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0章 大清将亡

    直隶总督府召开的会议最终决定要和俄军打，其实就是沿着长城设防抵抗，以冯国璋率领北洋陆军第二镇守备山海关一线，以段祺瑞率领北洋第三镇防御热河及独石口及山海关之间的长城段，北洋第一镇守备京师，北洋第四镇驻守天津到唐山、滦州地区以为前线后备。杨士骧回山东后抓紧组建北洋第五镇，王士珍则回北京训练第六镇。

    袁世凯受命领导军机之后，就把原来的京旗常备军和北洋常备军进行了重新编组，把北洋第一镇的名字让给了原京旗常备军，原北洋第一镇改为了北洋第二镇，北洋第三镇名头不变，北洋第二镇则改成了北洋第四镇。

    经过了这样一番编组和新招募的两镇，北洋六镇的雏形就出来了。不过现在真正有实力的其实只有北洋第二、四镇，北洋第一、三镇实力稍差，北洋第五、六两镇则还在训练、建制之中。假如不是俄国人打过来，袁世凯及北洋诸将是万万不肯同俄国人开战的，因为只要是个傻子都能看出来，只要缓上两年，北洋六镇就是国内最强大的武力了。

    但是现在袁世凯却不得不应战了，因为若是丢了直隶这个根本之地，或是北京再一次被洋人打下，那么北洋不但失去了根本，连朝廷最后的一点权威性都将丢掉了。没有这个朝廷的威望，他就不可能再逼迫南方出钱粮帮助他扩大北洋的武力。

    不过杨士骧在会上的观点还是让袁世凯有些耿耿于怀，于是在会议结束后他特意留杨士骧、杨士琦兄弟和唐绍仪在小花厅内一起喝茶讨论了下武汉和各列强的问题。

    杨士琦的观点倒是很明确，他借助兄长的观点直接向袁世凯主张道：“武汉这么做，其实倒也说明了一点，就是他们把宫保和北洋看成了最大的敌人，对于南京、两广、四川、甘陕等地则完全是不屑一顾。

    不过愚以为，宫保当下最大敌人也正是武汉，其他人等确实不值一提。因为只有我们和武汉，都有地盘、有武力、有大义。其他人根本没得争啊。”

    唐绍仪则委婉的向袁世凯说道：“虽然宫保和北洋现在被架在了火上烤，但这也未尝不是好事，经此一战之后，宫保是宫保，李文忠公是李文忠公，从此北洋和淮系只有情分再无什么牵连了。

    而且，列强最重力量，义和拳打死了德国公使是暴民，但湖北新军打死了这么多英国人，却被称为远东的普鲁士。因此北洋想要获得列强的尊重，想要得到列强的贷款，不和俄国人打上一仗，不打赢一仗，恐怕是不成的。”

    唐绍仪这话倒是让袁世凯听进去了，他不由叹了口气说道：“确实如此，武汉之所以能够和朝廷抗衡而不落下风，就是因为他们有保卫西藏，收复山南之功，故天下皆视其为国家的保护者，而把朝廷视为了洋人的朝廷。若不是如此，朝廷又怎么会缚手缚脚呢…”

    袁世凯的话语虽然意犹未尽，但是在座的三人倒是清楚朝廷放开手脚的意思是什么，当初清军平四川，曾国藩平太平天国，都是连地方上的百姓一并铲除的，虽然江南的读书人拼命为曾圣人洗白，说江南人都是太平天国所杀，其实就是欺负曾国藩杀死的那些泥腿子不会说话而已，太平天国没把这些江南的读书人杀绝了，才给自己留下了洗不清的骂名。

    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比如某个一心想要教育知识分子的人最终被读书人描述成了暴君，说其将地狱搬到了人间，其实就是让这些读书人去过了过农民的生活，然后这些口口声声要站在农民立场上说话的读书人就把这种生活说成是迫害，他们倒是忘记了一件事，他们之前反对工业化的目的，就是要让农民永远过着这样美好的田园生活。

    教员不过是让这些人了解一下，所谓的田园生活没这么美好，就成了暴君了。由此可见，那些拒绝工业化的读书人和叶公好龙中的叶公又有什么区别呢？

    只是三人中也有人并不是那么的赞同袁世凯的话，朝廷并不是不想放开手脚，而是真的打不过武汉，且武汉的报复也很残酷，那些支持朝廷的地主和乡绅不仅被剥夺了财产，甚至还有人被直接送入劳改营去修水利了，因此从武汉治下逃离的地主乡绅开始多起来了。

    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去招惹武汉，就是担心承受不起失败的后果，河南地主乡绅遭罪是河南人的事，为什么要把湖北人吸引过来给自己找不痛快呢？大家倒是想让北洋军去剿灭了武汉的劳工党，不过在毅军失败后，北洋军也就谨慎了起来。

    眼看着大清国要完，现在每一点力量都是自己手中的本钱，谁会为了大清国或河南、湖广地主乡绅的利益去耗费自己的本钱？除非打下武汉的利益能够弥补他们损失掉的本钱还有的赚，否则没有人会吃饱了撑着去同武汉拼命的。

    花厅内的小会也开完之后，袁世凯将三人送出府邸，借故和杨士骧留在后面，他趁着边上无人对着这位心腹询问道：“刚刚你似乎说的不多，可是有什么话不方便说吗？”

    长廊左右花草遍布，这个季节的天津是相当舒服的，只是在杨士骧眼中，现在却是大清国的秋末了，他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宫保，我觉得这大清国要完。”

    袁世凯楞了一下，停下了脚步看着他，杨士骧把这话说出来后倒是放开了，“回銮新政被武汉这么一搞，肯定是搞不下去了，各地督抚今后必然以新政为借口，大肆扩充地方武力。我北洋再想要借助朝廷的名义统合地方，然后推动国家效仿日本明治维新做出变革已经不可能。因清室现在乃是幕府而非天皇，天下皆欲倒幕的时候，是不可能以幕府的名义进行革新政治的。”

    袁世凯细细一想，也听进了这话，于是他询问道：“那么你觉得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杨士骧沉默了片刻后说道：“幕府不行了，所以要推天皇出来收拢民心。清室不行了，我们就得速开国会以正人心。”

    袁世凯迟疑了一下后说道：“可是要求召开国会不是武汉提出的意见吗？现在满人亲贵对于我和香帅主导军机事务已经大为不满，再召开国会夺取满人的权力，恐怕北京就要先乱起来了。”

    杨士骧正色回道：“香帅今年已经六十有九，人生七十古来稀，他还能有多少时间呢？今日朝廷之所以还能稍稍压制一下武汉，就是因为还有香帅这块招牌在。唐才常、田均一这些人终究还是年轻了些，想要完整的掌握香帅在湖北留下的遗泽，没那么简单的。

    可若是香帅去了之后，武汉还需要对朝廷假以颜色吗？湖北那些人和朝廷之间还有什么联系起来的渠道？武汉这么一变，满人的权力实际上已经化为泡影了，宫保若是拘泥于这一点，则我们必然是要处处受制于武汉的，因为武汉上面可没有一个朝廷掣肘。

    召开国会乃是为了限制武汉，使之不能拿着召开国会这块招牌抵抗朝廷之命。”

    袁世凯思考再三，觉得杨士骧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于是在送走了杨士骧后上书朝廷，再一次要求尽快召开国会立宪，并开放党禁和报禁，以求团结上下共同对敌。

    此前对这类上书一向置之不理的慈禧，这一次在俄军的进逼下终于还是松了口，同意军机处操办预备国会一事，并赦免了梁启超等维新派和孙中山等革命党，但唯独不赦免康有为。慈禧认为康有为鼓动光绪围园杀害自己，实乃罪无可赦。

    梁启超在日本听到这个消息，甚至都来不及为自己的老师抱不平，而是立刻吩咐学生、仆人收拾行李，预备回国参加国会召开一事。在其看来，维新事业终于看到曙光了。

    孙中山从日本友人那边得到消息后也是大为振奋，但他并不打算就此和清政府妥协，而是对着身边剩下不多的同志振奋的说道：“清廷放开了党禁，看起来是有了开明之意，但这终究不过是满人的权宜之际，只要满人不下台，他们随时就能把权力收回去。

    所以我们要借助清廷召开国会的时机，光明正大的在国内发展革命的力量，在国会上揭穿满人的阴谋，壮大我们兴中会在国内的力量，以为下一次革命创造机会。”

    有同志向其说道，“如今国内倾向于革命的地方莫过于武汉，且杨衢云等同志现在也在那边，或者我们应当和劳工党联合，劝说他们和我们一起推翻满清。有了劳工党的支持，再加上俄人正进逼北京，推翻满清应当是振臂一呼的事情了。”

    不过与会的日本人却不同意了，他们认为现在不是推翻满清的时机，在俄国人进攻北京的时候打出推翻满清的旗帜只会让俄国人得利。他们也不认同和劳工党联合，因为劳工党现在的实力太强，兴中会跑过去只会被其吞并。

    偷偷潜回东京并提供了资金和住处给孙中山的内田良平，向在场的中国人建议道：“现在不如先在东京联络各革命团体，然后兴中会以各革命团体的盟主身份回国，这样就可以壮大革命党人的声势，而不至于为劳工党所压倒了…”

    第291章 萌芽

    明代，于铜罐镇一带设水驿站，名铜罐驿。此地同鱼洞、木洞并称重庆三大水驿站，是成都、云南、贵州通往重庆的必经之路，因此也被称之为川东第一大镇。

    应该来说，铜罐驿镇的人见惯了往来的南北客商，一般的西洋镜是很难引起镇民们的兴趣的，但是在1905年5月27日这天清晨，镇上的人却都围在了冬笋坝上，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当太阳高高升起时，突然人群中有人高呼道：“来了，来了，我看到冒烟了…”

    人群一时轰动了起来，很快远处一个黑点朝着他们不断压来，渐渐的长出了一个钢铁头颅，身后则拖着长长的身子，宛若一条巨龙一般出现了。听着远处鸣叫的汽笛声，围观的人群一时大气也不敢出，只觉得这东西太过神奇了。

    詹天佑下车时受到了群众极热烈的欢迎，虽然此地的车站只有一个竹木棚子，可是群众们即便是站在了铁路线两侧的山坡和田地里也在欢迎着他们，这人詹天佑很是感动的对身边的人说道：“谁说四川民众不喜欢洋玩意，他们只是不喜欢有害的洋玩意么。这条铁路要是没有四川人民的支持，我们怎么能修的这么快…”

    刚回国不久的铁路工程师胡栋朝深以为然，重庆工农兵委员会劳动委员杨庶堪也出声响应道：“我们川人也非愚昧之人，怎么会分不清好坏呢？那些洋人带来的东西究竟是好是坏，我们还是能够分辨的出的。说我们川人排外，就是一派胡言，难道让四川遍布鸦片，让教徒凌驾于普通民众和中国官吏之上才叫开明吗？这种开明不如不要。”

    詹天佑虽然在政治上表现的比较淡泊，但此时他倒也认同了杨庶堪的主张，虽然他是主张建设要压倒政治斗争的，但今次这条铁路的建设经历也让他不得不承认，没有政治上的胜利就不可能全心全意的去搞建设。

    假如按照大清官场的搞法，估计这条铁路应该还在筹备当中，不把这条铁路的利益分配的明明白白，估计是动不了工的。毕竟在大清的官场，做不做的成事不重要，懂不懂事才重要，少你一个做事大清垮不了，可你要是不懂事坏了规矩，岂不是让大家难办了么。

    但是在工农兵委员会的领导下，虽然连詹天佑都觉得这种另起一套的举动确实有造反的意思，可是这委员会确实能办事啊。对于劳工党来说，不革命、不办事的人就滚蛋，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你要是不服气那么就拿起武器来反抗好了。

    假如说，一开始在列强和朝廷的围攻下，劳工党对地方上的绅士们还有所优待，虽然工农兵委员会掌握了地方权力，可并没有直接取消地方官府的权力，比如断案和收税权还是归地方官府处理的，工农兵委员会不过是派人进行监督而已。

    等到武汉击退毅军，列强开始退让之后，劳工党对地方上的控制就开始加强了。哪怕是四川这里，三月武汉船只能开到重庆后，也开始进一步加强工农兵委员会对地方上的控制，对于那些不愿意和劳工党合作，或是反对工农兵委员会决策的地方士绅，都采取了打压姿态。

    这种打压的标准也不是随心所欲，而是由劳工党划出一条线，然后便以此线进行分辨地方上的士绅是否能合作。在四川，总的原则就是要不要共和、要不要经济发展。仔细一点就是要不要召开国会，要不要抵抗列强入侵，要不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要不要搞经济建设，要不要打击鸦片种植和贩卖。

    在这样一条红线下，那些试图打着支持工农兵委员会但依旧保持地方传统的士绅和试图天下大乱出人头地的会党首领，都遭到了工农兵委员会的强力镇压。只不过四川地区比较封闭，所以没有如南阳、信阳地区的肃反运动搞得那么的轰轰烈烈。

    当然，这种镇压行动也是遭到了一些四川地方乡绅和会党的反对的。虽然这些反对工农兵委员会镇压的乡绅也许在日常生活中也对那些被镇压的劣绅表达过不满，平日也有过冲突，但是并不碍于他们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认为工农兵委员会在镇压劣绅的过程中搞了扩大化，这显然是坏了规矩的。

    詹天佑虽然从小出洋，在国内生活的时间未必有在国外长，但他也知道这些乡绅口中所谓的规矩其实是上不得台面的。一言以蔽之，这些乡绅其实倒也不反对委员会正法几个劣绅，但他们所希望的正法是帮助士绅阶层剔除几个坏蛋，而不是把整个士绅的特权都给废除了。他们挂在口边的规矩其实就是一句话，“今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詹天佑其实对于这种腔调是反感的，虽然美国人搞财阀治国也未必好，但财阀至少还能搞搞建设，而这些乡绅们除了压榨农民之外，几乎对任何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制度都是反对的。他们挂在嘴边的名言就是，“中国这么多人，文盲遍地都是，这些人那里懂什么民主共和，要是纵容这些泥腿子来治国，天下非大乱不可…所以中国想要安稳太平就得尊孔，就得有个皇帝管着大家…宁为太平犬，不为离乱人。”

    若是按照自己的本心，詹天佑是不想和这些士绅对抗下去的，今天的中国至少落后了欧美一百年，要是还不抓紧搞建设，哪里还赶得上世界的潮流？他可是在美国见过印第安人的头皮靴子的，也见过那些美国人把澳大利亚土著、太平洋群岛上的土著头颅当成收藏品炫耀的。假如中国不能赶上世界的潮流，那么这些印第安人和太平洋群岛土著的下场，难保不会发生在中国人身上。

    但是对于劳工党能够压制住这些士绅的反抗，从而确保经济建设不受影响，他又保持默认的态度。他不想和士绅冲突是担心士绅联合起来阻扰经济建设，并不是他有多喜欢这些划地为国的土皇帝。

    至于那些会党们的不满，詹天佑则没有任何同情的念头。假如说士绅中还有开明派的话，他自己也算是士绅之一，那么会党绝大多数都和犯罪有关，而且这些会党经手的犯罪勾当就没有一个是能放到台面上来说的，不管是拐卖孩童妇女、贩卖鸦片、还是打劫路人，哪一样能培养出好人来？

    也就是四川这个地方实在是没办法，不加入会党连正常生活都无法保证，所以才会出现清水袍哥这种奇怪的存在。什么是清水？其实就是说我也是组织里的一员，但我不干那些下三滥的事，你也别来搞我，就是这个意思。

    对于镇压那些认为造反就是让他们当土皇帝的会党首领，詹天佑是难得的持正面支持的立场的。他觉得要是让这些人打着革命的名义在乡间欺压良善，这种革命不革也罢，好歹满清政府也知道要给小民喘口气好收税，这些土棍则完全把农民当成自家的牛羊了，想宰就宰。

    当然，要维持这种两手都要镇压的局面，对士绅和会党的同时打压，实际上让工农兵委员会在四川处在了一个极危险的环境，大家都不愿意支持你了，只能依赖来自武汉源源不断的援助。比如修铁路这件事，假如没有武汉运来的大批物资和火车头、铁轨，工农兵委员会是怎么也完不成的。

    有了这些来自武汉的资源，工农兵委员会才能为那些农村里的无产者找到新的工作，从而在地方上制造出一个支持自己的阶层。而随着火车的开通，重庆-武汉的航运路线的维持，工农兵委员会也就有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在铜罐驿镇搭建起来的小木台上，詹天佑为重庆到铜罐驿镇的铁路开通做了讲话，“…这52公里铁路只是一个开始，今后我们不仅要把铁路修到成都，修到贵阳和昆明去，还要修到武汉和西安去。蜀道难将不难矣…”

    詹天佑的讲话大受本地群众的欢迎。在铜罐驿镇吃了午饭后，詹天佑和胡栋朝、杨庶堪一起在江边走了走，詹天佑不由赞叹道：“四川的风景可真是秀丽啊，难怪古人云：少不入川，老不出川。可惜我很快就要走了，今后四川的建设事务就要靠你们了。”

    杨庶堪是了解詹天佑调离的情况的，四川的铁路建设已经上了正规，当前最要紧的反而是政治工作，毕竟成都的锡良无时无刻不想着打倒重庆的工农兵委员会，而会党和一些地方士绅也对工农兵委员会不满。这种工作对于詹天佑来说没什么意思，所以在川江通行后就打了报告要求回去主持粤汉铁路的修筑工作。

    在这个决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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