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的主张令办公室内的人都沉默了下去,过了许久之后,贝尔福终于下定了决心说道:“外交部正式开启有关中国西藏问题的交涉,让英属印度政府把相关外交资料交给伦敦。
建议北京和武汉进行和谈,英国将为双方的协议做出保证,长江联合舰队暂时停止行动,关于日舰沉没一案,我们认为这只是一场不幸事件,不能视为武汉对联合舰队进行了攻击行动。武汉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建议北京对日本的损失给与补偿,并劝说日方接受。
告诉日本人,他们现在最大的敌人是俄国人,不是中国人…”
宇治号在长江触雷沉没一事对于日本人来说同样是个头疼的问题,虽然这一事件激起了国内舆论对武汉的不满,但是陆军方面却并不认同海军的做法,为此专门召开的内阁会议上,陆军大臣桂太郎就对着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不满的抨击道:“帝国的主要利益在朝鲜半岛,长江是英国人和德国人的地盘,海军这么无谋的冲到前面去替英国人挡枪,这是要做什么?”
事实上伊东祐亨首相对于海军省的行动也不怎么满意,加入联合舰队不是问题,但是过于积极就真是问题了。军令部对海军省某些激进分子颇有微词,认为这些人完全搞不清状况,只要看到弱者就想上去咬上一口,完全不在意帝国的战略为何。
第255章 山本大臣的滑铁卢
不过看在海军的面子上,伊东祐亨还是拉了山本权兵卫一把,认为长江沉舰事件不能算是海军的问题,这不过是下面的海军将领没法推掉盟友的要求,是配合外交做出的一定牺牲。
可伊东祐亨虽然能够帮助海军省推卸沉舰事件的责任,但对于东亚关系的复杂局面却也是缚手缚脚,外相小村寿太郎坚持要站在清政府一边,因为这是日本和俄国交战时获得中国支持的关键,也是防止清政府同俄国妥协的关键。
陆军的心态比较矛盾,既支持小村外相的意见,但又不希望同武汉彻底交恶,桂太郎在内阁会议上这样强调:“清政府现在固然代表着中国,但是其本就是以小族临大国,开国之初杀戮太甚,所以一直为汉人所厌恶。
近世以来,清政府不断对列强割地赔款,更是刺激了汉人的民族主义情结,满汉之别始终是清政府最大的隐患。若是我们站在清政府这边,无疑就是得罪了中国九成以上的汉人,日后一旦满人失去政权,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要如何相处?
其次,清政府内部现在也缺乏一个大义的名分,西太后把持朝政,把清帝完全搁置在一旁,就算是满人内部之间都是难以服众的。可以说,我们就算站在清政府这边,都很难获得满人的好感,因为当下的清政府无以服众的,所以武汉兵变才能引发天下震动。
陆军认为,在中国问题上不能一边倒,至少要留有余地,才能为中国出现的变局加以纠正我们的外交政策。当然,日本当前最优先考量的还是日俄问题…”
海军这边虽然没有陆军那么的内心纠结,但是军令部和海军省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军令部认为长江事件是海军被外交政策劫持酿成的恶果,对于日英同盟关系,军令部已经越来越不以为然了。
在海军的内部会议上,河原、东乡都对英国在东亚的平衡政策做出了批评,两人认为英国对待日英同盟的态度并不真诚,表面上两国现在是结盟了但是英国对于日本的提防和对待俄国人也没啥差别了。比如海军试图支持日本商人在荷属东印度群岛获得石油租借地,但却被荷兰人拒绝了,而荷兰人的背后就是英国人。
英国人不仅让荷兰人拒绝给与日本商人石油租借地,还支持荷兰人进一步吞并巴厘岛和苏拉威西岛的土著政权,但不过被日本海军出面给阻止了而已。而英国人还联合法国人,对日本协助中国修建海南岛榆林港一事颇多意见,从这些方面来看,英国人哪能算是日本的盟友呢?
军令部之所以耿耿于怀,乃是因为军令部现在已经成为了海军超越派的天下。自从海军研讨会提出超越先进国海军的理论之后,海军内部的派系已经开始重新分化了。
过去海军内部以地域和是否倒幕来区分派系,萨摩派可以说是一家独大,因为倒幕的正义大旗在萨摩派手中么。但凡争论起来,萨摩派来一句,我们和幕府军奋力抗争的时候,你们在做什么?基本上就可以终结讨论了。幕府海军虽然在人力上更胜一筹,海军本就是幕府所建,但就吃亏在自己的幕府出身,因此完全被萨摩派给边缘化了。
但是海军研讨会提出了海军超越理论之后,海军内部终于可以不用纠结正义与否的问题,而是开始考虑如何超越先进国海军的道路了。这条道路上拿是否萨摩出身出来进行讨论没啥用,因为大炮可不会因为萨摩派掌权就打不中日本的军舰了。
萨摩派作为海军实力者,天然是保守派,自然是反对海军超越理论的,山本权兵卫对于日本海军的前途问题其实也没什么远见,不过是保住东亚第一的海军实力就够了,在舰队的发展理论上,他是主张跟从战略的,就是跟着世界海军霸主英国人的方向前进就够了,反正日本挑战英国是不可能的。
山本权兵卫的理念还是很受海军内部保守派欢迎的,毕竟现在的日本海军实质上已经是东亚第一,他们只要保持这一地位就够了,无需做多余之事。就算是伊东祐亨,在没有当上海军元老之前也是认同山本权兵卫的主张的,毕竟他也觉得挑战英国海军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在当上了海军元老之后,伊东祐亨就不能接受山本权兵卫的保守战略了,因为他不能成为山本的应声虫,若是拿不出一个新的海军理论,他凭什么把海军元老这个位置坐实呢?同样的,海军内部的少壮派也同样不满于保守派把持高位的局面。
在甲午海战之后,随着日本的国力不断增强,日本海军的组织建设也就越来越完善了。这个时候,那些在甲午战争中出尽风头的海军将官们,在这些海军少壮派看来不过是运气好,抓住了比日本更烂的清国海军揍了一顿,真要论起海军的战术战略,这些半路出家的海军将官们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海军将领。
但是,不管这些少壮派如何在私下诋毁海军的老人,这些老人也不会乖乖的把位置让出来。以至于,山本权兵卫这个保守派人物都被少壮派看成是革新海军的希望了,毕竟山本权兵卫肯造舰,只要扩大舰队就能出现新的位置,因此山本大臣虽然理论上无法让少壮派心服,可他的造舰方案还是能够得到少壮派支持的。
不过等海军研讨会出现之后,山本给出的好处就不能让少壮派满意了,毕竟日本的财政能力有限,再怎么扩张海军,一年也就造那么一两条军舰,还要留给保守派一些名额,留给少壮派的位置就不多了。但是海军研讨会提出的超越理论,却可以直接淘汰掉一批守旧派,腾出大量的位置给少壮派上位,自然更能得到少壮派的支持。
伊东祐亨也通过海军研讨会把海军少壮派团结到了自己身边,最终把持住了军令部。此时山本权兵卫虽然还是海军大臣,又是萨摩派的二代目,但是其在海军中的影响力却急剧的缩小了,因为萨摩派本身就不是一个成熟的党派,不过是旧藩阀政治的延续,而山本权兵卫显然是不足以取代西乡家族成为萨摩藩阀的领袖的。
但山本权兵卫又不能放弃萨摩派这杆大旗,这就使得基本是海军内部的保守派,也会因为地域问题难以全心全意的支持山本,他所能团结的只有那些自己提拔的萨摩人而已。海军内部的新派系对立也就逐渐成型了,超越派也并不是只会嘴上喊口号,在提出海军超越的同时,他们也提出了工业超越的理论,也就是要先发展重化工工业,才能满足海军超越的工业基础。
而发展重化工工业的重点就是获得钢铁、煤炭、石油和橡胶的来源,后两者只在南洋才有,这就是南进战略的根本。向荷兰人要求石油租借地,就是要为日本工业和日本海军获得一个石油产出基地。但是英国人的拒绝,让超越派感到了被敌对的刺激。
在这样的局势下,海军内部的超越派是极力反对和中国发生什么冲突的,因为他们不能同意把海军的力量,或者日本的力量分散到中国去,即便不分散日本的力量,想要在南洋有所进展都很困难了,更何况是分散了力量之后的日本。
而放弃南洋战略的后果就是,放弃超越理论,接受保守派的跟随理论,那么这或者对日本来说是条不难走的道路,但是对于超越派来说就是自杀道路了。因此,宇治号事件已经成为海军内部两派激烈交锋的问题,只不过双方的上层还在投鼠忌器,所以没有公开决裂而已。
对于山本权兵卫所领导的海军省来说,宇治号事件决不能就这么轻易平息下去,因为这不仅让海军省在国民和陆军面前丢了脸,也会让海军省主导海军的地位形成冲击。在军令部崛起之后,海军内部已经不再是海军省一家独大的局面,如果在宇治号事件再失分,那么海军恐怕也要形成如陆军三大衙门并立的局面了,这对于海军省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而山本权兵卫也没法在宇治号事件上表现的过于软弱,这将会进一步动摇他在海军内部的地位,因为军令部要求南清舰队司令官武富邦鼎为这件事负起责任来,简单的说就是调离其职位,过个几年让他进入后备役。山本权兵卫不能不保武富邦鼎,否则今后谁还敢只听海军省和他的命令?
不过日本内部的这些斗争,不管是海军内部或是陆海军之间的斗争,都随着中国人打进印度这一事件转移了焦点。陆军无论如何都想象不来,中国人是怎么打进印度去的,要知道他们的记忆中,中国军队遇到八国联军只会逃亡而已,就算是清军最强悍的武卫军,联军损失不到1000人也就击溃并消灭了抵抗最坚决的聂士成部。
陆军很清楚,进入西藏的湖广新军兵力不足500,不管怎么就地招募藏人,能够击败英军入侵西藏的部队已经很神奇了,他们怎么还能够打进印度去?英军的战斗力看起来和清军似乎半斤八两啊。这种情况下,陆军就更加反对和武汉进行冲突了。
不过陆军很快就不用反对了,因为英国人退缩的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快。新年才过,英国人就呼吁北京和武汉和平谈判,并承认武汉有在长江上实施军事演习的权力。也就是说,英国人认为宇治号不是战损而是一场事故,日本的舆论顿时转向,跟着英国报纸中肯的评价宇治号舰长缺乏对战场的敏感性了,因为合格的军舰指挥官是不会忽略敌军使用水雷这样的武器的,这还是在武汉警告之后。
山本权兵卫可谓是损失惨重,他是海军内部主张积极跟随英国的主要倡导者,也是日英同盟的极力支持者。英国人的做法,就是在海军面前公然打了他一个耳光,让他没法再以日英同盟为借口,积极的支持英国长江联合舰队的行动了。武富邦鼎被解除南清舰队司令官的命令获得了通过。
第256章 胜利者的特权
山本权兵卫虽然在武富邦鼎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但他是不会负领导海军不力这种责任的。亲英派为了维护日英同盟,跟着英国舆论转向批评日本海军将领在战时缺乏职业性,这对于海军大臣山本来说就是将要下台的预兆。他不得不前往伊东祐亨的首相官邸,直接把林信义现在改名叫林枫的事情捅了出去。
伊东祐亨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个林枫和那个林枫联系起来,他觉得林信义在中国旅行伪装成中国人不是个问题,再说现在林信义不是已经调动到南洋去了么。
说起这件事,伊东祐亨之前还召集过河原讨论过这件事,因天皇对于32期的林信义学员记忆深刻,见其没有在前五人的名单中时还一度感到了不悦,因此伊东要求河原尽快把林信义从南洋调回来,免得让宫内以为海军在歧视天皇所欣赏的年轻军官。
当山本大臣告诉他,伪装成中国人的林信义跑去西藏和英国人打仗了,现在还攻入了印度的事情后,伊东祐亨自然是震惊且愤怒的。这事情捅出去,海军就真的不妙了,英国人要是怀疑是日本在背后支持了中国进攻印度,日英同盟必然是要破裂的,但现在日俄战争的脚步声已经越来越近了,日英同盟现在是高于一切的。
不过伊东祐亨也只能把河原、东乡叫过来臭骂了一顿,然后开始为海军收拾残局了。这个残局就是,海军内部不能搞分裂,必须保住山本的位置。其次是淡化长江事件,不能把海军的行为放到国民的眼皮下仔细的观察,以避免事件进一步升级,要是中国人那边逼急了把林枫的事捅出来,日本就成三面受敌了。
不提日本方面如何绞尽脑汁的应对英国对华政策的紧急转向,北京这边的朝议也基本得出了结论。慈禧的态度是很干脆的,既然满人亲贵试过,打是打不赢武汉了,那么就只有放权给汉人大臣们去处理了。
庚子之难后,慈禧已经清楚的认识到,满人已经没法独立掌握这个国家了,因此回銮新政的实质就是向汉人实力派放权。只不过慈禧通过向北洋放权来重新分化东南互保形成的汉人官僚集团,从而部分的夺回了满人的执政权力。
庆亲王奕劻勾结袁世凯并同其子、那桐大肆卖官鬻爵,其实也是经过慈禧所首肯的,这并不是慈禧对庆亲王的宠幸,而是肯花钱向朝廷买官的,至少不会是革命派或其他权臣的私人,满人既然已经不堪用,也不能把这些职位都让给权臣的党羽么。
只有那些还搞不清状况的满人亲贵还在对庆那公司愤愤不平,认为两人是在败坏满人的江山。但是慈禧很明白事理,戊戌变法之后,有志气、有才能的汉人不是去当革命党了,就去投奔那些汉人实力派了,肯为满人效力的汉人,其实就剩下无能、无才、无德之辈了。肯到庆那公司这里买官的,至少还指望朝廷多活几天,好捞回自己买官的本钱。
而袁世凯也确实是能干的,不仅收拾了李鸿章留下的淮系力量,朝廷还能借助其的实力收拾一下南方督抚,这也是铁良南下收权的依仗,要不然湘系再怎么衰落,也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容忍铁良在自己地盘上争权夺利的,不就是魏光焘怕了袁世凯手上两镇北洋常备军了么。
两江总督手上最能打的军队,其实还是张之洞在任时编练的自强军,不过这支军队在1901年就被调到山东交给袁世凯了。所以,铁良南下时,两江总督手中就剩下了一些旧军,魏光焘对于铁良的作为自然只能听之任之,毕竟张之洞被慈禧牵制在了北京,湖广这边根本支持不到他。
不过越担心什么就越会来什么,慈禧所担心的湖广地方实力派终究还是和朝廷翻脸了,马玉昆所率领的毅军没能压制住湖广新军,江浙实力派立刻开始联合朝野向满人施压,寻求立宪了。这意味着汉人实力派又一次联合了起来,虽然这一次没有上一次东南互保那么的团结,但是汉人对于朝廷的不满已经开始变得光明正大了。
慈禧当即召见了张之洞和袁世凯,放权给两人去处理这件事。她对两人说的倒也明白,和俄国人打仗也好,和武汉打仗也好,朝廷都是打不下去的,所以打仗是不可能的。不过既然各地都认为立宪可以救国,那么立宪倒是可以议一议,但要稳妥行事。
张之洞和袁世凯也没有料到慈禧的态度会转变的这样快,这意味着原先满人亲贵在朝中的门面,这一次也彻底被揭下来了。张之洞因为地位尴尬,对于立宪一事一直保持沉默,但并不是说他不支持立宪,因为江浙立宪派的骨干就有不少是他过去的幕僚。
而袁世凯此时作为慈禧选中的政治盟友,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因此说话也就比较肆无忌惮一些。他认为现在国内的政治风向已经开始转变了,立宪一事确实应当加以考虑。袁世凯说这样的话也不是无中生有,和他二十年不通消息的张謇,也为了立宪一事写信给他,谈论立宪的好处。
在袁世凯看来,张謇这样的名门望族,在地方上可谓是士绅之领袖,这种人是绝不可能支持革命党的,假如连他都开始支持立宪了,那么就说明地方上已经快维持不住局面了,不立宪就得迎接一场彻底的革命了。
慈禧表明了态度之后,所谓的满人亲贵除了背后抱怨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能敢公开顶撞慈禧的决定的。袁世凯由此也越发轻视这些所谓的满人少壮派了,在宫门前他对着张之洞诚恳的说道:“我曾经以为,天下英才十之八九都在我北洋,剩下的一二分在湖北。今日看来,北洋人才未必能和田、唐、秦、林、吴诸人相抗衡啊。那么下一步,是否可请田、唐两位上京来商讨立宪之事?”
张之洞沉默不语,开始回想起了田均一这些年轻人在自己面前讨论事情的样子,终于摇着头说道:“现在想一想,他们眼中看到的是中国,而我们眼里是大清。立宪很好,但是为中国立宪,还是为大清立宪,这就不是一回事,让他们上京来讨论立宪,我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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