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国听到老族长让自个喝奶，下意识朝着几个喂奶的德春部妇女身上瞅了过去，咽了一口口水，赶忙掉过头去。

    不行不行，这不是背叛组织么。

    刘秀云要是知道了，眼泪都得气出来了。

    自己媳妇可是比这些女人长得漂亮的。

    杜建国赶忙闭着眼睛，竭力地在脑海中想着自个媳妇的模样。

    老族长见到杜建国的怪异举动，愣了一下，道：“喝羊奶啊，今儿早上新挤的羊奶。本来打算攒几天做奶酪的，但是天太热了放不长的。现在一般都是我们部落......

    杜建国一愣，手不自觉地摸了摸后脖颈，那儿还留着前日攀岩时被松枝刮出的一道浅红印子：“独自？晓蓉同志，这话可不敢当。我那不是‘独自’，是跟刘春安、李大柱、王铁栓四个人一块儿折返回去的——他仨在山腰那棵歪脖子老榆树底下埋伏接应，我在前面探路，顺手把奥黛丽背出来的。”

    唐晓蓉歪头一笑，麻花辫随着动作轻轻一晃：“可龙团长跟我说，是你第一个冲进研究所废墟，在毒气浓度最高的地下三层，徒手撬开锈死的通风阀，让残余气体顺着旧风道导流到山体裂隙里……这事儿，他们三个可没跟着下去。”

    杜建国挠了挠头，脚尖无意识碾着地上散落的一粒猪饲料：“哦……那会儿情况急。唐老和侦察兵刚咳得站不住，我听见通风管里还有嘶嘶声，像蛇吐信子似的，就知道底下还压着气。阀门卡死了，扳手打滑，我只好用猎刀柄硬砸——刀柄断了半截，人也呛得直翻白眼，全靠咬着块湿毛巾才没晕过去。”

    他顿了顿，目光飘向窗外那排低矮的猪圈小屋，阳光正斜斜照在木板缝隙间漏下的几缕光尘上：“其实最该写的，不是我。是奥黛丽。”

    唐晓蓉笔尖一顿，钢笔尖在稿纸上洇开一小团墨：“她？”

    “嗯。”杜建国点头，声音沉了下来，“你们可能不知道，她不是病人，是‘钥匙’。”

    唐晓蓉眨眨眼，没接话，只把笔记本往膝头挪了挪，铅笔悬在纸面。

    “那天她昏倒在山涧边，脸烧得通红，可手腕脉搏跳得又快又稳，不像中毒，倒像……像被人强行唤醒。”杜建国慢慢解下左腕上缠着的一截旧皮绳——那是去年冬至，奥黛丽亲手编的，黑牛筋混着几缕银线，末端系着一枚小小的铜铃，“她醒过来第一句话不是喊疼，是问：‘风向变了没有？’第二句才说：‘快关三号蓄压舱的虹吸口，不然孢子要逆流进林子。’”

    唐晓蓉笔尖终于落下，沙沙记着，睫毛微微颤动：“三号蓄压舱？虹吸口？”

    “对。”杜建国指了指自己太阳穴，“她脑子里记得清清楚楚。那些图纸、阀门编号、气密等级，比唐老的笔记还准。后来唐老调出日军档案，才发现奥黛丽……根本不是金水县人。她是1943年从新京医大流亡来的日籍女学生，父亲是反战派微生物学者，临终前把整座研究所的活体菌株库密码刻进了她后槽牙的补银里——她小时候磕过牙，补牙的银汞合金，经X光一照，全是密密麻麻的微雕数字。”

    屋外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铜铃响。

    两人同时回头——是奥黛丽不知何时站在门口，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提着一只搪瓷缸，缸沿磕碰着门框，叮当轻响。

    她脸上没什么血色，但眼神清亮，像山涧初融的雪水。见杜建国愣住，她笑了笑，把搪瓷缸递过来：“刚煮的蒲公英根茶，祛火的。唐老说你采访完得喝三碗，不然晚上睡不安生。”

    杜建国忙接过，指尖碰到她手背，凉而干燥。他想说什么，喉结动了动，最终只低声问：“你……还记得多少？”

    奥黛丽没立刻答，目光扫过唐晓蓉笔记本上未干的墨迹，忽而抬手，用指甲轻轻刮掉“日籍”二字旁边一个极小的墨点：“我记得怎么让炭疽芽孢在零下二十度休眠，也记得怎么用野山参须配黄柏粉，给染病的人吊住最后一口气。”她顿了顿，声音很轻，“但我更记得，1945年8月16号凌晨，我爹把我塞进运草料的驴车底下，往南推了七里路。他说：‘阿樱，别回头。中国人的山，比日本的海宽。’”

    唐晓蓉的铅笔停住了。她仰起脸，眼睛有点潮。

    杜建国低头看着搪瓷缸里浮沉的褐色茶梗，忽然道：“晓蓉同志，稿子别写‘孤胆英雄’。就写我们小安村狩猎队，四个汉子背着竹筐上山，筐里装的是腌萝卜、烤红薯、两包粗盐，还有给奥黛丽熬药用的紫砂罐。写唐老咳得说不出话，还硬撑着用放大镜看苔藓孢子形态；写侦察兵小赵把防毒面具让给发烧的村民孩子，自己用尿浸透的棉布捂嘴；写刘春安蹲在猪圈墙头，一边啃窝头一边给隔离区的孩子们讲马鹿怎么用蹄子刨雪找草根……”

    他抬眼，目光坦荡：“写实的。越实越好。咱们没多高的觉悟，就是见不得人遭罪。山里的狍子饿瘦了，我们心疼；林子里的娃娃咳嗽两声，我们睡不着。这不是英雄，是活人该干的活儿。”

    唐晓蓉静静听着，忽然合上本子，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张叠得方正的纸：“杜队长，这是《京城日报》头版样稿，主编让我先给你过目。”

    杜建国双手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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