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当然行。”林清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赵振国，“这是我湾岛工厂的地址，台中县大雅乡。你去之前给我打个电话，我让人去港岛接你。不过——不太容易！”

    林清远说完，意味深长地看了赵振国一眼。

    赵振国心里一动，面上却不动声色：“所以更要麻烦林老板帮忙了。”

    林清源哈哈大笑，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两人又在茶室里聊了近两个小时。赵振国详细问了工厂规模、设备种类、工人数量、订......

    赵振国把车停在自家楼下时，天光已褪成淡青色，街边的路灯次第亮起，昏黄的光晕浮在初春微凉的空气里，像一层薄雾。他没急着下车，手还搭在方向盘上，指节微微发白。后视镜里映出他自己的脸——眼下青黑，嘴唇干裂，额角沁着一层细汗，不是累的，是心里压着东西，沉得喘不过气来。那两只野鸡和兔子还在后座麻袋里，一动不动，连羽毛都蔫了，仿佛也感知到了这股沉甸甸的静。

    他摸出烟盒，抖出一支，火机“咔”地一声响，火苗跳了一下，映亮他眼底的血丝。烟吸进肺里，又缓缓吐出来，白雾散开，却散不掉胸口那团堵着的硬块。

    刚才老爷子最后那句话，还在耳边回响：“一个人心里头能装下不认识的人，这个人就值得托付。”

    值不值得托付？赵振国自己都不确定。他只是夜里听见婶子压着嗓子讲张家的事，说张德厚媳妇被抬出来时，裤管上还沾着泥，脚上一只布鞋掉了，光着的左脚踝上，有道新结的痂，是跳墙时刮的；说那孩子还没来得及踢一脚，就跟着娘一起走了；说张德厚抱着空襁褓在院里跪了一整夜，膝盖磨破了，血混着土，在青砖地上拖出两道暗红的印子……他听着听着，烟灰落满裤腿也不知掸。

    第二天一早，赵振国没去单位，径直去了城西老印刷厂对面的小胡同。那里有间不到十平米的屋子，窗台上摆着三盆指甲花，墙上挂着一块褪色的蓝布帘子，帘子后面是一张旧书桌、一台吱呀作响的油印机，还有半摞没拆封的《政策汇编》——这是他悄悄办起来的“民情小报”，不敢印名字，只在角落盖个木刻章：“柳河观察”。没人知道是他办的，连小周都不知道。他找了个刚退伍的排字工老秦，每月给三十块钱，管一顿午饭，帮着抄、刻、印、分发。印得不多，一次三百份，夹在供销社的副食品票本里，塞进各生产队会计的抽屉；或卷在《毛选》里，由赶集的老农捎回十里八乡。内容不煽情，不点名，就写：“某县某村，孕妇引产致大出血，未及时送医，逝”；“某公社强拆超生户粮仓，致老人冻饿病倒”；“某乡工作队以‘交公粮抵罚款’为由，扣押产妇口粮七日，新生儿脱水险夭”……一条一条，白纸黑字，不加评论，只标日期、地点、当事人姓氏首字母。

    他从抽屉底层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柳各庄近三个月的“观察记录”：三十七条，二十八户，十四条人命，六例致残，十二个孩子因父母被罚而辍学。其中一条用红笔圈了出来——“张德厚，妻李秀兰，女，28岁，孕35周，引产失败，子宫破裂，失血过多亡；子，男，未命名，胎死腹中。时间：三月十九日。执行单位：柳各庄计划生育工作组，组长王金柱（原任民兵连长）。见证人：赤脚医生刘宝山（签字捺印）”。

    赵振国盯着那个“刘宝山”的名字看了很久。刘宝山是柳各庄唯一的赤脚医生，前年冬天还替老爷子治过风寒，老爷子夸他“手稳心细，是个实诚人”。可实诚人签了字，人就没了。

    他掏出钢笔，蘸了墨，伏在桌上写。稿纸是蓝格线的，每页三百二十字，他写了整整七页，刚好两千零十六字。没有一句形容词，没有一个感叹号。开头直切主题：“关于京郊柳各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偏差的实地核查与情况反映”，接着分五部分：一、政策原文依据（引述1973年《国务院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第三条）；二、基层执行流程（附访谈笔录四段，隐去姓名，保留方言用词如‘扒胎’‘清窝’‘铁腕行动’等原话）；三、典型案例对照（列张、刘、李三家事件，与政策要求逐条比对）；四、后果统计（含死亡、伤残、家庭解体、儿童失学等量化数据，来源为村东槐树下六位老人交叉陈述及赤脚医生刘宝山私下提供诊疗记录复印件）；五、建议（三条：暂停对孕晚期妇女强制引产；建立县级医疗救助绿色通道；对粗暴执行干部实行责任倒查）。

    写完最后一个句号，窗外天已大亮。他拿起稿纸，对着阳光照了照，纸背透出墨迹，清晰、密实、不颤抖。他忽然想起老爷子昨天在枣树下站的那一分钟——老人没碰那扇糊着白纸的门，也没看院子里哭嚎的人，就那么站着，目光落在枣树新抽的嫩芽上，手指无意识捻着衣角一道细小的褶皱，像在数那芽苞里裹着几片叶、几根绒毛。

    赵振国把稿纸仔细折好，夹进一本《红旗》杂志里，封面朝外。他换了身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袖口磨出了毛边，脚上一双旧解放鞋，鞋带系得极紧。出门前，他扫了眼厨房案板——昨儿打的野鸡炖在砂锅里，汤色金黄，浮着油星，兔子肉切片晾在竹匾上，撒了粗盐，正慢慢脱水。他没动，只把砂锅端进碗柜，用块蓝布盖严实。

    赶到王家院子时才上午九点。影壁还是那堵灰砖影壁，门虚掩着，门环上铜绿更重了。赵振国没敲，轻轻推开，院子里静得能听见槐树叶子落下的声音。老爷子不在堂屋，也不在书房，他绕过回廊，看见后园小亭子里坐着个人。

    王老爷子穿了件藏青布褂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膝上摊着本《资本论》，但书页没翻动。他面前石桌上摆着一碟炒豆子，一颗一颗剥着，剥好的豆子码得整整齐齐，像列队的士兵。小周站在亭子外三步远，垂手而立，眼睛盯着自己鞋尖，仿佛那上面绣着地图。

    “来了？”老爷子没抬头，手继续剥豆子，拇指指甲盖上还沾着一点豆皮。

    “嗯。”赵振国把《红旗》递过去，没说话。

    老爷子接过，翻开封面，抽出稿纸，从第一页开始看。他看得极慢，一行一行，遇到数字便停下来，拿铅笔在旁边空白处算一算，再往下看。赵振国站在亭子台阶下，看着老爷子花白的鬓角，看着他捏着铅笔的手背凸起的青筋，看着那本摊开的《资本论》扉页上，一行褪色的钢笔字：“1952年冬，于延安窑洞，赠振国同志——毛”。

    风起了，卷起几片早樱花瓣，打着旋儿落进石桌上的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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