每一步都踩在薄冰上，冰下是幽暗湍急的暗流，稍一用力，便会碎裂沉没。

    他没走电梯，而是推开安全通道的防火门，沿着楼梯往下。金属台阶在脚下发出空旷回响，一层，两层，三层……直到负一层地下停车场入口处才停下。冷白灯光斜斜打在他侧脸上，映出下颌紧绷的线条。

    方原业就站在消防栓旁，穿一件灰蓝色夹克，头发剪得极短，鬓角已泛霜白，左手拎着一只褪色的帆布包，右手插在裤兜里，指节微微发白。

    听见脚步声，他转过头来。

    两人目光撞上的一瞬，方知砚心跳漏了一拍——那眉骨的弧度，鼻梁的走向，甚至右耳垂上那颗浅褐色的小痣，都和二十年前照片里那个蹲在菜市场门口修自行车的男人一模一样。

    可那双眼睛，早已不是记忆中温厚含笑的样子。眼下浮着青黑，眼窝深陷，瞳仁浑浊，像蒙了层灰翳的玻璃珠。他盯着方知砚看了足足五秒，才缓缓开口，声音沙哑：“你长这么高了。”

    方知砚没答，只静静看着他。

    方原业喉结滚动了一下，从帆布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边角磨损严重，封口用胶带反复粘过三次。他没递，只是攥在手里，指腹无意识摩挲着信封上模糊的字迹：“妈走之前，让我把这个给你。她说……你要是哪天真成了医生，就交到你手上。”

    方知砚没伸手。

    风从通风口灌进来，带着地下车库特有的铁锈与机油味。他忽然想起十二岁那年暴雨夜，父亲被拖走时手腕上铐着的银光，母亲攥着他手背的手指冰凉如铁，而方原业站在院门口，没拦，也没说话，只是把一盒温热的蒸饺塞进他怀里，转身进了屋，反锁了门。

    那盒饺子后来凉透了，馅儿里的韭菜蔫成灰绿色，他一口没吃。

    “她怎么走的？”方知砚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却像刀刃刮过水泥地。

    方原业睫毛颤了颤：“胃癌晚期。发现时已经扩散，没做手术，只靠止痛针撑着。最后三个月，她天天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手里捏着你小时候的照片……那张你穿蓝布褂子，在槐树下举着捕蝉网的。”

    方知砚闭了闭眼。

    那张照片他记得。背景里槐花正盛，香得发腻，母亲站在他身后，手指搭在他肩上，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净的面粉——她那时在街口蒸馒头，一笼屉二十个，卖一块五。

    “她临走前说了什么？”

    方原业沉默了几秒，忽然从夹克内袋掏出一张泛黄的医院缴费单，指尖点着最底下一行潦草签名：“你看这个。”

    方知砚低头。那是十年前某市二院的住院押金单，金额栏写着“￥32,800”，患者姓名栏写着“林秀云”，家属签字处龙飞凤舞签着“方原业”三个字。而缴费日期，正是他大二那年寒假——他接到电话赶回去时，母亲已进入终末期，连水都咽不下。

    “你当时在哪儿？”方知砚问。

    “在沪市。”方原业声音发干，“接了个私活，给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做技术顾问。签了保密协议，不能请假。”

    “所以你没回来。”

    “我回来了。”方原业突然抬头，眼底血丝密布，“我坐最早一班高铁，凌晨四点到的站，打车去医院，路上堵了四十七分钟。等我冲进病房，她刚拔了氧气管。”

    方知砚喉结上下滑动，像吞下一整块砂砾。

    “她最后说……‘别怪你哥’。”

    方原业的声音陡然哽住，肩膀几不可察地抖了一下，又迅速绷直：“她说，你哥把房子卖了，钱全给她治病。卖的是你爸留下的老宅，七十年代盖的砖房，就挨着粮站。买家是个做建材的，拆了地基，现在那儿盖了家五金店。”

    方知砚猛地攥紧拳头，指甲深深陷进掌心。

    他知道那栋房子。红砖墙，青瓦顶，院里有棵歪脖子枣树，每年八月结的枣子又脆又甜。父亲总在树杈上钉个秋千，母亲坐在下面纳鞋底，哼的都是跑调的《南泥湾》。

    “你为什么卖它？”

    “因为医保报不了多少。”方原业苦笑了一下，那笑容比哭还难看，“化疗一次八千，放疗按小时计费，靶向药一盒两万三。她不肯用进口的，说国产的也能扛。可国产的……副作用太大，她吐得胆汁都出来了，还攥着药盒跟我说‘这钱省下来，够你读完研’。”

    方知砚没说话。他想起自己研二那年，母亲寄来的包裹——里面是三双千层底布鞋，鞋底密密麻麻纳着十字纹，针脚细得像绣花；还有一罐自制的豆瓣酱，坛沿贴着张小纸条：“咸淡刚好，别嫌辣。”

    他当时正为导师课题焦头烂额，拆开包裹只扫了一眼，便随手搁在窗台。三天后去取，酱罐翻倒，褐色酱汁淌了一地，混着窗外飘进来的梧桐絮，黏糊糊糊了一整块水泥地。

    “你后来……没再联系我。”

    “我打过。”方原业从帆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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