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庶堪并不认同詹天佑的做法，他认为没有革命的政权，谈什么革命的建设工作。不过他倒也不会去阻止詹天佑，毕竟对方离开之后，倒是可以让他们这些革命派大展拳脚了，之前詹天佑对于那些反对者还是过于和气了。

    不过胡栋朝是真不知道，他来四川是为了协助詹天佑工作的，因此他比较吃惊的询问了对方的去处。詹天佑倒是很坦率的说道：“其实说到建设，武汉要比四川多的多，不管是长江大桥，粤汉铁路或是北方的黄河大桥的合拢，不过铁路委员会打算让我去负责洛阳到西安铁路段的勘察建设筹备工作。”

    胡栋朝听了这话立刻就有些激动了，“要建洛阳到西安的铁路。那么一旦成都和西安的铁路建好，四川到中原就不用再走长江和山路了么。”

    詹天佑充满期盼的说道：“何止，铁路委员会是打算把铁路一直修到兰州和新疆去的，这条铁路要是完成了，重要性不亚于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啊…”

    第292章 建设

    六月中旬，詹天佑乘坐汽船出川抵达宜昌，当他乘坐的汽船过了宜昌之后，发觉从此地开始往下的长江沿岸都出现了整治河堤的现象，过了松滋口长江两岸的护堤工人更是密集了起来，到了虎渡河以下更是出现了南岸尽是工地的景象。

    虽然詹天佑主持铁路建设工程，在重庆就主持过数万人的建设，但是看到这一幕景象还是被震撼到了，这里的施工人数显然已经超过十万以上，因此到了沙市之后他就不肯再走，跑去见了主持荆江治理工程的负责人李炳寰，询问起了工程的详细情况。

    李炳寰倒也很高兴见到詹天佑，不仅给他详细讲了自己负责的荆江治理工程的内容，还邀请他为自己出出主意。

    听完了李炳寰的介绍后，詹天佑便感慨道：“同治九年松滋决口，不堵成河，自此荆江南岸四口向洞庭湖分流的格局就形成了，委员会有这样大的魄力开始整治荆江河道，实在是难得。”

    李炳寰只是微笑着回道：“其实也不是临时起意，2年之前我们就考虑要整治湖广境内的江河湖泊了，只是之前一直在勘察计划没有进入到落实阶段而已，现在有了我们自己的政权，倒是加快了工程建设。

    其实现在上马这个工程还是有好处的，正因为上马了这个工程，常德、荆州两地的民众才会理解工农兵委员会为什么是人民政权。也避免了一场冲突…”

    李炳寰这么说也是有根据的，虽然荆州、宜昌一带归顺了武汉工农兵委员会，但这里的军队和士绅并不是那么的赞同武汉的一些政策，而南岸的常德更是保持了一种独立的地位，即不出兵帮助朝廷平乱，但也不接受武汉的命令。

    一开始，包括李炳寰在内的劳工党成员都是主张调动军队直接打平这些不服从命令者的，不过田均一却认为这些地方的民众并不是反对劳工党和武汉工农兵委员会，而是他们不了解劳工党和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到底要做什么，“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所以田均一主张号召两地民众修缮荆江水利。

    这确实是一步好棋，“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这段长江两岸的百姓都为水患所苦。同治九年松滋决口，不堵成河，实质上就代表着中央王朝已经失去了经营地方的勇气和财力，中国本就是一个依赖治理水利超大工程而形成的统一文明，所以满清入关即便还在战争之中也拼命修整黄河，以表明自己作为中央王朝的责任。当其对治理长江和黄河失去兴趣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清王朝的统治开始失去合法性了。

    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发出的号召立刻获得了长江两岸民众的响应，不仅仅是荆江段，武汉段两岸的民众也是乐意看到的，毕竟水是往下流的。第一期的工程除了整治荆江大堤外，主要还是设立虎渡河以东，黄山头以北的分洪区，并在分洪区内设立电力排灌系统，以保障农业生产，总投资为300万两白银。

    当武汉工农兵委员会于4月10日开始动工，到五月中旬动员起荆江两岸30万劳动力参加工程之后，两岸反对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声音立刻就消失了，只要看一看工地上的军民，这些士绅和军头就知道这不是自己能对抗的力量。常德以最快的速度组建了工农兵委员会，并向武汉表示了服从。

    詹天佑离开沙市时也就给李炳寰提了一个建议，认为荆江段不少地区可以截弯取直，以加快江水下流，这对于防洪是有好处的。除此之外他倒是没什么建议了，毕竟他不是专门搞水利的，而负责荆江治理的不仅有本地熟悉水情的土专家，也有从德国聘请的水利工程师，实在不需要他多说什么了。

    抵达汉口码头，虽然这一路乘船颇让他感到疲惫，但他还是第一时间赶去了委员会的总部报道，希望能够尽快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了，看到了荆江治理工程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后，他总觉得有种什么力量推着自己在跑，这个时候停下来休息简直就是犯罪。

    詹天佑抵达汉口公园附近的委员会办事大楼时，田均一正在同劳动和经济委员会的委员们讨论工作，委员们各个都在向他叫苦，表示拨给自己的资源不够，而主要的矛盾就集中在了钢铁和水泥上。

    比如工业委员谢缵泰就这样诉苦道：“去年湖北基础建设用掉了近8000吨钢材，2.6万吨水泥，这是全年的用量。但是今年就前五个月的基础建设就用掉了去年全年的钢材和水泥用量，其中一半用量是发生在四月和五月。

    本月基础建设的钢材用量估计能达到一千吨，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再加上给兵工厂拨付的钢材、给造船及其他工业调拨的钢材，六月的钢材用量将会突破1.6万吨，下半年估计平均能达到2万吨每月，但是我们最多也就能提供每月1.2万吨钢材…

    指望我们自己的钢铁生产能力满足建设需要，显然在短时间内是不能够的，所以我们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钢材，这个时候继续保持对进口钢材25%的税率是不是不大合适？”

    其他委员们固然要争取本部门所需要的钢铁、水泥等物资份额，但也有委员反对降低钢铁制品的关税，因为海外生铁每吨在5英镑左右，进口钢轨每吨6英镑2先令5便士，按照现在每英镑7.5两的汇率就是45.9两，汉阳铁厂每吨钢轨的成本在52两左右，要是不加征25%的关税就没法和进口钢材竞争。

    事实上有委员认为，对钢铁征收25%的税率还是低了，按照美国的经验，应该把钢铁关税提升到50%以上，这样国内资本就会涌入钢铁制造业，从而缩减国产钢铁缺口的问题。

    面对这样激烈的争夺物资分配的场面，田均一并没有感到头疼，反而觉得充满了希望，因为这说明大家都切切实实的想要做事，所以才会这样互不相让。若是在大清的官场上，大家只会拨款感兴趣，对于争夺物资是没啥兴趣的，因为拿到物资不仅变卖困难，且还容易被抓到把柄，银子多好，只要多花点钱就没了，别人都找不出什么问题来。

    他也庆幸自己之前已经谈妥了关于钢铁厂的扩建问题，因此钢铁不足只是暂时的现象，于是他对委员们安抚道：“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我们得分清楚主次，计划的重点不在于计划物资的分配，而在于计算物资的使用。可以说，我们现在还是这方面的新手，因此出现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不能老是在同一个问题上犯错误，对于过去犯的错误要进行统计总结，所以我建议成立一个统计委员会来专门负责这一事务。”

    这个建议自然是不会有人反对的，假如说一开始建立工农兵委员会夺取了湖广总督府的权力时，大家还信心满满，认为自己必然会比清政府干的好，毕竟之前湖广发展委员会就干的不错，不少委员都出身于湖广发展委员会，他们觉得许多问题都是湖广总督府在拖后腿，不是他们计划的不行。

    不过等撇开了湖广总督府之后，大家才发觉其实也不能全把问题归罪于满清官吏的贪污腐败和无能上，湖广总督府和地方官员最多也就是执行力不足，真正阻碍了计划的落实的还有客观因素，基础建设投入的不足和工业能力的不足等。

    工农兵委员会成立后解决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问题，但是没法空手变出物资来。此时大家才发觉，为什么湖广发展委员会在武汉的计划落实的最好，因为过去他们把资金都投入到了武汉的基础设施上，加上外国轮船维持住了长江运力，从而形成了武汉快速发展的局面，但是在武汉之外的地区却并没有这样的便利。

    就简单的做个比较好了，1904年汉阳、汉口的火电装机容量2.5万千瓦，年发电8250万度，武昌及湖北其他地区的火电装机容量才0.5万千瓦。

    1897年，宝善成公司在长沙设电厂，供400盏电灯照明，但到1904年为止，湖南的发电量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当然，除了一些开埠城市外，此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在电力地图上都是黑暗，武汉地区的火电装机容量其实已经占了全国的9成左右，所以发展委员会在武汉的建设计划能落实下去，因为这里的能源问题已经解决了。

    很快田均一就接着说道：“要想填补不断增长的钢铁需求，扩大钢铁厂的建设是根本，但是扩大钢铁厂的建设就必须保住原物料的供应，而保证原物料的供应又需要交通上的便利，所以生产资料和交通建设的钢铁需要必须要优先满足。

    现在俄国人已经对我国开始了进一步的侵略，我们不把自己武装起来也是不行的，所以给兵工厂的钢铁供应也应当满足。其次就是关于人民消费资料上的钢铁需求，这个我认为可以放在最后。当然我并不反对进口钢材，但我认为应当对进口钢材进行统一管理，并经过计划委员会进行审批，这是为了确保我们有限的外汇资源不被浪费…”

    会议对当前工农兵委员会治下地区的生产和生活需求进行了调整，结束会议后田均一就看到了等候在自己办公室的詹天佑，他热切的欢迎了对方，并带着歉意向他说道：“原本应当让你先在汉口休息几天，但是黄河铁路大桥的合拢工程已经开始了，我们希望一位有经验的工程师加入这一项目，确保铁路大桥的建设能够顺利完成…”

    第293章 反美风潮

    詹天佑倒是能够理解田均一的意思，虽然一批留学生归国后带回了不少先进的铁路桥梁的建设技术，但是在修建超常规的隧道和特大桥梁上，中国的工程师们还没有什么积累。考虑到今后要修建跨长江大桥，这跨黄河铁路桥自然是最好的积累工程经验的项目。

    但是除了积累工程经验之外，确保中国能制造合格的桥梁建材也是一大要点。黄河铁路大桥总长超过3000米，采用的是钢体结构，虽然德国人从比利时人手中接过大桥的建设，但并不认为汉阳铁厂能够生产出合格的钢梁，因此主张全部在德国生产，然后运到中国组装。

    虽然当时工农兵委员会还没有成立，但田均一还是和德国人交涉了很久，最终决定由汉阳铁厂制造三分之一钢梁，但必须要经过德国工程师的检验。虽然这么做并不能降低桥梁的造价，甚至反而提升了造价，不过詹天佑认为还是值得的，因为中国今后的桥梁不能全部使用进口钢材，以中国的规模，全部使用进口钢材修建桥梁，那么大部分地方是修不起的。

    不过在欣然接受了新任务之余，詹天佑还是忍不住对时局关心了一句，“有件事我还是很想知道，对于俄国入侵和各地的反美风潮，委员会是怎么考虑的？”

    对于詹天佑的问题，田均一不假思索的就回答了第一个，“对于俄国人的入侵，我们自然是主张抵抗到底的，只要俄国人不退出我国的领土，我们是绝对不会和他们谈和的。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会监督北京的做法，只要他们抗击俄国，那么我们会在物资上进行支援，可如果北京试图和俄国人媾和，那么我们自然不会承认他们有代表中国人民签订割地赔款的协议的权力。至于各地的反美风潮么…”

    谈到这个问题，田均一也是深深的犹豫了一下。1905年5月，中美关于《限制来美华工条约》的续约谈判移至北京。这个条约已经存在了10年，作为美国《排华法案》的补充，1904年罗斯福在竞选连任时许诺要继续限制华工来美，于是就有了1905年的谈判。

    为什么这一条约过去十年没有引发反美风潮，而这一次会引发这么大的问题，倒不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现在才知道这件事，而是十年前签订的《限制来美华工条约》，确实只是限制华人苦工前往美国，但对那些经商和求学的中国人并不做限制，而今次延续条约则将所有中国人都视为了前往美国的华人苦力，因此这次的条约谈判才会引发知识界的不满。

    特别是该条约还试图禁止那些在美国有居留权但无正式身份的中国人出境后再返回美国，更是引发了在美华侨的极大非议，不管这些华侨是保皇派还是革命派，这次都是有志一同的反对北京签署该条约了，而康有为和孙文也不得不发表声明反对。

    抗议声从广州和上海发起，很快就出现了商界、学界联合呼吁，市民响应的局面。上海和广州商人和市民发起了抵制美货的行动，这对于武汉也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武汉刚刚同美德银行签署了一项工业发展贷款，所以一时舆论对于武汉颇有非议，倒是让朝廷的名声好转了不少。

    犹豫之后，田均一还是诚实的向着詹天佑说道：“我们当然是支持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压迫政策的，不过我认为美帝国主义不会因为我们的反对而取消或修改该条约，因为我们缺乏反制美国的手段。

    抵制美货确实表现了群众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精神，但是中美之间的贸易规模还不足以动摇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的对外出口规模还不到其国内贸易规模的5%，而对我国的出口更是远远低于对南美地区和欧洲地区的出口。

    现在毕竟是帝国主义时代，弱者的呼声是没法让强者感到愧疚的。想要让美国修改其外交政策，首先得让中国强大起来，我支持对美国进口的奢侈品和棉布进行高额征税，但反对不加区别的抵制美国货物，因为我们没法生产石油和缺乏某些工业所需要的有色金属。

    不加区别的抵制，只会拖累我们的建设速度，从而让美国进一步欺压我们。当然，委员会不会这么直白的宣传，我们会要求北京和美国展开外交交涉，但我们不会为了这样的问题，停止自己的建设。”

    虽然田均一的回答并不完全符合詹天佑的预期，但他也明白田均一说的是实情，现在的中国根本没法动摇美国的外交政策，甚至连让美国人感到难受一下都做不到。他只能告辞离去，把心中的愤怒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上去了。

    当詹天佑和田均一提及反美风潮一事时，弗兰茨·克虏伯也正在德国人俱乐部内和卡尔·西门子讨论这件事，他对于中国人表现出的那种民族意识感到有些忧心忡忡，担心德国也会遭到同样的待遇，毕竟德国人在八国联军事件中可没干什么好事。

    卡尔·西门子则对在华发展的前景依旧感到乐观，他对克虏伯说道：“既然德意志民族能够在上个世纪统一并击败法国，没有理由一个统一了数千年的中央王国会甘心成为世界的二等公民。

    我最近读了卫礼贤神父的几篇文章，我发觉我们在过去两百年里所塑造出来的德国民族的独特文化，中国人在2000年前就已经完成了。

    这200年是中国文化的黑暗期，就如同我们在中世纪的黑暗期一般，但是已经点燃过的文明火种，终究是要从黑暗中复苏过来的。因此我不认为，用对待愚昧民族的方式对待一个古老民族是合适的。英国人在西藏的失败，无疑证明了这个古老民族正从冬眠中苏醒过来。”

    克虏伯看了看年轻的西门子，他并不认为这位年轻人突然就放弃了种族主义，也不认为中国的古文化折服了他，真正让西门子对中国抱有这样的好感，实在是西门子在中国的事业开始盈利了而已。

    从1901年到1904年，各国在武汉的投资差不多有一亿马克，其中德国一家就超过了8000万马克，而西门子约占了三分之一的份额。虽然克虏伯也大约占了近三分之一投资，但是和西门子主营的电机和通讯事业相比，克虏伯投资的钢铁事业见效就比较慢了。

    哪怕在欧洲，电机产业和通讯产业也是一个新兴行业，当前欧洲的主流产业还是钢铁及化工。不过后两者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太高，因此很难做产业上的转移。这也是德国钢铁、化工产业能够超过英国的原因所在，英国工业革命完成的太早，因此很难把钢铁、化工的技术设备进行更新，英国资本家宁可投资在美国和加拿大，也不愿意在本土进行技术设备更迭。

    但电机产业和通讯产业就不同了，这两个新兴产业对于技术的要求大于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所以研发速度要高于收回成本的生产速度。也就是说，除了第一名能够收回成本，跟在后面的投资者开始跟风生产的时候，他们要面对的是新一代性能更好的产品的竞争，这样一来跟风者就变得无利可图了。

    因此对于这两个新行业，重要的就是有足够的新生市场，在新产品研发完成之后就尽快的展开生产，回笼投资，然后就是更新换代。在这方面，美国其实是具有先天优势的，因为美国是一个接近一亿人口的国家，光是国内市场就能收回其新技术的研发费用了，很少需要在国外收回部分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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