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300万马克。德国人对这条铁路寄于厚望，希望能够带动青岛的快速发展

    但德国人把山东视为殖民地，造成了德国人和山东百姓之间的冲突，加上袁世凯又在周村开埠，分流了青岛这个出货港，于是德国人在山东投入极大，但是收回基建的成本却很缓慢。1905年胶济铁路的盈余也就16.7万银元，相当于30几万马克，这极大的打击了德国商人对青岛建设的信心。

    反观德国在武汉的投资，因为工农兵委员会承担了所有的基建投入，德国资本不仅可以通过向委员会进行基建工程的贷款获得资本输出，还大大的降低了在武汉投资设厂的投入。

    德国商人认为，除了上海之外，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比武汉更适合外国人进行投资了，因为委员会取代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职能，并且他们的权力要大的多，因为他们还能为工厂解决原料的来源和运输、销售等问题。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只能负责租界以内的事务，对租界外只能通过外交交涉去影响地方官员，但对于中国地方糟糕的基础设施同样是无能为力的。基础设施的缺乏，正是工业国和农业国之间根本差别，这让后者廉价的人工没法在高昂的运输费用下表现出来。

    但是，上海公共租界终究是英国人说了算的地方，工部局9人董事会中只有一名德国人，英国人则有七人，法租界公董局则完全是法国人的天下，上海总会更是英国人的权力象征。虽然1902年德国人冯.都林和莱莫斯、龙特等发起兴建了德国总会，但德国人依然认为在上海自己受到了英国和法国不公正的对待。

    青岛虽然是德国人说了算的地方，但是现在就是个乡下小地方，完全不能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形势。可武汉就不同了，这里不仅拥有和上海相匹敌的庞大经济腹地，在这里德国更是可以借助中国人的力量对英法进行排挤。

    因此在1905年年末时，中德商会中的一部分德国商人就认为，应当把青岛交还给中国人，这样德国就不用承担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山东基础建设的庞大投入，反而可以参照武汉的模式，从经济上对中国加以控制，这对于德国的工商业和银行业来说更加的有利。

    当然，按照克虏伯先生的看法，“我们距离中国实在太远，而中国人似乎比奥斯曼人更加的善战。很显然，过去是满人束缚住了中国人的战斗本能，当这种束缚被解除之后，中国人就爆发出了一种惊人的能量，这种能量让中国人在山海关地区挡住了俄国人的进攻，也让他们在印度教训了英国人。

    虽然我坚信德国军队依然能够对付三倍以上的中国军队，因为我们有更出色的大炮，但是这个国家有4亿人口，他们只是缺乏那种动员起来的组织力量，只要他们能够达到沙皇俄国的程度，也能轻易的组织起上千万的军队，而我们不可能把上百万的德国军队派来远东。

    所以，这个麻烦还是留给俄国人和英国人吧。德国不需要和中国人为敌，我们需要的是从中国的建设过程中获得最大的好处，这将会解决德国社会的许多问题…”

    克虏伯不仅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仅向德皇发了信件说明了自己的看法，也在和中国人的商业协定中更加的严苛了起来，因为他不希望给中国人以不公平的借口撕毁这些商业合同，就目前来看，工农兵委员会确实有这样的能力。

    对于青岛的占领，其实是德国海军部在坚持，当初青岛是作为德国海军在远东的一个基地来建设的，因为德属太平洋诸岛缺乏建设海军基地的人力和物力基础。但是，德国海军部占领青岛的时候并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和英国皇家海军真正的交战。

    当英国皇家海军内部流传出了突袭德国港口以消灭德国海军大舰队的传闻后，德国海军部也立刻反应了过来，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海上冲突将不仅仅是一个构思，而有可能变为现实。假如这场战争真的爆发了，那么德国在海外的基地就几乎都被英国皇家海军舰队给分隔了。

    德国海军部在青岛的大量投入就成为了沉没成本，因此德国工商界提出的和中国人合作交还胶澳租界地也就不是一个不可能的选项了。

    提尔皮茨这样对威廉二世说道：“假如中国人能够保证在战争期间的中立，并允许德国军舰进入青岛港进行维修和停靠，那么不是不可以考虑交还胶澳租界地。当然，最好的选择是，当武汉掌握整个中国时，让整个中国成为德国海军在远东的基地，那么交还胶澳租界地就毫无问题了。”

    青岛的德国船厂本来是专门为德国海军服务的，因为缺乏同中国商界之间的联系，这一船厂几乎完全依赖德国本土的拨款维持。德国商人宁可在上海投资办新船厂，也不肯来青岛，因为这里什么都缺，连中国工人都缺乏，而山东是中国的人口大省。

    面对这样的困局，德国胶澳租界当局终于有了变革的想法，一方面是缓和同本地人的关系，不再把德国殖民地法律施行于此；另一方面就是寻找中国人来处理和本地人的各种交流。把青岛船厂拿出来同武汉合办，也是其中的一项政策。

    在黎元洪这些人的眼中，工农兵委员会正把触角不断向外延伸，并开始承担起了朝廷应当承担而不肯承担的责任，收回胶澳这显然不是武汉的责任。但是在劳工党的高层看来，欧洲的局势已经紧张到，德国人都开始收缩海外势力的时候了，这就意味着英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是没有强硬的底气的。

    在此种局势下，劳工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应当进一步向列强借款发展本国的工业，以避免欧洲爆发战争时难以借到发展工业和基础建设所需的资金，到时也可利用欧洲爆发战争的机会以工业品偿还一部分贷款。

    再加上本年度结束之后，武汉需要支付欠款本息8000余万两和贷款本息1600万美元，因此工农兵委员会打算再向德、美银行借款5000万美元，借新还旧。这样的巨额借贷自然引起了工农兵委员会一部分人的担忧，不过德国和美国的银行家却表现的相当有兴趣，因为去年武汉的财政状况相当的良好。

    按照德华银行的估算，武汉当前治下的人口约达6000万，人均年财富创造额为16.34两，总的年财富产值9.8亿两，农业产值和工业产值之比约2.3比1，武汉去年的财政收入大约占了总财富的16%有多，也就是1.6亿两，和财政支出持平。

    从目前武汉的发展来看，这不过是个起步，若是工业产能完全运转起来，至少也是现在工业产值的一倍以上。所以，现在正是武汉工业的高速扩张期，完全不用担心其没有还款的能力，或者说要是对方还不上的话，光是武汉本身的价值就远远超过了贷款的金额了。

    而在武汉上下看起来，这座城市正变得越来越巨大和面目全非了。如果说张之洞时期的汉口和汉阳让人惊叹的是现代工业和欧洲文明的一个缩影，但汉阳铁厂的内里和汉口租界以外依然还是中国，那么现在的汉口和汉阳已经变得不像是一个中国的城市了。

    不是说这座城市的人种变了，而是这座城市的整个生活方式都被改变了。甚至连德国人自己都不认为这是一座完全的德国城市的复制品，西门子公司确实把自己的理念灌输在了汉口城市的建设当中，但中国人却并没有变成刻板的德国人，中国人确实开始意识到了公共设施和公共道德的必要性，但也并不认为法律可以改变一切，他们更喜欢用教育和友善的帮助去改变这座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

    就连西门子公司的工程师们也承认，工农兵委员会所主张的“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正把科技和人的生活和谐的编制在了一起，这一点在德国是难以看到的。德国崇尚的是权威法制，民众需要的是服从权威和法律，他们并不需要理解科技到底能做些什么，只要按照法律或说明书去使用它们就好。

    工农兵委员会的这种服务理念，使得汉口、汉阳的城市扩张虽然迅猛，但却并没有让城市出现大片的贫民窟，这在上海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大量的为租界服务的外省人，只能待在租界外的空地上，利用竹木和稻草搭个棚子，这样一个棚子也还是要向租界支付租金的。

    这些贫民窟不仅仅容易爆发瘟疫，也是黑帮分子的聚集地，从而成为了上海治安最坏的地方。不过，这些贫民窟也为上海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是租界发展的财富源泉，就是对于劳动力的利用率极为低下。

    在武汉这边，大量涌入的劳动者被及时的安置并利用了起来，劳动力的利用效率相当高，这令武汉城市郊区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大多数季节性的乡村劳动者都会居住在市郊，然后乘坐公交车进入市区。假如没有一个高效的组织在安置这一切，那么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奇迹，就算是柏林也一样不能消灭贫民窟的存在。

    黎元洪在汉口码头上岸时，发觉自己似乎有些不认识这座城市了，而他不过才大半年没回来而已。不仅仅在于码头周边新建了不少仓库，就连来码头接他的交通工具都从马车变成了一辆小型公交车，一种能乘坐7人的六轮公交车，使用的是戴姆勒汽油发动机。

    第348章 工业标准化的影响

    在车上黎元洪不时能够看到有人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过去，这东西过去的稀罕程度就像他座下的这辆汽车，除了洋人和买办之外，没人会花大价钱从国外买一辆自行车回来，因为国内压根就没的卖，成熟可靠的自行车在欧洲也不过出现在十年前而已。

    也就是1897年上海租界举行了一次自行车比赛，上海才有自行车出售，不过对于汉口来说依然没有专门的自行车商店。这个时候的一辆自行车和一辆人力黄包车的价格相差不大，但是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有能力坐黄包车的人家，一般都不会去购买自行车代步，因为不体面。

    田均一进入张之洞幕府之后，就一直试图建立自行车生产的工厂，因为他认为自行车能够改变工人的作息，好节约工人的体力，也能扩大城市的范围。此时武汉乃至中国的工厂，还处于工业革命的前期，即在工厂周边修建住宅，好让工人就近上下班。

    这种格局没人觉得有问题，毕竟欧洲现在也没有完成二次工业革命，只有在电力革命和内燃机革命完成之后，让工人住宅区远离工厂，把城市各个职能区分开来的规划才真正流行起来。这种城市职能区域的划分，将进一步提升基础建设的利用率，工厂区和居民区、商业区的基建要求显然是不同的。

    不过这种欧洲人自己都在摸索中的东西，就更加没人会告诉中国人了，不过田均一却从林信义那里获得了对于未来工业发展道路方向的指导，标准化将从工业扩展到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去，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

    因此当张之洞接受了田均一的建议，建立了发展委员会来规划城市建设和整理自己的洋务运动的成果时，田均一就开始为这座城市的标准化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发展公共交通事业，就是一座工业化城市的基础，而公共交通事业除了轮船、火车和电车、汽车之外，城市内部的个人移动最方便的还是自行车。

    这样一来，这种洋人和富家少爷用来娱乐的交通工具，在发展委员会眼中自然就成为了一种基本的生活用具。只是发展委员会所主张的这种工业城市建设，显然是不能被官员所接受的，因为官员的出行必须要净街，没有几十号人在前面开道，十几人抬的大轿子，这如何表现出官员的地位？

    英国之所以能够发展出工业城市，是因为城市是平民居住的，王室和贵族都住在乡村，他们很少进入城市骚扰平民。巴黎是因为多次居民暴动，使得统治者意识到只有开阔笔直的大道才容易让军队开进城市，柏林则是一座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新城。

    去掉了这三国之后，其他欧洲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一样被本国的封建制度所困扰，至于东方的封建王朝就更加不用说了，他们连蒸汽机都不能接受，如果不是被军舰大炮给打服了，就不会引进这些机器，自然也就不会为了这些机器去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张之洞固然是清朝少有的开明官僚，但他想要的是维护华夏礼制的机器，不是让这些机器去改变华夏，自然也就没法彻底的支持发展委员会对于城市建设的新规划。之后代张之洞管理湖广的端方就更加不用说了，他保的是满人的统治。

    也只有在兵变之后，工农兵委员会掌握了权力，才真正的把那些地主阶级试图维护的等级制度和所谓的民间风俗全部的丢进了垃圾堆，武汉的工业化才真正的走上了快速通道。汉口和汉阳现在就是照着田均一最初的设想来改造的，划分城市职能区域，大力发展交通事业和公共服务事业，从而让这座城市为工业生产而服务。

    那些之前被满清官吏所阻扰的城市规划建设，现在就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了这座城市里，而自行车也确实在这座城市里开始流行了起来。过去这样一辆自行车在欧洲至少要10英镑，运到中国后一般在15英镑左右，也就是120两白银以上。

    而前年汉口建起了自行车装配厂，去年自行车的价格就跌到了120个大洋，这些自行车主要被政府收购了，用于邮局、政府部门的办公之用。就连军队也订购了1000辆28英寸的钢架自行车，全重25公斤，设计载重在200公斤以上，算上人和货物，一辆车拉700斤毫无问题，以用来替代一部分骑兵部队。

    其他人也许不是很清楚，田均一为什么要这么看重自行车厂，黎元洪倒是有些理解的，因为自行车厂是中德工业合作的一个标杆，在自行车厂的建设基础上，中德之间的工业合作范围就更加的宽广了。比如德国大陆橡胶厂就在汉口投资兴建了一个日产1500条的轮胎厂，这比其在德国的工厂还要大了。

    而德国大陆橡胶厂之所以愿意和委员会一起合作办这样一个大厂，就是看在两件东西，靠近橡胶产地和中国自行车市场的广阔性，德国人认为日后中国的自行车厂完全可以消化掉这些橡胶轮胎，所以不会和其本土的工厂产生竞争关系。

    为了满足这样一个橡胶轮胎厂的生产，委员会早就在海南岛及雷州半岛开始了橡胶树种的培养，在德国植物学家的支持下，一种适合于海南岛和雷州半岛的巴西橡胶树种被挑选了出来，并开始了推广种植。而此时南洋的橡胶园也在英国人的推动下开始有了一定的成果，橡胶价格开始从一磅6先令以上跌到了6先令以下。

    在1900年之前，世界橡胶的产量90%都出自巴西的野生橡胶林，但是英国人引入南洋的橡胶种植园，在成本上比巴西橡胶节约了近三分之二。因此在这些南洋橡胶园开始产出时，国际橡胶价格也就开始了下跌，这对于中国来说倒是一件好事，通过那些南洋的华侨，武汉获得了优质和廉价的橡胶原料。

    而自行车产业的合作成功，也带来了中德在汽车和拖拉机产业上合作的可能，眼下汉口对面的武昌东面的江岸区正在大兴土木，那里正在兴建另一个工业区，正是为汽车厂和拖拉机厂准备的。

    据说美国人正试图在拖拉机产业上插上一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农业机械的数量是完全不足的，过去一年里武汉的农机销售额度从不到3000万元上升到了6000万元以上，让美国人看到了中国农机市场的潜力。

    其实美国人一直试图改造中国的农业生产模式，按照美国的农业生产模式去改造，因此美国人不遗余力的向中国传入了美棉的种子和一些新式农具。不过中国的小农经济模式下很难接受美国人的工业化农业的理念，这也是美国人对俄国占据满洲感到不满的原因，因为满洲是最适合建立美国农场制的地区。

    只有当中国的农业美国化了，那么美国的农具也就打开了市场。美国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想要看到的中国农业变革确实出现了，但是得利的却是德国人，这就没法让美国的银行家和工业家们再忍耐下去了。他们之前的观望，是建立在武汉工农兵委员会不能抵挡英国的施压，所以才选择了跟从英国的战略。

    但是现在英国不仅没能让武汉屈服，甚至连自己最重要的印度地区都被中国人搞乱了，而中国人在北方对抗俄国人也没有出现一败涂地的局面，因此美国人认为武汉是值得投资的，再不对武汉进行投资，那么今后武汉统一中国的话就会向德国一边倒，这显然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美国最为担心的还是，中国和德国统一标准，这正在把所有的英制单位国家从武汉的市场上排挤出去。美国是一个度量衡尚未统一的工业国家，英制和公制混杂使用，最终形成了美制的独特单位。这和美国的移民国家属性相关，也和美国的技术是从欧洲各国移民带来的历史相关。

    对于当前这个混乱的世界而言，没有标准化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毕竟各个国家都有着各自的不同单位，对于大多数农业国来说，精确这个词压根就不存在。欧洲之所以能够形成统一的公制标准，这得感谢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皇帝。

    但中国是不同的，从秦始皇时代起中国就统一了度量衡，也就是说，度量衡在中国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一旦一个政权掌握了中国，那么他所推动的度量衡自然就会成为中国的标准，这在其他农业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他们都没有这种大一统的意识。

    所以，当英国人还没有发现中国采用公制的坏处时，美国商人已经发觉了不对。比如美国产的电力设备因为不能和德国设备统一，现在已经被武汉拒绝采购了，而接受了德国培训的技术工人，也越来越接受德制标准，德国设备的维护费用在不断下降。

    法国在这场标准化运动享受到了好处，因为法德都是统一的公制单位，所以中国人很容易就把两者的设备统一了起来，但是英美的设备则只能依赖本国的工程师来维护，过去这不是问题，因为反正中国也没有这种技术力量，可现在却成为了真正的问题。

    美国人认为，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哪怕美国机器比德国机器更低廉，中国人也一定会优先选择德国机器，因为在后续的维护和升级上，德国机器的投入显然要更低，这是一种利用标准化制度设下的贸易壁垒。

    而为了维护这种标准化，德国人正加大对于中国的工业教育支持，不仅在武汉建立和合办的工业学校，还接受了大批的中国工人前往德国进行培训。美国人因此对武汉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希望能够纠正武汉对于美国的错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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