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判断孩子有几个心脏，目前只能够依赖于检查。

    但这两姐妹完全不是这样，因为俩姐妹身体连在一起，不能平躺开做检查，导致部分影像学资料重叠在一起，分辨上便存在很大的困难。

    目前最先进的检查方法就是心血管造影

    可是，做心血管造影的话，风险太大。

    这种介入检测一般用于成年患者，婴儿的耐受力很难保证，不一定能够承受风险。

    先前小日子带着那两个孩子过来的时候，已经做过血管造影。

    并且小日子的那两个孩子，明显要比......

    方知砚脚步一顿，笑意凝在嘴角，像一滴墨落入清水里，缓缓洇开却迟迟不散。

    方原业？

    这个名字，他不是没听过——上辈子在母亲葬礼后第三天，那个穿着熨帖西装、腕表锃亮、站在灵堂门口连香都没点一根的男人，就是方原业。他只说了一句“节哀”，便转身上了黑色奔驰，车尾灯在灰蒙蒙的雨幕里划出两道冷光，再没回头。

    而这一世，方知砚重生回研二那年，一切重来，他刻意避开了所有与方家有关的线索：不查户籍，不翻旧档，甚至把手机里唯一一张全家福——五岁生日照——连同那台旧诺基亚一起锁进了抽屉最底层。他以为，只要自己不伸手，那根脐带就能彻底风干、断裂、化为齑粉。

    可此刻，刘茜美说得平静，却像往他耳道里塞进一枚烧红的铁钉。

    “方医生？”高立群察觉异样，伸手在他肩上轻轻一搭，“怎么了？你哥……真来了？”

    秦鼎也敛了笑，目光沉静如深井：“方原业？方氏集团现任董事长？”

    方知砚喉结微动，没有立刻答话。他抬眼望向走廊尽头那扇双开玻璃门——门外人影攒动，记者尚未退尽，安保人员正来回巡弋，而就在那片喧嚣的缝隙里，一道身影静静伫立。

    西装是深灰，剪裁极简，没有一丝褶皱；领带是暗纹藏青，系得一丝不苟；左手腕上那只百达翡丽，表盘在廊灯下泛着冷而锐的光。他没看任何人，只微微仰头，目光落在住院楼顶层“神经外科中心”几个烫金大字上，仿佛在读一段早已熟稔于心的墓志铭。

    方知砚认得那姿态——不是等待，是验收。

    “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方知砚声音很轻，却让高立群下意识侧耳。

    刘茜美压低嗓音：“刚才接电话，对方报的是‘方氏集团董事长办公室’，用的是医院总机转接，前台查了登记簿，说半小时前有人以‘亲属探视’名义登记，但没填关系栏……后来才补录的。”

    “补录的？”秦鼎眉峰一蹙，“谁准的？”

    “……是我。”刘茜美顿了顿，坦然迎上院长目光，“他说，方医生做完一台十小时手术，刚出手术室就被人围堵采访，连口水都没喝上。他还说——”她略作停顿，视线落回方知砚脸上，“‘我弟弟胃不好，空腹不能喝冰水，也不能吃甜腻东西。我带了温盐水和燕麦粥，要是他肯见我，我就放这儿，走了。’”

    空气忽然静了一瞬。

    高立群看了看方知砚苍白的指尖，又瞥见他左袖口处未洗净的碘伏痕迹——那是术中反复擦拭留下的淡黄印子，像一道无声的伤疤。

    “啧。”他忽然咂舌，摇头苦笑，“这话说得……倒不像来抢功的，倒像来赎罪的。”

    方知砚没接话，只慢慢解下白大褂最上面那颗纽扣。动作很慢，指节绷紧，骨节泛白，仿佛解开的不是衣扣，而是某段锈蚀多年的铁链。

    他抬步向前。

    秦鼎张了张嘴，终究没拦。

    高立群却伸手按住他手臂：“知砚，你确定要单独见？”

    方知砚脚步未停，只侧过半张脸，光影在他下颌线上投下清晰的棱角：“他既然敢穿这身衣服站在这儿，就说明他早算好了——我不见，他明天就能让《财经周刊》头条写‘中原神医拒见亲兄，方氏集团疑涉医疗伦理争议’。”

    高立群一怔，随即苦笑：“操，还真像他们干的事。”

    方知砚已走到玻璃门前。

    门外那人似有所感，终于转过头来。

    四目相撞。

    方原业比照片里更瘦，颧骨凸出，眼窝深陷，可那双眼——漆黑、沉静、不带情绪，却像两口枯井，底下暗流汹涌。他朝方知砚颔首，动作标准得如同教科书示范，然后抬起左手，将手中一个素色保温桶轻轻放在玻璃门内侧的不锈钢台面上。

    “燕麦粥，少盐，不加糖，温的。”他开口，声线平稳无波，“你七岁急性肠胃炎，输液三天不肯吃饭，我熬了七次，最后一次你吃了半碗。”

    方知砚盯着那保温桶，没动。

    方原业也没催，只是垂眸，从内袋取出一张折叠整齐的A4纸，平铺在桶盖上。纸页边缘微微卷曲，像是被反复摩挲过。

    “千代明步的签证材料，我已经让人加急办妥。三个月有效，可延期两次，允许在中原境内从事临床科研工作。”他语速不快，字字清晰，“另外，小泽真也实验室近三年所有非涉密项目数据，包括你们刚做的颅脑分离术基础模型参数，今晚十二点前，会以加密U盘形式送到你办公室。附带一份声明——‘千代明步同学因学术理念分歧，自愿终止与东京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联合培养计划，并签署技术成果归属确认书，确认其在中原期间所有临床实践及研究数据，知识产权归属中原卫生科技发展基金理事会。’”

    方知砚终于抬眼：“你替我签的？”

    “不。”方原业摇头，喉结微动，“是我让法务部连夜拟的，但签字页，留白。”

    方知砚沉默三秒，忽然嗤笑一声：“你怕我签？”

    方原业这次没否认，只道：“你签了，方氏集团将无偿提供五千万元专项科研资金，用于建立‘中原-东亚神经调控联合实验室’。资金监管由卫健委、中科院神经所、京都医院三方共管，你任首席科学家。”

    “条件呢？”方知砚问。

    “两个。”方原业伸出两根手指，指腹有薄茧，是常年握笔或握方向盘留下的痕迹，“第一，三年内，你不得以任何形式接受日方任何机构、企业、基金会资助；第二——”他顿了顿，目光第一次真正落在方知砚脸上，不再是俯视，而是平视，带着某种近乎疲惫的郑重，“你母亲忌日那天，回家吃顿饭。”

    方知砚心头猛地一撞。

    不是因为钱，不是因为实验室，而是那句“回家”。

    他从未告诉过任何人——上辈子母亲走后，他翻遍老家老屋所有角落，在母亲床头柜最底层抽屉里，找到一只褪色的蓝布包。里面是一叠泛黄信纸，落款全是“方原业”，时间跨度从1998年到2005年。信里没提过一句父亲，只反复写着：“姐，药按时吃了吗？血压稳吗？小砚最近考试怎么样？我给他汇了两千，别告诉他是我给的。”

    最后一封信日期是2005年11月3日，母亲病危前十七天。信末写着：“姐，我下周回国，带小砚去北海道看雪。他总说想去看雪。”

    可方原业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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