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陈致远没有太多事，所以花了不少时间陪家人。
腊月二十五的时候，他跟老爸老妈回了台中。
他们一家人商量过了，今年打算在台中过年。
趁这个机会，也能跟那些亲戚朋友聚一聚。
...
化妆间的灯光是柔光，打在镜面上泛着一层温润的釉色。陈致远坐在高脚凳上，任造型师在他发际线处细细梳理、定型，喷雾带着薄荷与雪松的冷香，在空气里浮游。他没说话，只微微仰头，眼皮半垂，目光落在镜中自己左耳垂那颗浅褐色小痣上——三年前拍《滚滚红尘》时，林青霞曾笑说：“你这痣长得像枚印章，盖哪儿，哪儿就算你的地盘。”当时他只当玩笑，如今却真觉出几分宿命般的重量。
门外传来几声轻叩，江建民探进半个身子：“Ethan，张国荣先生说想见你一面，就在隔壁休息室。”
陈致远点点头，示意造型师稍停，起身时顺手将搭在椅背上的深灰羊绒围巾裹紧。走廊灯光比化妆间亮得多，脚步声被地毯吞掉大半，他推开那扇磨砂玻璃门时，张国荣正背对他站在窗边，手里捏着一杯温水，窗外霓虹如液态金箔，淌过他肩头，也淌过他鬓角新添的几缕银丝。
“来了？”张国荣没回头，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刚才看见王桀在后台抽烟，抽得手指都在抖。”
陈致远没接话，只是走过去，从他手中接过那杯水，放在窗台边沿，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薄荷糖，拆开，倒出两颗，一颗自己含住，一颗推到张国荣手边。
张国荣终于转过身，笑了下，眼角细纹舒展如折纸展开：“你还是老样子，话少，但句句都落点上。”
“您也是。”陈致远顿了顿，“去年《沉默是金》重版，我听港岛电台播了十七次。”
张国荣眼尾微弯，笑意沉下去一点：“他们四个今天穿的西装，都是同一家裁缝店做的。领带夹，统一是白金雕云纹。连袖扣反光的角度，都调过三次光。”
陈致远没应声，只抬手，用拇指指腹轻轻蹭过自己右腕内侧——那里有一道极淡的旧疤，是八六年初录《东方之珠》de摸时，被录音棚金属支架划的。那天张国荣也在，蹲下来替他按住伤口，一边哼着未完成的副歌旋律，一边说：“疼就唱出来，别憋着，憋着的歌，气口都发虚。”
窗外交响乐般喧闹的粉丝尖叫忽然拔高一个八度——是郭富城刚从通道口现身。张国荣望着那方向，眼神静得像湖面：“你知道吗？昨天下午，黎明在练《千千阙歌》时，把原调降了整整半个Key。”
“为什么？”陈致远问。
“因为王桀那首《大海》。”张国荣声音低下去，“他选的帮唱曲目是《大海》，音域跨度比《千千阙歌》还宽两度。黎明说，‘要是我唱高了，他一开口，观众耳朵就撕裂了’。”
陈致远喉结动了动，没笑。他知道这不是玩笑。王桀的《大海》本就是为撕裂而生的——那种不顾一切的嘶吼，是把肺叶当鼓面擂，把声带当琴弦绞。而黎明向来惜声如命，他的高音从来不是冲上去的，是托上去的，像托起一只受惊的白鸽。
“他最近……睡得还好？”陈致远忽然问。
张国荣看着他，片刻后摇头：“上个月我去台北看他排练，他唱完最后一句，直接跪在地上吐了。医生说是胃黏膜出血，可他自己说，‘不是胃在痛，是喉咙里卡着四把刀’。”
走廊另一端传来陶喆的笑声，清亮又突兀，像玻璃珠砸在青砖上。张国荣抬手揉了揉太阳穴：“陶喆今天早上跟我说，他帮唱的选手临阵换歌，临时改唱《爱要怎么说出口》，结果彩排时唱破了两个High C。”
“他怎么处理的？”
“重录了三遍，第四遍前，他让选手把歌词里的‘你’全改成‘你们’。”张国荣指尖点了点自己胸口，“他说，‘一个人爱得太用力，容易碎；一群人爱着同一个人，才叫活着’。”
陈致远怔了一下，随即笑了。那笑里没有温度，只有沉甸甸的明白——陶喆从来不是莽撞的人。他把“你”改成“你们”，是把个人情爱，硬生生掰成时代洪流。这是在给所有人台阶，包括王桀，包括四大天王，包括那些躲在录音棚暗处、攥着合同咬牙切齿的唱片公司总监们。
两人沉默着站了会儿。窗外，灯光骤然暗了三分，继而一束追光劈开黑暗，直刺舞台中央——那是节目组在试灯。光柱里浮尘翻涌如星云初开。
“该你上场了。”张国荣说。
陈致远点头，转身前，忽又停下：“荣哥，待会儿我唱完，您能不能……别坐导师席？”
张国荣挑眉。
“坐观众席第一排中间。”陈致远声音很平，“就您一个人。别带助理，别戴墨镜。就那么坐着。”
张国荣静了三秒，忽然伸手，极快地拍了拍他后颈：“好。”
陈致远回到化妆间时，造型师已等得额头沁汗。他坐回镜前，任对方用鬃毛刷扫去肩头微不可察的浮灰。镜中人领口微敞，露出锁骨下一道浅淡旧痕——那是八五年在东京武道馆演出后，被狂热歌迷抛来的荧光棒划的。那时周华健还在台下抱着吉他傻笑，庾澄庆举着相机晃得镜头全是虚影，陶喆缩在后台角落啃苹果，汁水顺着下巴滴在谱子上，洇开一片淡黄。
他闭了闭眼。
再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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