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高华的话。

    副团长选择不在询问。

    其他人也是。

    能被选中成为考察团的一员，他们各个都是人精，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不礼貌，但既然高华说问下去会不礼貌，那不问就好了。

    毕竟此...

    夕阳斜斜地压在青砖灰瓦的四合院檐角上，把影子拉得又细又长，像一根绷紧的弦。何雨柱坐在北屋廊下那张老榆木躺椅里，手里捏着半截烟，烟丝早熄了，只剩一点焦黑的余烬黏在烟纸上。他没抽，也没弹，就那么搁在指间，任晚风把最后一丝余温卷走。

    院里静得很。鸡棚那边偶尔传来两声咕咕，是那只花母鸡刚下了蛋，在炫耀；西厢房窗台上，三只刚满月的小猫挤成一团，毛茸茸的脊背一起起伏，睡得正沉；东耳房门口，一只瘸腿的老黄狗趴着，下巴垫在前爪上，眼皮半耷拉着，耳朵却始终朝向院门方向——它记得，今天下午三点十七分，许大茂拎着个蓝布包袱，从胡同口拐进来，没进自家院子，反倒站在何家影壁前，站了足足四分半钟。

    何雨柱没动。他只是把烟掐灭，随手摁进脚边那个豁了口的粗瓷碗里，碗里还泡着半块没吃完的酱豆腐，油星浮在褐色酱汁上，晃着天光。

    他不是不想动，是不能动得太早。

    许大茂今天来，不是为吵架，也不是为攀交情。他是来“报信”的——不是那种街坊间闲磕牙式的报信，而是带着公章、盖着红印、用牛皮纸裹三层、再拿蜡封住口的“信”。上午十点零三分，轧钢厂人事科把一份加盖鲜红印章的调令递到了许大茂手里：原基建科技术员许大茂，即日起调入新成立的京郊农业试验总站，任副站长（试用），负责统筹京西十二公社良种繁育与机械化推广工作。调令背面还有一行小字：“经厂党委研究，并报市农委备案，该同志系组织推荐，优先启用。”

    许大茂没立刻走。他在厂里转了三圈，去锅炉房看了眼老李头修了半个月还没修好的蒸汽阀，去仓库清点了七十三箱蒙尘的旧式播种机零件，最后，他去了厂后墙根下那棵歪脖槐树底下——那里埋着五年前何雨柱亲手刻的界桩，木头上“何”字被雨水泡得发胀，“许”字却被人用斧子劈过两道深痕，至今没补。

    他蹲那儿抽了三支烟，烟头全按在界桩旁的泥地上，排成一个歪斜的箭头，箭尖直指何家院门。

    何雨柱知道。

    因为他今早出门前，顺手把西耳房窗台上的搪瓷缸子挪了个方向——缸底印着“一九六三年全市劳模大会赠”，缸沿有道细裂，是去年许大茂借缸盛醋时失手磕的。何雨柱挪它，不是为了摆整齐，是让缸影子每天申时三刻，恰好落在东耳房门楣第三道榫卯缝上。而今天，那道影子偏了三分——说明有人碰过它，且碰得极轻，极稳，带着一种久违的、近乎克制的试探。

    这试探，比骂街可怕，比告状难防，比借钱更耗人心神。

    院门“吱呀”一声响。

    不是推的，是顶的。一只穿着洗得发白蓝布工装裤的脚，先探了进来，脚踝骨突出，小腿肌肉绷得像拧紧的麻绳。接着是人。许大茂没穿外套，头发湿漉漉的，像是刚用井水浇过头，几缕贴在额角，水珠顺着鬓角往下淌，在颈窝里积成一小洼，又顺着喉结滑进衣领。他左手拎着个军绿色帆布包，右胳膊弯里夹着一卷泛黄图纸，图纸边角磨损严重，露出里面淡青色的底纹——那是七八年前，两人还在厂设计室共用一张绘图桌时，何雨柱自己调的配色方案，专为绘制农田水利图用。

    “柱子。”他开口，声音有点哑，不像平时吊儿郎当喊“傻柱”时那股子油滑劲儿，倒像砂纸磨过生铁，“井水凉，我刚打了一桶，泼了三遍。”

    何雨柱没应声，只把躺椅扶手上的蒲扇翻了个面。扇面是竹丝编的，中间嵌一块薄薄的云母片，阳光一照，能透出底下压着的半张旧粮票——一九六二年十月，京西良乡粮管所，壹市斤，票面右下角有枚极淡的拇指印，是许大茂当年替他排队买返销粮时，攥着票根太久留下的。

    “你记不记得，”许大茂往前走了两步，停在青砖甬道正中，影子被拉得又细又直，正好切在何雨柱躺椅的横档上，“咱俩第一次下地，是在南苑农场？”

    何雨柱终于抬眼。他目光扫过许大茂湿发下的眉骨，扫过他工装裤膝盖处两块颜色稍深的补丁——针脚细密，是机器缲的，不是手缝；最后落在他右手指节上——那里有一道新结的痂，暗红，约莫小指甲盖大小，边缘微翘，像是被什么硬物刮破的。

    “记得。”何雨柱说，嗓音低，平，没波澜，“你嫌拖拉机震得蛋疼，蹲在麦垛后头吐了三回，吐完还偷掐了人家三穗没熟透的麦子，塞嘴里嚼得咔嚓响。”

    许大茂咧嘴笑了。那笑没到眼睛里，但嘴角确实往上扯了，牵动右边一道浅浅的旧疤——那是七六年厂里斗殴，何雨柱抡起扳手砸在他颧骨上留下的。他把图纸往腋下一夹，腾出右手，从帆布包里摸出个东西。

    是个铁皮盒子，红漆斑驳，印着褪色的“北京红星农场”字样。盒盖掀开，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八枚种子——饱满，圆润，泛着青灰与淡金交织的冷光。每一粒都比寻常麦种大出近三分之一，表面覆着一层极细的银粉，在斜阳下微微反光。

    “‘京丰一号’。”许大茂说，指尖轻轻拂过最上面那粒，“市农科院十年育成，抗锈病、耐旱、亩产保底八百斤。上个月在海淀试验田测产，实收九百二十七斤六两。土法脱粒，人工称重，三遍校验。”

    何雨柱没伸手，只盯着那粒种子。他认得这品相——太像了。像极了他父亲何守业当年在冀中老家试种的“冀麦三号”，只是颗粒更匀，芒刺更短，腹沟更深。他父亲死前最后一句话，是攥着他手腕说：“柱子，麦子认人……你得让它认得你手上的茧，认得你鞋底的泥，认得你骨头缝里熬出来的盐味儿。”

    他慢慢坐直，躺椅发出一声悠长的呻吟。他伸出左手，不是去拿种子，而是伸向自己左脚边那只豁口粗瓷碗。他用拇指指甲，轻轻刮下碗沿一小块干涸的酱豆腐渣，捻碎，放在舌尖抿了抿。咸，鲜，带着陈年豆豉的微苦回甘。

    “谁给你试种权？”他问。

    许大茂把盒子盖上，咔哒一声轻响。“我。”他说，“以个人名义，签的承包协议。三百亩，五年期，头两年免租，第三年起按市价三成交粮。合同在农委备案，钢印是昨天下午盖的。”

    何雨柱笑了。真笑了，眼角皱起两道深纹，像犁开的田垄。“你疯了？三百亩地，你拿什么种？靠你那双能修蒸汽阀的手？还是靠你厂里那帮天天骂你是‘许大尾巴狼’的徒弟？”

    “不靠他们。”许大茂把帆布包往地上一放，解开搭扣，从里面抽出一张叠得方正的纸——不是合同，是图纸。他展开，铺在青砖地上。那是一幅手绘的灌溉系统草图，线条凌厉，标注密密麻麻：主渠走向、支渠落差、毛渠间距、水泵功率、阀门位置……所有数据旁边，都标着一行蝇头小楷，墨色浓淡不一，显然是不同时间写就。而在图纸右下角，用红铅笔画了个小小的、歪斜的葫芦——那是何雨柱早年给许大茂起的外号，因他脖子粗短，总爱仰头说话，活像只倒栽葱的葫芦。

    “我找老周谈了。”许大茂指着图纸上一处标记，“他答应把轧钢厂报废的三台离心泵，按废铁价卖给我。电机拆下来，重新绕线，外壳焊补，配上我改的铸铁叶轮——流量能提四成，扬程多三十米。”

    老周，周国栋，轧钢厂设备科的老工程师，许大茂和何雨柱共同的师傅。七九年退休，如今住在城南筒子楼，膝下无子，养着一笼画眉。

    “你去找他了？”何雨柱声音低下去。

    “去了三趟。”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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