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命令后,高桥让四十多名交易员同时加速操作,卖单像雪片一样挂出。
下午两点整,赵振国再次打开短波收音机。
东京电台实况转播了大藏省银行局局长的记者会,那条重磅政策话音刚落,日经指数掉头向下,三菱银行跌百分之三,住友信托跌百分之四。
但高桥在两点之前发来的最后一份战报显示:“仓位已大部了结。”
收盘时,日经指数勉强收红,涨幅百分之零点三。
收到高桥的好消息,赵振国拟了一份电文发给高桥:
“今天做得不错......
夜风从阳台的纱窗缝里钻进来,带着初秋特有的微凉,拂过赵振国搁在窗台上的手背。他没开灯,只借着远处路灯漏进来的淡黄光晕,盯着自己摊开的左手——掌纹深而清晰,像几条被岁月压出来的沟壑。这双手,在七零年刚重生那会儿,还冻得裂口流血,拎着猎枪在雪地里追一头瘸腿的野猪;如今却能在计委会议室里不卑不亢地递材料,在蛇口座谈会上不动声色地抛出一句“官不官、商不商”,甚至能用港岛离岸账户调度百万外汇,把一台二手注塑机悄无声息地运进海州无线电厂的后门仓库。
可再稳的手,也有发烫的时候。
就在刚才,棠棠问完“以后咱们也能办奥运会吗”,宋婉清笑着接了一句:“你倒像是亲眼见过似的。”他没答,可心口那一瞬的滞涩,比烟灰烧到指尖还灼人。
他不是没见过。他是活过。
活过二十一世纪的龙国——高楼刺破云层,高铁如银梭穿山越岭,手机扫码付钱比翻钱包还利索;也活过九十年代下岗潮里攥着粮票排队买豆腐的窘迫,活过千禧年初国企改制时车间主任蹲在厂门口抽闷烟的落寞。他记得所有节点:八六年价格闯关失败后的抢购风潮,九二年南巡讲话后遍地冒出来的个体户执照,零一年入世那天酒馆里碰杯的喧闹,零八年鸟巢上空炸开的第一朵焰火……那些画面太真,真得让他偶尔分不清,此刻怀里正打哈欠的小儿子,和二十年后穿着西装在陆家嘴开会的青年,到底哪一个才是幻影。
他轻轻把小儿子往怀里拢了拢,孩子睡得沉,呼吸匀长,小拳头还无意识地攥着他衬衫下摆。赵振国低头,在他额角亲了一下,动作轻得像怕惊扰一个易碎的梦。
第二天一早,赵振国没去计委,而是去了西直门邮局。
他要寄一封挂号信,收件人是深圳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李海同志。信封里没有纸,只有一枚薄薄的金属片——一枚五角硬币,一九七九年版,边缘还带着铸造时留下的细微毛刺。硬币背面,国徽的纹路清晰可辨;正面,麦穗环绕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字,字迹挺拔如刀刻。
这是他在蛇口座谈会后特意去人民银行旧币兑换点淘来的。当时柜员还纳闷:“这币才发行两年,您换它干啥?”他笑笑:“给孩子攒个念想。”
没人知道,这枚硬币真正的意义在于它的铸造时间——一九七九年,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的同一年。那一年,袁庚站在招商局简陋的办公室里,在一张白纸上写下“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那一年,第一台国产电视机还在上海电视一厂的流水线上艰难组装;那一年,赵振国还在东北林场啃冻窝头,用弹弓打麻雀填肚子。
他把硬币装进牛皮纸信封,封口时蘸了点唾沫,动作极慢。信封右下角,他用钢笔写了两行小字:
“李科长钧鉴:
硬币不锈,因它生于破冰之时;
特区不倒,因它立于破冰之人。
——京中一友,赵振国敬上”
邮戳盖下去的“咔哒”一声脆响,像一把小锤,敲在寂静的清晨里。
回到计委办公楼,谷主任的秘书已经等在门口,手里捏着三份加急文件:“赵处,主任让您一来就去趟他办公室。”
谷主任的办公室在三楼最里面,朝北,常年不见阳光,总飘着股陈年茶叶混着旧纸张的闷味。谷主任本人五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中山装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腕上那块上海牌手表走得比挂钟还准。他见赵振国进来,抬手示意他坐,自己却没动,只是把一份红头文件推过来,封面上印着“关于调整部分进口设备关税税率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振国啊,这份文件,明天上午就要报上去。你牵头,带人连夜把意见汇总出来。重点看第三条、第五条,特别是对电子类、机械类设备的税率调整幅度。”
赵振国翻开文件,目光扫过条款。第三条写着:对用于国家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的进口关键设备,免征关税;第五条却补充道:“但凡涉及‘非国有资本参与’之项目,须经省级以上主管部门联合审批,且不得享受全额免税待遇。”
他手指在“非国有资本参与”六个字上轻轻叩了两下。
谷主任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茶,热气氤氲中,眼神不动声色地掠过赵振国的脸:“我知道你跟海州无线电厂那边走得近。他们那个承包制,搞得很活泛嘛。不过振国,活泛得有分寸。有些线,不能踩。”
赵振国合上文件,声音很平:“谷主任,我明白。政策红线,从来都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可我更清楚,剑若不落下来,就只是摆设;线若不绷紧,就只是根软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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