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恶的罪行，是要被“社会主流”所唾弃的。只不过眼下武汉的社会主流并不是士绅，而是工人和市民。

    工农兵委员会的成立，使得工人和普通人的声音可以为大众所听见了，过去主导社会舆论的士绅地主自然也就再难以蒙蔽群众视听了。再这样的实际利益的争论中，开明士绅们的伪善面具被一件件的剥掉了，这使得迷信这些开明士绅的群众们开始有所觉悟了起来。

    失去了加诸在士绅身上的光环后，这些士绅代表的言行在群众眼中就变得愚蠢而可笑起来了。比如士绅中颇有名望的襄阳代表吴庆焘，在秦力山的连连追问下，勃然发怒道：“你这是要造反吗？造反可是要杀头的。”

    秦力山一时为之失笑，反问道：“老兄，我们现在是在革命啊。你不知道吗？”

    秦力山的回答引发了会场一阵哄堂大笑，吴庆焘面红耳赤的退入了人群，当晚就离开汉口回襄阳老家去了。

    第244章 委员会

    工农兵委员会的位置距离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会场并不远，这是一座位于汉口公园北面的三层楼房，原本是作为汉口商业展览馆进行建设的。商业展览馆是从外国传入的一种介绍商品的新形式，类似于平时的博览会。

    1851年英国在水晶宫举办了万国工业博览会以展现自己的工业和科技水平之后，各国就开始竞相举办博览会以彰显自己的国力，不过很快大家就发现，这种国际博览会对促进本国的贸易大有好处，于是就开始举办大大小小的博览会，以推销本国的产品，最后就出现了商业展览馆这种东西。

    汉口本就是一座商业重镇，在开埠之前该地市场的商品就有230多种，当然，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外地。开埠之后外国轮船可以直达汉口，市面上的商品种类也越来越丰富，到了1900年时土产种类只占到了一两成，市面上一切生活日用品大多为外国货，汉口日益成为了一个资源输出港和成品进口港。

    虽然张之洞坐镇湖广时已经竭力去扭转这个局势，也成功抓住了关键，认为钢铁不兴则百工衰，下了极大的力气建立了汉阳铁厂，可时代已经改变了，西方已经不是工业革命的前夜，而是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甚至连第二次工业革命都快接近尾声了，一座单独的钢铁厂实在是难以和一整个工业体系对抗的。

    1900年之后，田均一开始主导湖广的经济建设，这一次他把目光放在了完成工业体系上，把大量的资金用在了基础建设和配套的能源、建材、钢铁、化工产业上。于是张之洞一直所期望的，把汉口变为一个工业生产基地，把各地的富源加工成成品后再出售的梦想终于开始实现了。

    在农业上，1900年湖北粮食年产约90亿斤出头，棉花30万担，大豆百余万担。在经委会大建水利和交通设施，并推广良种、化肥、农药和建立合作社后，1904年湖北粮食产量突破了120亿斤，棉花达到了134万担，大豆500万担左右。农业产值大约比4年前提升了近29%。

    工业上，一个围绕汉阳、汉口的工业基地正在形成。汉阳、汉口的电力装机容量在1904年为2.5万千瓦，当年发电量8000多万度，按照每度电7磅煤炭的消耗量，光是电力用煤就达到了26万吨，1904年度武汉三镇的生产生活用煤突破百万吨，是1900年的三倍。

    电力事业的发展带来的好处是相当大的，生活上为武汉民众提供了方便，生产上则大大的降低了制造成本，使用电力的工厂比使用蒸汽机的工厂，成本上要降低四分之一，这极大的促进了汉阳、汉口制造业的发展，特别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食品加工业。

    经委会对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在1904年终于展现出了成果，汉口的进出口贸易突破了1.8亿两，进口的生产资料和化工原料开始超过了进口的工业成品，棉纱的进口开始停滞，但是湖广自产的棉纱却获得了极大的成长，1904年达到了12万包，武汉纱厂纱锭达到了25万个。

    湖北产出的134万担棉花，本地就消耗了五六十万担，通过生产-销售合作社，本地的棉农把棉花出售给合作社，然后领回棉纱纺织成土布，或是再出售给合作社，或是自家使用，这极大的刺激了棉纺织产业。至于武汉的机制布匹也达到了400万匹，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布匹市场。

    过去，火柴是完全的外国货，一开始是欧洲货，现在则成为了日本货，但是到了1904年汉口火柴厂也拿下了本地三分之一的市场…可以说，这四年以来汉阳、汉口才真正有些“东方芝加哥”的模样了，这四年的发展速度和当年芝加哥的城市建设是差相仿佛的，不再是因为一个汉阳铁厂而空有名声了。

    假如不是出现了今次的意外，经委会原本是打算在明年举办一次汉口商业博览会，以向全国介绍一下自己的产业能力，然后推广国货的。但是今次的意外打断了经委会的计划，不得不使武汉从经济建设向战时生产进行转变了。

    虽然发展经济的计划被打断让不少经委会的成员颇为失落，但是随着工农兵委员会的成立，这些原经委会的成员们突然发觉，原先限制他们的许多条条框框突然不见了，现在他们可以完全按照最适合发展的方案去落实，而不是去和上面的权力者和下面的地方官员去妥协和扯皮。

    旧的发展计划固然是行不通了，但是制定新的发展计划的权力却到了大家的手中，相比之下他们的工作反而变得轻松了起来。经委会原本干的工作就偏向于行政，或者说需要行政配合他们拟定的计划，现在转为工农兵委员会后，大家完全没有不适感，反而有了一种海阔凭鱼跃的感觉。

    如果是普通的造反，起义军除了改革人事之外，其实对于地方上的经济和权力架构是不太可能进行改变的，因为起义军夺取了政权后还是需要地方税收来维持自己的生存的。所以地方官员一般很难下定决心投靠起义军，因为他干的活计和从前一样，但是风险却增加了无数倍，朝廷要是打回来了，他可是要掉脑袋的。

    但是对于经委会来说，他们对于地方上的人事其实没啥特别的看法，他们更加注重地方上是否在维护和落实他们所制定的各项生产计划。地方税收虽然重要，但即便不更换地方官员，经委会也一样能够掌握地方上的税收情况，可经委员更注重地方上对于武汉的物资供应和武汉商品在地方上的销售情况，因为湖广的间接税已经开始超过了直接税。

    这也是12月5日工农兵委员会控制武汉之后，湖北各地几乎没啥反抗意愿的主要原因。因为各地的生产和消费已经和武汉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除了像荆州满城这样完全不事生产，只靠朝廷拨款过日子的满人，湖北其他各县民众都反对断开和武汉的联系。

    比如荆州边上的沙市，听到武汉发生兵变的消息，第一时间就主动封锁了荆州到沙市的道路，并发电向经委会表示，本地绅民完全服从经委会的命令。这一行动一部分是因为沙市民众对于荆州满人的厌恶，另一部分则是在于沙市和武汉有着密切的商业联系，这里的绅商不希望破坏自己的生意。

    有着这些地方上的民众的支持，湖北内部的统治秩序在短短半个月内就恢复了，不过外部对于湖北的压力却日渐沉重了起来。

    在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中，田均一等劳工党中央委员在讨论和交换意见之后，最终还是否决了成立军政府的建议，决定维持工农兵委员会这个起义的指挥机构，并在工农兵委员会的名义下设各常设和临时会议，以分管各种工作。

    工农兵委员会的主要常设会议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经济和劳动委员会，主抓军事和司法之外的所有工作，事实上军事和司法工作也还是需要该委员会支持的，于是经济和劳动委员会几乎就取代了原湖广总督府的权责。其次就是军事委员会。

    军事委员会虽然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但是在大量的工人武装加入后，军事委员会实质上还承担起了改造旧军队的政治工作。田均一在起义部队控制了汉阳后就着手改造军队的行动，使得起义军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组织之前就破碎了。

    虽然武昌驻军的力量稍稍完整一些，但是武昌起义部队并没有独立的拿下武昌城，反而是在汉阳起义部队的支援下才解决了武昌城内的官兵，再加上黎元洪所部是和平起义，所以武昌驻军的成分比较复杂，就连武昌军队中的劳工党党员们也大多认为，应当先解散这支旧军队，再建立一支全新的工农武装。

    虽然劳工党成功的打入了湖北新军，但劳工党主要发展的还是基层官兵，中上级军官不是清政府的支持者，就是激于国耻而崇尚民族主义，真正认同劳动者应当执掌政权的人其实并不多。像黎元洪这样的在军中名声甚好的高级军官，也是反对革命而主张改良的，只不过他一开始没意识到这是一场革命，而以为这是一场兵变，才不敢蹚浑水而已。

    假如不对这支旧军队进行改造，那么劳工党在新军中很快就会趋于弱势，因为军队是最讲阶级和服从的一个团体，起义的时候能够打乱军中的阶级和纪律，可一旦重建秩序之后，军官天然就拥有了对于士兵的支配权力，劳工党在军队内部的活动就会变得很尴尬，他们要么自己成为军官，要么就会被军官所排斥。

    但是田均一断然对旧军队下令改造之后，劳工党对于军队的领导权就稳固了下来，军官不再是军中的唯一长官，党代表和士兵委员会，成为了新式军队的新权力来源。军官除了在军事上有指挥士兵的权力，却失去了对于士兵生活和政治上的支配权。

    一批无能的旧军官被勒令退役或转入地方工作，有能力而政治上有问题的军官则被安排进入了教育机构，以培训工农武装的军事干部。在夺取了湖广政权的当日，军事委员会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解散全省的旧军队，建立工农武装部队，改名为工农红军，并把武汉的一系列军事学堂合并为一所新学校，陆军指挥学院，并挑选了一批工人和士兵进入学院进行短期培训，作为工农武装军事干部的来源。军事委员会取消了军官名称，改为军事干部。

    黎元洪虽然是起义有功之臣，但也被军事委员会剥夺了指挥军队的权力，将其任命为了陆军指挥学校的校长和军事委员会的一名副委员。到了12月20日，武汉地区十五州县已经牢牢的掌握在了工农兵委员会手中，武汉地区的军队也扩充到了45营，武汉之外的湖广地区为12营，武汉对周边地区形成了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不过，清政府对此一无所知。

    第245章 军事方向

    “…九江乃三江之口、七省通衢，也是天下眉目之地。从南宋开始，此地就是控扼长江东西的要冲。九江在我手中，则江西不但受制于我，列强军舰也难以再逆流而上威胁武汉三镇。所以，想要拒江淮之军西进，则必取九江…”

    黎元洪在地图上向各位委员讲解军事上的当务之急，此时的他还是真心诚意的希望能够挡住朝廷的第一波进攻的。虽然不怎么情愿的倒向了起义部队，但是事已至此他也不得不为自己的未来考虑了，眼下只有帮助工农兵委员会挡住朝廷的进攻，才会让朝廷对他们这些被迫加入起义的人网开一面。

    经历过甲午战争之后，黎元洪还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朝廷处罚一个将领时，看的并不是你为失败负了多少责任，而是看你手上还有没有实力。手上还有实力的李鸿章，至少还能继续风光的做总督，主动放弃军队的曾国藩则就被朝廷坑的脸面无光。

    所以，朝廷说你谋反的时候，你最好真的有实力谋反，不要让朝廷轻易的把你抓起来杀头。何况，工农兵委员会做事也相当的有章法，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平息武汉三镇的乱事，并对军队进行了改编，黎元洪也不能不老实的为委员会效命了。

    只是，军事委员会中他虽然资历较深，但委员会说到底是一个开会解决问题的机构，而不是什么上下级布置任务的地方，黎元洪想要让自己的主张变为军事委员会的方案，最终获得委员们的认可，可不能靠资历吓退别人，他需要拿出理由来说服别人。

    就好比田均一对军队进行完全的整编，虽然一部分军官有意见，但黎元洪也不得不承认，起义部队想要恢复过去的秩序，不是让他们归营就能解决问题的。对旧军队进行彻底的改编，从而建立一支全新的军队，这同样是恢复军队纪律的一种办法，且很有效。这便是田均一的建议最终还是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原因。

    而在军队整编的同时，军事委员会对于军队的下一步作战计划，并不是意见一致的。对于黎元洪来说，他主要考虑武汉地区在军事上的威胁，根据他的军事经验，武汉最大的威胁显然来自长江而不是南北陆上。北方陆上敌人可以依托大别山进行防御，南方湖南并无多少实力，四川同样如此，所以风险最大的还是来自长江下游的威胁。

    但是孙武、汪楚珍等人并不这么看，他们更在意河南这块地盘，认为湖北应当先发制人，在朝廷没有出兵湖北之前先拿下河南，这样进可以威胁北京，退也可以隔绝江淮和北方的联系，从而进一步动摇清廷的统治。

    就连黎元洪都能嗅的出来，这些年青军人其实是在委婉的反对劳工党中央所提出的湖广自治方案，试图毕其功于一役，趁着天下震动的时候，一鼓作气打上北京去，直接推翻了满人的统治。这种激进的想法黎元洪是不敢支持的，倒不是说他对于满人有多少忠诚，而是觉得这一方案没多少成功的可能性。

    虽然湖北的士绅大多没有反对工农兵委员会的统治，这倒不是说他们已经接受了工农兵委员会的理念，而是觉得工农兵委员会现在的势力太大，且没搞清楚朝廷对待这场兵变的态度是什么。要是工农兵委员会把力量从湖北调动到河南去，地方上的士绅还只会在嘴上反对工农兵委员会吗？

    更何况，黎元洪觉得现在委员会守一守湖北和武汉还是有希望的，毕竟将士们的家园就在这里，抱着保卫家园的信念，大家的士气还是相当高的，这从兵变之夜时工人、市民比士兵要勇敢的多，就看的出来了。

    但脱离了家园跑到外地去打仗，黎元洪可不认为这支部队还能继续保持这么高昂的士气。这种事情他见的多了，淮军在朝鲜为什么这么不能打，不就是因为异国他乡之土有什么好拼命的么。团练兵的习性就是如此，在家乡能够和正规军打的不分上下，但是到了外地很容易就败逃了。

    除此之外，各地的督抚也不是死人，委员会割据湖北，老实说也没有侵犯到他们的利益，他们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要是委员会想要把锅砸了，这些地方督抚还是会联合起来支持朝廷的，因为他们的权力毕竟来自于朝廷而不是自己，朝廷垮了之后，他们还能继续在地方上当官？

    除了军事委员会内部有不同的意见，经济和劳动委员会的委员们也有自己的看法，比如在黎元洪之后发言的周苍柏就反对道：“我觉得，九江恐怕不是当下最要紧的。真正要紧的问题是长沙、株洲到萍乡这一路的畅通。

    今天早上日本的煤又涨价了，头等煤炭涨到了9两一吨，次等煤炭也破了7两一吨。而且日本人还不肯多卖，他们说英国人似乎要封锁长江航道，过两天煤炭价格也许还要涨。

    这煤炭之于工业，就如同粮食之于人。人不能一天不吃饭，工业也不能一天缺少煤炭。现在长沙那边截断了交通，还试图出兵占领萍乡煤矿。要是没了煤炭，武汉工厂内的机器就没法发动起来，那样的话就算我们占领了九江甚至江宁又有什么意义呢？武汉三镇已经死了。

    军队的首要任务是让武汉活下去，因武汉若是死了，政权也好，军队也好，都不会存在下去…”

    于是乎，除了四川方面大家认为可以暂时不理，北、东、南三个方面都有出击的理由，也得到了一部分委员的支持。只不过大家虽然都觉得自己的理由是充分的，但是听了其他人的主张后也并不是没有道理，最终大家把目光都看向了唐才常和田均一。

    面对众人的目光，田均一顿时感受到了肩上的压力，他很清楚大家期待自己来做出决定，并不是因为他们完全的信任了自己的能力，而是他们觉得自己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就连唐才常，犹豫了一下后也把视线转向了他，显然他对于当下的局面也有些失去平常心了。

    确实，眼下的武汉看起来充满了光明的未来，但也处于危机四伏之中，大家都希望能向着光明的未来前进，而不是一脚踏进泥潭中去。唐才常毕竟是已经一脚踏入过泥潭中的人，对于当下的选择就显得更加的谨慎了。

    集体领导制的好处也就在于此，当自己拿不准把握的时候并不需要强出头，只要往后缩一缩就好。虽说缩的多了会让下面的同志对自己失去信心，但至少比做出错误的决定让下面的同志彻底远离自己好的多。过去唐才常虽然不大习惯这种委员会制度，但是现在他反而觉得这种制度也是有好处的。

    田均一沉默了许久，终究觉得自己还是应当负起这个责任来，因为他知道有一条路就在大家面前，大家不是看不到，只是没有人能下这样的决心而已。

    他清了清喉咙后出声道：“军事上防御，政治上进攻。我认为这个大方针既然已经决定下来了，那就不能改变，除非你们能够提出更好的方针。那么有人提出新的路线吗？”

    在田均一目光的扫视下，房内的各位委员们都保持了安静，看着众人并没有新的路线提出，他才接着往下说道：“既然大方针是确定的，那么接下来我就说说自己的看法。

    首先北上进攻朝廷是没有出路的，不是说推翻满人的朝廷不对，而是现在的时机不对。在俄国人强占满洲和外蒙的情况下，我们进攻北京，除了加速让北京和俄国人媾和外，难道还会有第二种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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