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怎么说？说爸爸去参加学习班了？还是说爸爸因为一封信，被单位停职反省？”
赵小燕的眼泪无声滑落，砸在搪瓷缸盖上，洇开一小片深色水痕。
赵振国没再说话，只是默默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塞进她手心：“这是咱家老房子后院柴房的钥匙。小时候咱仨躲雨的地方。你明天一早，趁亮子上班前，把铁皮盒放进去。柴房门锁坏了，没人去，但你记得把门虚掩着，留条缝——防潮。”
赵小燕攥着钥匙，指甲深深陷进掌心。
两人再没多言，一路沉默走到赵小燕家楼下。楼道口那盏灯坏了，黑洞洞的。赵振国没上去，只站在台阶下仰头看着她：“姐，记住，你现在不是在护着他，是在救这个家。包括亮子自己。”
赵小燕没应，只是抬手抹了把脸，转身走进黑黢黢的楼道。赵振国一直站着，直到听见楼上某扇窗户“咔哒”一声推开，灯光亮起，才转身往回走。
夜风卷起地上几片枯叶，打着旋儿掠过他脚边。他没回家，拐了个弯，径直朝邮局走去。
十分钟后，他坐在邮局柜台前，填了一张加急电报单。收件人栏写的是：省社科院哲学所 王志强同志亲启。发件人栏，他犹豫两秒，写的是：宋明亮 同志代转。
电报内容只有十六个字，是他亲手写的：“志强兄：近闻南方台风将至，慎行慎言，保重身体。”
他付了钱，把单子递给营业员。对方扫了一眼，随口道：“这名字挺熟啊，是不是前两天报纸上登的那个青年理论研讨会代表？”
赵振国心头一紧，面上却只笑笑：“可能是重名吧。”
走出邮局，他掏出烟盒，发现最后一支烟已经抽完了。他把空盒子揉成一团，扔进路边垃圾桶，转身走向街角那家还没关门的修表铺。
铺子老板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师傅，戴着放大镜，正对着一只怀表摆弄游丝。见赵振国进来，头也不抬：“修啥？”
“修表。”赵振国把一块老式上海牌手表放在柜台上，表蒙子碎了，指针停在三点十七分。
老师傅拿起表，对着灯照了照，又用镊子拨了拨机芯，忽然问：“这表，是你爸的吧？”
赵振国一愣：“您认识？”
老师傅笑了，把表放下，从抽屉里拿出个铁皮盒，打开，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七八块同款手表：“你爸以前常来修。每次修完，都让我把旧游丝留着，说留着有纪念意义。喏，这儿还存着三年前换的那根。”
赵振国怔住。他忽然想起，宋涛那只表，自从七九年调回市里，就再没换过。表带磨得发白，表壳磕出几道细痕，可走时始终精准如初。
“师傅，”他声音有点哑，“您觉得，一个人要是走了岔路，还能不能……调回来？”
老师傅没抬头，镊子尖在游丝上轻轻一点：“游丝断了，能换。但要是主发条拧反了方向，越拧越紧，最后崩了——那就不是修的事儿了，是得拆开重装，一根一根，重新校准。”
赵振国静静听着，忽然从怀里掏出那张电报底单，撕成四片，扔进老师傅手边的铁皮烟灰缸里。火柴“嚓”一声亮起，橘红色火苗舔上纸角，迅速卷曲、焦黑、化为灰烬。
他没再说话，付了钱，接过修好的表。表针重新开始走动，滴答、滴答，声音清脆而稳定。
回到家已是夜里十一点。宋婉清还没睡，在厨房熬银耳羹，灶上砂锅咕嘟咕嘟冒着细泡。见他进门，她抬眼一笑：“姐走了？”
赵振国点点头，把修好的表放在桌上，指针正指向十一点零三分。
宋婉清盛了两碗银耳羹，一碗推到他面前：“趁热喝。我放了枸杞，补肝明目。”
赵振国捧起碗，热气扑在脸上，暖烘烘的。他喝了一口，甜润微稠，舌尖泛起一丝若有似无的苦味——是枸杞皮没剥净。
“婉清，”他放下碗，目光沉静，“明天上午，你陪我去趟爸那儿。”
宋婉清舀银耳的手顿了一下，勺子碰在碗沿，发出清脆一响。
“我得跟爸说实话。”赵振国说，“不是为了告状，是为了让他知道，家里有人正踩在刀刃上走路。他得拿主意——是伸手拉一把，还是……直接把刀抽走。”
宋婉清望着他，良久，轻轻点头：“好。”
她转身从橱柜里拿出一只青花瓷罐，揭开盖子，里面是晒干的陈皮。她挑了两片，放进赵振国的碗里：“爸爱喝陈皮茶。明早，我陪你一起煎。”
窗外，夜风渐大，吹得晾衣绳上的衣服哗啦作响。屋里灯光柔和，砂锅里的银耳还在慢慢涨发，像一朵朵小小的、柔软的云。
赵振国低头看着碗里浮沉的枸杞和陈皮，忽然想起小时候，宋明亮总爱蹲在院子里数蚂蚁搬家。那时赵小燕抱着棠棠站在旁边，笑着喊：“亮子，别数了，蚂蚁哪有那么多心思？它们就认一条路，走到底。”
现在想来，蚂蚁确实没那么多心思。
有心思的，是人。
而人最怕的，不是走错路——是走着走着，忘了自己当初为什么出发。
他端起碗，把最后一口银耳羹喝尽。甜味散开，苦味却留在舌根，久久不散。
墙上的挂钟敲了十一下。
十二点之前，他得把明天要带去岳父家的材料再核一遍。水泥厂的设备参数、三菱重工的资质文件、中科院的评估意见……这些纸，是能撑起一个厂子的脊梁，也是能压垮一个家庭的石头。
他起身走向书房，拉开抽屉，取出那份尚未签字的合作意向书。
纸页雪白，墨迹清晰，右下角空白处，还等着宋涛的签名。
赵振国拿起钢笔，笔尖悬在纸上，迟迟未落。
窗外，风声骤紧，一阵急雨噼里啪啦砸在玻璃上，像无数细小的手指，在拼命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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