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可以，有空的话我一定来。”

    陈致远笑着同意了。

    如果他没猜错，周华健准备发售的新专辑应该就是前世那张彻底让他火遍两岸三地的《花心》了。

    前世，这张专辑直接大卖超过五百万张。...

    北影厂的审片室里，空调嗡嗡作响，却压不住空气里浮动的焦灼。任山之坐在长桌一侧，手指无意识摩挲着剧本封皮上“国宝奇兵”四个烫金宋体字——那字是陈致远亲手写的，笔锋凌厉，像刀刻进纸背。对面坐着三位老导演，头发花白，制服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眼神却亮得惊人，仿佛能穿透纸页，直抵敦煌莫高窟第220窟那面刚被拓印下来的唐代飞天壁画。

    “主角设定七十七岁？”穿灰布中山装的老导演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目光如探照灯，“Ethan你真打算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追到纽约拍卖行？”

    陈致远没急着答。他端起搪瓷杯喝了口浓茶，茶叶沉在杯底，像几片凝固的墨迹。“不是老人。”他放下杯子，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砸在实木桌面，“是‘文物缉私局’第一代侦查员，叫陈砚舟。七十七岁，但五年前刚在甘肃嘉峪关击毙过三个持枪走私犯。他左耳聋，右膝有旧伤，走路时左脚比右脚慢零点三秒——这个细节，我们请了公安系统退休的老刑侦顾问确认过。”

    话音未落，穿藏青工装裤的女导演突然从包里抽出一叠泛黄照片——全是黑白的，边角卷曲，像从旧档案柜里直接翻出来的。她啪地拍在桌上：“1987年，山西云冈石窟佛头失窃案。当时就是陈砚舟带队，在大同火车站蹲守四十二天，最后从运煤车夹层里起出三尊北魏造像。这案子当年没公开，但公安内部通报里写了：‘该同志单枪匹马，徒手缴械三名持五四式手枪嫌犯，自身仅左臂轻伤’。”

    陈致远眼底掠过一丝光。他早知道北影厂手里有这类绝密档案，但没想到对方真会拿出来。他伸手想拿照片，指尖离纸面还有半寸，却停住了——不是客气，而是不敢碰。那些照片背面印着红章，边缘磨损处露出暗红色印泥，像干涸的血痂。

    “所以您看，”任山之适时开口，指尖点了点剧本第三场戏，“敦煌佛龛失窃那晚，陈砚舟不是在办公室喝枸杞茶。他在鸣沙山月牙泉旁的沙丘上趴了整夜，用望远镜盯着百米外的考古队帐篷。因为前一天，他发现帐篷拉链内侧有细微划痕——那是新型合金锁具刮擦留下的，而考古队配发的全是铜制搭扣。”

    穿灰布中山装的老导演忽然笑了，笑纹里夹着沙砾般的粗粝：“好！就冲这句‘划痕’，我投赞成票。”他转向陈致远，“但有个事得说清楚——跨境执法权。咱们公安系统确实有‘特别授权令’，可真拿到美国法庭上……”

    “不需要法庭认可。”陈致远打断他，从公文包取出一本蓝皮册子，封面上印着烫金国徽，“这是公安部今年五月刚下发的《文物安全特别行动组临时权限指引》复印件。第七条第二款写明：‘针对跨国文物走私主犯，经部级特批，行动组可实施境外拘捕及证据保全’。”他翻开内页，指着一行加粗铅字，“而且，去年中纪委通报的‘海东青’专案组，已经用过两次这个条款——抓的是澳门赌厅老板，人在里斯本拍卖行举牌时被铐走的。”

    满室寂静。空调声陡然刺耳起来。

    女导演慢慢收起照片，从口袋摸出一枚磨得发亮的铜钥匙：“这是我父亲留下的。1953年他参与清理故宫地下库房，这把钥匙能开三号保险柜——里面存着民国时期流失海外文物的全部清单。陈砚舟追的那座佛龛，编号‘敦遗-0741’，就在清单第一页第三行。”她顿了顿，“清单背面，有我父亲用蓝墨水写的两行小字：‘此龛佛首曾供于慈禧寝宫，庚子年随八国联军运往柏林，1928年由德国古董商转售日本，战后下落不明’。”

    陈致远喉结动了动。他早知道佛龛有故事，却不知竟牵扯到慈禧寝宫——前世他查过资料，故宫档案里确有记载：1900年八国联军劫掠期间，德军少校冯·克虏伯率队闯入宁寿宫，抢走三十七件金玉佛器，其中就包括一座“双龙捧珠”楠木佛龛。而“敦遗-0741”这个编号，正是北影厂从国家文物局借调的绝密档案编号。

    “那场纽约拍卖戏，”他忽然问，“拍卖行选哪家？”

    “苏富比。”女导演答得干脆，“但我们改了名字——‘莱茵堡拍卖行’。所有道具、文书、背景屏风上的家族纹章，都按真实史料复刻1928年柏林古董商会的样式。连拍卖师用的锤子，都是按克虏伯家族当年捐赠给柏林博物馆的实物拓模铸造的。”

    陈致远点点头，又问：“佛龛真品呢？”

    “在台北故宫。”老导演接话，“上周我们刚拿到复制许可。不过……”他意味深长地看了陈致远一眼，“真品现在锁在恒温恒湿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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