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谷主任眼皮一跳，没接话，只把茶缸重重搁在桌上，搪瓷磕在玻璃板上，发出“当”的一声闷响。

    赵振国起身告辞，走到门口，忽又停住，没回头：“谷主任，前天经贸委老周跟我聊起一件事。他说，今年全国彩电产量预计突破三百万台，而去年才一百二十万。产能翻了两倍半，可黑市价还在涨——说明什么？说明渠道在卡脖子，不是技术在卡脖子。”

    谷主任没吭声，但手指无意识地捻着桌角一块翘起的漆皮。

    赵振国笑了笑，推门出去。

    下午三点，他出现在西城区一家不起眼的五金店后院。院子里堆着生锈的机床零件和卷成筒的铁皮，空气里弥漫着机油和铁锈混合的腥气。店主老郑四十来岁，叼着一根没点的烟，正蹲在地上修一台老式车床。见赵振国来了，吐掉烟卷，抹了把油乎乎的手：“东西齐了，按你说的，三套轴承，两组液压阀，全是从港岛调的货，没走海关报关单，是跟着一批旧拖拉机配件混进来的。”

    赵振国蹲下来，拿起一套轴承，手指蹭过内圈滚道——光洁、冰冷、毫无毛刺。这是日本NSK七七年产的精密轴承，国内无线电厂家还在用六十年代苏联图纸仿制的粗笨货，寿命不到人家三分之一。

    “老郑，这批货，今晚就运。路线照旧，走丰台货运站，装在‘北京牌’卡车后斗里，盖上帆布，底下垫两层稻草。”他顿了顿，“运到海州后，直接进无线电厂新修的西跨车间。那里，我让人提前腾出了三间库房。”

    老郑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赵处，你这哪是运零件？这是运金砖啊！”

    赵振国没笑，只把轴承放回木箱，盖上盖子：“不是金砖。是火种。”

    当晚十一点，赵振国没回家，而是去了东四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院门虚掩，他轻轻推开，穿过垂花门，绕过影壁，看见堂屋亮着灯。门帘掀开，宋婉清穿着蓝布褂子，正坐在灯下纳鞋底，针线筐里棉线缠得整整齐齐。她抬头看见他，没惊讶，只把针在鬓角抿了抿：“我就知道你今晚不回来吃饭。棠棠写完作业，让我留了饭，在锅里焐着呢。”

    赵振国脱了外套，挽起衬衫袖子，蹲在她身边，伸手去拿她手里的锥子：“我来吧。”

    宋婉清没拦，把锥子递给他，又顺手把鞋底翻了个面，露出密密麻麻的针脚：“这双是给婶子的。她说她那双胶鞋鞋帮子开了口，走路灌风。”她顿了顿，忽然说：“今天厂里发了通知，说下个月起，女工哺乳假延长到半年，工资照发。”

    赵振国手下一顿，锥子尖在鞋底上戳出一个小坑：“好事。”

    “是好事。”宋婉清点点头，声音很轻，“可厂里同时贴了告示，说为保障生产，哺乳期女工一律调至装配二线，不再接触核心电路板焊接。”

    赵振国抬眼看向她。

    宋婉清迎着他的目光，嘴角弯起一点极淡的弧度：“振国，你别担心。我没去焊电路板，我在质检科。那里，能看清每一块主板上印的型号、产地、批次号。”她顿了顿，声音低得几乎融进灯芯噼啪的轻响里，“我看见了，上个月运来的那批‘东芝’芯片，封装盒上印的是‘MADE IN TAIWAN’，可芯片背面蚀刻的编号，跟日本原厂的序列码对不上。”

    赵振国握着锥子的手指慢慢收紧，指节泛白。

    屋里一时只剩灯芯燃烧的微响。

    过了许久，宋婉清才又开口，语气寻常得像在说天气：“昨天我去百货大楼，看见新到了一批‘松下’录音机，标价八百九。可柜台底下，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偷偷问我，要不要‘水货’，六百五，保证是日本原装，保修三年。”

    赵振国终于松开手，把锥子放回针线筐，指尖沾了点蜡，微微发亮：“那人长什么样？”

    “不高，瘦，左耳垂上有个小痣。”宋婉清剥开一颗糖，塞进嘴里，甜味在舌尖化开，“说话时右手总在裤子口袋里摸东西，像是在数钞票。”

    赵振国笑了。这笑容不像平时那样松弛，反而带着一种近乎锋利的锐气：“他摸的不是钞票。是货单。”

    宋婉清没问为什么，只把纳好的鞋底翻过来，对着灯光看了看针脚是否匀称。她忽然说：“振国，我昨天梦见棠棠了。她穿着一身白裙子，站在很高的地方，脚下是密密麻麻的人，可她一点也不怕。她就那么站着，风吹得裙子鼓起来，像一面小小的旗。”

    赵振国没说话，只是伸出手，把妻子鬓边一缕散落的头发，轻轻别回耳后。

    窗外，胡同深处传来一声悠长的吆喝：“磨——剪——子嘞——戗——菜——刀——”

    声音拖着尾音，在初秋的夜里荡开，像一根细而韧的丝线，缠住所有未出口的话，缠住所有未落地的棋，缠住这个刚刚开始、却早已注定波澜壮阔的时代。

    赵振国看着妻子低垂的睫毛在灯下投下的阴影，忽然想起前世最后一次回东北老家，老屋墙皮剥落，露出里面泛黄的旧报纸。那是一九七九年十月的《人民日报》，头版标题赫然印着：“蛇口工业区正式成立”。

    原来有些事，连时间都绕不开。

    他伸手，把宋婉清手边那盏煤油灯的灯芯，悄悄往上捻了一截。

    光，猛地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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