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开辟第二战场的骑兵部队，虽然在热河、独石口、张家口等地遭到了猛烈的抵抗，但米辛科少将还是凭借着骑兵部队的强大机动力，趁着中国军队驰援张家口的机会，绕道突破了长城抵达了大同城下，大同北门外的官兵望风而遁，城内的商民开门迎接俄军入城。

    自从清初满清屠了大同城并拆毁城墙后，直到顺治十二年方才对大同城进行回迁，但规模已经远不如前朝。之后满清以商业控制内外蒙古，晋商一时大盛，于是大同也就从明代的军事重镇变成了清代的商贸中心。

    这里的城墙早就残破不堪了，城内外则到处是商店和货栈，城内街巷136条都能看到商店，这里的商民怎么肯去和俄军拼命呢？为了防止俄军入城杀人抢劫，这些商民自然老实的开门投降了。

    能够这么轻易的夺取了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整个雁北地区一共也就十来座城镇，其中最大的三座商业城市就是大同、右玉杀虎口、代州，大同更是雁北地区的中心，拿下了这里相当于有了向中国内陆进军的基地，因此米辛科少将接受了中国人的投降。

    他还向中国人保证，沙皇是仁慈的，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惩罚不遵守协定的满人朝廷，不是为了找普通人的麻烦。米辛科少将也向自己的部下告诫道：“我们必须遵守同这些中国人的约定，这样我们才能利用这些中国人为我们收集情报并提供军队需要的物资。否则的话，我们是没有能力继续前进的。”

    米辛科少将向后方传递了情报，要求后方尽快派出步兵来支援自己，因为哥萨克不应该用在守城上，这将让哥萨克骑兵失去最大的威慑力。根据米辛科少将探出的行军路线，俄军应当从锦州向北抵达朝阳府，然后转向西面的承德，接着就向张家口进军，而他将会配合后续部队一起拿下这个通往北京的通道。

    书信中米辛科少将认为，在他们出其不意的拿下大同之后，中国人已经完全慌乱了，他们只担心自己会继续向南深入，因此对于张家口的防御就没有之前那么的严密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两边一起夹击张家口就能很容易的拿下这座商业重镇，而俄军也就有了进攻北京的大量物资。

    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收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同意了米辛科少将的计划，他下令施塔克尔贝格将领以在锦州的东西伯利亚第九步兵师为骨干，组建一支特别支队，前往进攻张家口，以完成米辛科少将提出的计划，在第二战场打开通往北京的通道。

    而北京这边，也因为大同的失守感到了震惊，时山西巡抚为张人骏，他一边向北京求援，一边组织山西新军和团练守卫雁门关，以防止俄军突然南下攻击太原，但此时山西新军虽然有一个协的编制，可实际也就一个标，且缺乏新式军械和军官，面对俄军完全是一片混乱。

    就连张人骏自己对能否守住太原没啥信心，他只能向朝廷表示，自己“食君之禄，当报王恩”，不过他还是给自己的盟兄弟袁世凯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希望他能够出兵救援山西。

    只是现在的袁世凯好不容易才稳住了河北的局势，哪里有这个兵力去救山西。就如王士珍、段祺瑞两人对他所言，兵力派的少了无济于事，派的多了则俄人正好加强对山海关一路的进攻，相比起山西一路，山海关才是俄军大举进攻的主要路线。

    当然，王士珍、段祺瑞都认为山西不可不救，真要让俄国人把山西给打穿了，那么河北侧面就出现了威胁了。只不过两人对救山西的办法各执一词，段祺瑞认为应当向武汉请求援兵，现在有余力出兵的也就武汉了，其他省份就算出兵也不过是不能打的巡防营，等他们到了山西估计黄花菜都凉了。

    王士珍则主张应当向武汉请求一批武器支援，然后在山东、河北招募新军，让北洋军去接替独石口和张家口的防线，让毅军去夺回大同。他对袁世凯说道：“山西是表里山河之地，也是直隶和西北联系的通道，一旦这里被湖北人占了，他们还肯轻易离开吗？所以，不能给他们机会进入山西。”

    段祺瑞对王士珍的担忧相当不以为然，他反驳道：“要是让俄军把山西打乱了，连北京都要不保，这个时候还担忧什么武汉人赖在山西不走？我们该担心的是，要是真的让俄军突破了山西，我们该往哪退的问题。武汉都已经组建了9个师了，我们难道就让他们在一旁观战？我们和俄国人要是拼完了，不就是让他们做了渔翁了么？”

    袁世凯对此也是相当的头疼，他最希望的还是毅军能够独立的把大同俄军击退，那么至少他就不用去烦恼这个问题了。可毅军这边也是叫苦不迭，他们的防线从独石口一直拉到的了归化城，长度超过300公里，而能用的兵力不过20营，这样的情况下要求他们去收复大同，和逼毅军去自杀也没区别了。

    因此何宗逊在马玉昆的默认下发文给北京，要求把守备山海关一路的毅军八营还给自己，则他们还能试着去打一打。不过除了朝廷不清楚，袁世凯还是很明白的，这八营压根就不是毅军而是武汉的部队，他压根就不想放走，也没法放走。

    武汉新军不仅仅在前线是士气的保证，在后勤上还极大的分担了北洋的压力，别人的后勤供应都是自己运上来的，除了新鲜的食物需要北洋供应外，其他弹药军械都是自备。只要这支部队还在自己手上，那么武汉那边的弹药就会源源不断的送上来，袁世凯怎么能同意放手呢。

    不过何宗逊也没有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件事上，他提出的第二个办法是，让朝廷允许自己在河南募兵，然后补充前线军队之不足。只是何宗逊的这个建议也就欺骗一下满人，像袁世凯就很清楚，何宗逊实质上是打算向武汉求援了，这就意味着毅军将完全的倒向武汉。

    假如有的选择的话，袁世凯一定不会同意这个要求。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把毅军看成是北洋的一支，毕竟都是淮系出身，现在李鸿章既然不在了，马玉昆又已经老迈，因此将这支军队纳入到北洋中来，乃是顺利成章之事。也因此，袁世凯才能默默看着慈禧扶持毅军，虽然慈禧的目的他很明白，但他认为自己还是能够拿捏住马玉昆之后的毅军的，所以为什么要担心毅军扩充实力呢？

    可是谁也没想到半路会杀出一个程咬金来，马玉昆带着毅军南下和武汉打了一场，结果毅军没能收拾了对方，反而因为武汉大度的释放了俘虏，连武器都归还了，倒是让毅军和武汉之间有了一种微妙的联系。这种联系随着中俄开战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武汉用一批德国旧军火把毅军换成了统一制式的武器，这极大的增强了毅军的实力。

    袁世凯承认，虽然这是德国人淘汰的旧军火，但并不是什么破烂货色，他要是拿着这样一批军火，显然是不舍得给毅军的，除非对方接受了北洋的整编。可武汉却不求回报的给了毅军，从那时起袁世凯就知道，这毅军估计要改换门庭了。

    只不过他没想到，这个时机来的会这么快，但是他也不能不承认，现在的毅军也是无路可走了，他们要么就只能撤防，否则压根没法顶住俄国这样一支强大骑兵的突袭。除非现在北洋军去支援毅军一把，帮助毅军把占据大同的俄军消灭掉，解除了这样一个后顾之忧，那么毅军倒也不用现在就做出选择。

    但是，袁世凯不可能拿北洋去替毅军挡灾，要是能调动北洋第一镇的话，他倒是不心疼，可第一镇压根就不会听从他的命令离开北京，那是满人的命根子，用来保卫宫廷的最后武力，哪能拿出来拼命。

    思考了半天之后，袁世凯认为自己不能做这个恶人。他要是拒绝了毅军的请求，毅军不会恨武汉只会恨他，这将破坏他在淮系旧部中的形象，而武汉真的愿意出兵吗？这同样也是一个很玄妙的问题。虽然出兵救援毅军是有好处的，但是这种好处只有在打赢了俄军才能吃下去。在野战中对抗一支俄军骑兵大部队，袁世凯觉得很悬。

    既然是一个棘手的难题，自然以顺水推舟的方式最好办了。于是袁世凯好人做到底，还帮着毅军给武汉发了一电，请求武汉北上帮助毅军收复大同，不过得打毅军的旗号。

    第346章 黎元洪

    大同被俄军占领的消息传来，武汉这边并没有感到意外，虽然武汉派出的军队去了山海关一线，但是对毅军的支援并没有停下过。

    在给毅军换装的同时，武汉也对毅军防线及当地情况进行了调查，他们一开始就认为，毅军的处处设防除了分散自己的兵力之外，根本起不到对俄军进行抵抗的作用。

    除非俄军只有一两千人的部队过来，并且还要同毅军争夺这条防线，不肯穿过这条防线去进攻他们的后方。现在俄军的行动正好验证了武汉陆军总参谋部的看法。

    对于毅军发来的求援电报，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内部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党外的委员几乎都支持出兵支援，他们主张：毕竟这是一场国战，他们现在不应当考虑和满人之间的矛盾，而应当先捍卫国家利益。

    党内也分成了两种意见：一种同样支持出兵，但认为应当以我为主，不能任由朝廷摆布，比如现在山海关一线的部队就变成了替北洋挡住俄军进攻的主力了，这令许多委员们感到了不满；另一种则主张不应当现在出兵，而应当让俄军打下大半个山西后再行动起来，这样就可以按照对待河南的办法把山西纳入控制。

    田均一和唐才常等中央委员商议后，认为应当先询问军方的意见，毕竟派兵过去是为了作战的，假如军队认为不能打，那么他们的争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黎元洪、蔡汉卿、孙武等几位在武汉外围的军事委员被召回了武汉，就出兵问题进行了咨询。黎元洪收到电报时正在视察南浔铁路的开工情况，九江被武汉拿下之后，武汉并没有急着往九江派遣官员，而是稳定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并和当地的一些开明士绅合作对九江进行了城市建设。

    虽然之后的土地改革和肃反运动也波及到了这里，但是九江地区从整体上来说还是相当平稳的。毕竟江西的新军还没开始建设，全省的主要兵力也就是五路常备军，这些常备军的骨干其实都是湘军的底子，但是对于新军来说，湘军已经真正的落伍了，这也是铁良南下时敢对魏光焘下手的原因，因为湘军已经不能打了。

    假如不是出了武汉这档子事，魏光焘也该从两江总督的位置上挪走了，但是现在么朝廷已经无力再整顿南方督抚，北洋也被俄军所牵制，所以魏光焘又把被铁良罢免的部下重新招募了回来。魏光焘很清楚现在湘军想要生存下去，要么就是改制新军，要么就是得一强援。

    铁良敢对湘军下手，背后自然是有着袁世凯的北洋军在支持，毕竟两江乃是天下财赋之源，北洋新军想要练下去，自然就想要拿到江苏这个钱袋子，而满人则想要拿湘军的利益安抚北洋新军，顺便收回地方督抚的权力，可谓是一拍即合。

    魏光焘年纪也大了，湘军这个局面他觉得自己也维持不住，毕竟他不是刘坤一，不能得到整个湘系力量的支持，所以一度向满人做了退让。但是后面既然武汉先对朝廷动了手，居然还扛住了，魏光焘当然不会再对满人退让了。

    而既然北洋和满人关系这么密切，那么他也就只能向武汉表示友好了，毕竟湘系的老家还在武汉的控制之下。因此对于武汉进驻九江的行动，魏光焘不仅忍耐了下来，还和武汉达成了和平的私下约定。没有了南京的支持，江西地方就更加没法和武汉的军政力量对抗了。

    于是，武汉不仅迅速的控制住了九江地区，并恢复了对南浔铁路的建设工作，这条铁路江西早就想建了，就是一直筹不到铁路资本，但是前期的勘察和设计都已经弄的差不多了，武汉这边控制了九江之后，就开始推进九江石油炼化基地的建设，也认为应当修建一条通往南昌的铁路，于是也就安排铁路上马了。

    今年一月，南浔铁路正式开工，黎元洪甚至把自己的司令部都搬到了九江来。他也是为了能够离黄石远一点，驻扎在黄石的鄂东工农兵委员会虽然名义上和他是平级的，但是召开会议时他只有一票，别人有七八票，他发觉自己就是去举手的，压根干涉不了地方，因此他也就干脆把心思用在军队工作上了。

    黎元洪也承认，就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和从前的湖广总督府相比，现在这个体制的效率不知道要高多少倍了。过去湖广总督府想要办一件事，不让相关或不相干的人员捞饱喝足，这事就别想办下去，因此上下官员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应酬和搞人际关系，不懂人情的人是什么事都办不成的。

    但是现在的工农兵委员会则完全是另外一个套路，不仅委员会内的成员大多为30岁上下的青年，超过40岁的人都很少见，那些所谓的德高望重的名宿最多也就挂个顾问的名头，压根融入不进这个团体。

    且这些青年也都是干劲十足，几乎很少出现在交际应酬的场所，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工厂或乡村，然后搞调查报告，搞农运、工运，搞地方建设和乡村教育，看到这些年青人热火朝天的干劲，黎元洪就明白，朝廷应该是不可能再回来了。

    黎元洪即对这些年轻人感到钦佩，他们只关心有没有工作交给自己，而并不关心自己的待遇究竟合不合理。当然在后勤上劳工党做的还是不错的，已经尽力在能力范围之内把资源向一线工作者倾斜了，在武汉做办公室的人并不会比那些在乡村的工作者待遇更好，他们能享受的大多是城市带来的便利。

    不过他也同样畏惧着这些年轻人，因为这些年轻人过于激进了，他们似乎有着把一切旧东西都砸烂的念头。在当前的工农兵委员会内部，“老”已经成为了一种贬义词，比如劳工党的年轻人就很喜欢把同盟会称之为一群老革命者，言下之意他们不了解什么是新的革命。

    在劳工党看来，老的革命就是以打倒满人政权就算完事，但是这种革命没有给未来的中国指出一条新的道路，最终也就是让汉人皇帝换了满人皇帝，不能改变中国沉沦下去的命运。想要改变中国沉沦的命运，必须要走一条新的革命道路。

    从目前劳工党能够稳定住局势来看，黎元洪认为对方的革命理念好像没啥问题，但是这条路对于有产者相当的不友好，并且试图让每个党员都成为圣人。虽然劳工党给军队带来了一种新的气象，过去把喝酒逛窑子当成爱好的军官们，现在都开始讲求个人品德来了，但是对于他们这些老军人们来说，这种新的军队纪律好像是一种无形的枷锁，让他们有些喘不过气来。

    自曾国藩创建湘军以来，军中的乡党和私人情谊就成为了维系军队团结的不二法宝，哪怕是北洋新军，内部讲的也是小站练兵时期的渊源，假如不是在小站练兵时期加入的后来者，就难以称的上是袁世凯的嫡系，而这支军队的灵魂也正在袁世凯一人，大家在军中的位置是按照同袁世凯关系的远近来区分的。

    湖北新军一样是这个道理，不过张之洞不通军事，也不愿意沾染练兵之事，所以把张彪推在前面，于是湖北新军的内部势力就比较乱，张彪和黎元洪都各自有一班小兄弟，无非就是张彪有着张之洞的支持势力更大一些，但也没法拆了黎元洪的小团体。

    黎元洪过去以为，军中的这种格局应该是不可能有什么变化了，大大小小的山头各自牵制，朝廷才能对军队放心使用么。但是现在劳工党改组了军队，以党治军，哪里还有他们这些旧山头存在的余地，不在党内就别想立山头，就算在党内也是军队依附政治，而非政治依附军队，旧的军队算是被工农红军给终结了。

    虽然黎元洪很想入党，可是对于他们这些老人来说，入党可要比年轻人困难了许多，就连田均一都亲自劝说过他，认为他应该先好好学习一下劳工党的理论，确定自己是真心的认同这一理论，然后再考虑加入也不迟。

    不过这其实就是一种婉拒，黎元洪现在倒是有些后悔了起来，要是那一晚他没有居中观望，那么也就不必陷入现在的尴尬处境了。不过要让他现在抛下一切去投奔朝廷，又是他所不愿意的。

    因为这一年多的切身体会，他认为清朝必然是要被工农兵委员会所取代的，委员会能否夺取天下，最大的麻烦不是朝廷，也不是北洋，而是列强的干预。可是从目前的两场对外战争来看，不管是在山海关的对俄作战，还是在印度的对英作战，列强都没有表现出过于那种压倒一切的力量，这就让委员会成功的可能性又高了几分。

    因此，在接到了武汉发来的电报后，黎元洪还是立刻交代了手上的工作，便兴冲冲的坐上军舰工人号前往汉口了。黎元洪现在还是长江舰队的司令官，在一年前这个长江舰队也就一艘工人号炮艇可用，但是现在这一级别的炮艇已经下水两艘，并且还有4艘以柴油发动机为动力的高速鱼雷艇加入了长江舰队。

    这也是黎元洪认为工农兵委员会大有前途的一个证明，因为这些船只都是武汉自己建造的，虽然是德国转让的技术，但是相比起江南制造局来说，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毕竟江南制造局的大部分造船钢材都需要从国外进口，甚至连造船厂都被英国人控制了。

    1885年江南制造局完全停止了造船和修船业务，直到1905年江南制造局把船坞独立出来，聘请了英国人毛根担任总稽查和总工程师主持江南船坞，才复活了造船业务，可这和中国人有什么关系。

    汉阳造船厂虽然引入了德国技术，但是却并不受德国人控制，从这点来说，这才是中国造船业的希望。而且，工农兵委员会的野心也不仅仅是造小船，现在他们正在和德国人商议，预备在青岛投入股份，扩大德国在青岛的船坞，将之变成一个中德合资的船厂，为中国的远洋航运业打造基础，这一计划也得到了德国工业界的支持。

    第347章 德国的在华战略改变

    德国虽然在山东获得了胶澳，并把山东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通过和武汉的对比，德国人很快就发现，两地的发展相差的实在是太大了。

    想要把山东的资源运出来就必须修建铁路和港口，这是列强在任何一个殖民地都必须投入的基础建设，而这些基础建设费用自然是需要从殖民地掠夺回来的。

    德国为山东铁路公司投入的资本，最初为5400万马克，但是这条经过的河流太多，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到1904年就已经为铁路建设投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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