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的青年学者，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宾。

    那时的汪兆铭，意气风发。天幕对常凯申“独裁”、“无能”的批判，让他觉得自己距离党国权力的顶峰，只差一步之遥。他每日高朋满座，指点江山，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即将拨乱反正、挽救党国于危难的“天命之人”。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天幕上那句冰冷的判词，戛然而止。

    【汪先生……就是这道屏障。】

    “汪先生”三个字，如同一道催命符，将他所有的政治资本，一夜之间，焚烧殆尽。

    如今的汪公馆，门可罗雀，冷清得如同鬼蜮。

    门口，多了几位面容冷峻的“便衣”，他们名义上，是监察院察派来“保护汪先生安全”的，实际上却是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整座公馆已成了一座被严密监视的华丽囚笼。

    那些曾经对他曲意逢迎、奉承备至的“朋友”们，如今，一个个都避之唯恐不及。电话不再响起，请柬不再飞来，仿佛一夜之间，他汪兆铭就成了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瘟神。

    书房内，汪兆铭枯坐了一夜。

    他面前的地毯上，散落着无数被撕碎的报纸。曾经吹捧他的那些文章，如今都变成了对他“亲日”和“妥协”的影射和批判。

    “一群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小人！”

    他的妻子陈璧君，正怒不可遏地咒骂着。她性格刚烈，看着丈夫从云端跌落，比汪兆铭自己还要愤怒。

    “当初常凯申失势的时候，他们哪个不是跑到我们这里来表忠心？现在倒好，天幕一句话，他们跑得比谁都快！”

    汪兆铭没有说话，只是苦涩地笑了笑。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见得多了。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一次，会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彻底。

    “主席，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最先与日本人接触的梅思平，焦急地说道，“天幕之言，不过是一家之辞！焉知不是共匪的阴谋？我们何必自乱阵脚？”

    “区区一句‘汪先生’，如何就能判定是您？”另一位亲信林柏生也试图辩解，“这天下姓汪的，又不止您一人！”

    汪兆铭苦笑一声，摇了摇头。

    他知道，这些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他其实，早就隐隐地猜到了自己的结局。

    当天幕上，出现伪满洲国那个傀儡皇帝溥仪的身影时，他心中就曾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他知道，日本人，也一直在寻找一个能替他们“以华制华”的代理人。

    而他，恰恰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

    只是，他一直沉浸在与常凯申的权力斗争中，一直幻想着自己能以一种更“体面”的方式，登上权力的顶峰。他以为，自己能驾驭日本人，而不是被日本人所驾驭。

    天幕，无情地戳破了他所有的幻想。

    它告诉他，等待他的，不是“和平”，而是“汉奸”的骂名；不是“元首”的宝座，而是遗臭万年的耻辱柱。

    “常凯申已经磨刀霍霍了。”一直沉默的褚民谊，突然开口了，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恐惧，“我刚刚得到消息，他不仅没有调兵去福建，反而正在将几支最精锐的中央军，秘密地调回南京周边。”

    这个消息，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了一股彻骨的寒意。

    整个南京城，都笼罩在一种风雨欲来的压抑氛围之中。人们仿佛又闻到了，1927年，“四一二”之前，那股熟悉的、血腥的味道。

    “四一二”！

    这三个字，让书房里的空气，瞬间降到了冰点。

    “他……他想干什么？他难道想在南京，再搞一次大屠杀吗？！”陈璧君的声音都变了调。

    “他不是想，他是会的。”汪兆铭缓缓地开口，声音沙哑却异常平静，在生死关头，这位诗人政客反而展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冷静。

    “我们怎么办？”书房里的众人彻底乱了阵脚。

    “逃！我们去福建！”有人提议，“那里是十九路军的地盘，他们之前还遥奉您为政府主席！我们可以去那里，另立中央，与常凯申南北对峙！”

    “愚蠢！”梅思平立刻反驳道，“福建？李济深那帮人，现在自顾不暇，他们已经暂停了遥奉我当主席的决议，正在撇清关系。去广东？陈济棠那个投机客，比谁都靠不住。”

    “那我们就跟他拼了！”褚名义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我们发动我们在党内的所有力量，联络所有反对常凯申的军人，就在南京跟他打一场内战！”

    “用什么打？”汪兆铭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沙哑而疲惫，“用我们手里的笔杆子，去对抗他的坦克和大炮吗？”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手中没有一兵一卒，所有的军事力量都掌握在常凯申和那些地方军阀的手里。

    书房里，再次陷入了绝望的沉默。

    最终，还是陈璧君说出了那个所有人都想到，却又不敢说的唯一选择。

    “去找日本人。”她的声音，冰冷而坚决。

    “只有他们，能救我们。也只有他们，有能力对抗常凯申和共产党。”

    “可是……”林柏生犹豫道，“一旦我们公开寻求日本人的帮助，那天幕上的‘汉奸’罪名，就真的坐实了！我们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回头路？”汪兆铭突然抬起头，眼中闪烁着一种被逼入绝境的、病态的光芒，“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还有过回头路？”汪兆铭反问道，声音里充满了无尽的悲凉与自嘲。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窗外那些监视着他的戴笠的特务。

    “常凯申要我们的命，共产党将来也要清算我们，英美视我们为弃子，天下之大，除了日本人的刺刀之下，还有我们的容身之处吗？”

    “我汪兆铭，年少时，也曾‘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我这一生，反袁，反段，反张，反蒋……反了一辈子，到头来，却要落得一个‘汉奸’的下场。”

    “罢了，罢了。”他长长地叹了口气，仿佛在对自己，也像是在对历史，做着最后的告别。

    “既然历史已经为我写好了判词，那么，我就按照这个剧本演下去吧。”

    “至少，我要让常凯申知道，我汪兆铭不是那么容易就会被他捏死的！”

    

    第259章：汪先生的落幕与精卫的前世今生

    书房里的灯，彻夜未熄。

    汪兆铭独自一人，坐在那张宽大的红木书桌后，手里端着一杯早已冰凉的清茶。门外的特务，如同幽灵般，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而他的思绪，却早已穿透了这四面高墙，回到了那段既充满荣光，又布满歧路的遥远过去。

    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那段追随父亲宦游、在严苛的私塾教育中度过的、孤苦而又早慧的岁月。十三岁丧母，十四岁失父，他的一生，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与“漂泊”和“失去”为伴。

    他想起了母亲，那个一生都沉浸在“忧劳”二字里的、温婉而又愁苦的女人。他仿佛又看到了她，在昏黄的油灯下，为家计和闲气而默默垂泪的模样。

    几年前，他曾央请画家温幼菊，为他画了一幅《秋庭晨课图》，画中九岁的自己，正偎依在母亲膝下习字。他为那幅画题词：“好雨已迟萱草，人间何处春晖”晖。

    他也想起了父亲，那个严厉的、让他背诵王阳明《传习录》和陆游诗歌的老人。他想起了少年时，随父亲宦游广东的往事。那时，他还只是一个清瘦的秀才，满脑子都是孔孟之道。

    父亲的离去，让他彻底成了一个无所依靠的孤儿，但也正是那段严苛的国学教育，为他日后在《民报》上舌战群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走上这条路，或许冥冥之中，早有定数。

    他想起了他早年的恩主，那位曾对他赏识有加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那时，他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秀才，是李准将他引入了新学的殿堂。

    可短短几年之后，当他怀抱着革命的理想从日本归来时，这位曾经的恩主，却已成了他暗杀名单上的头号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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