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被人用缝衣针扎了七个眼。”

    陈启航指甲抠进掌心，血珠渗出来，混着冷汗，在棉袄内袋里洇开一小片暗红。

    “那司机呢？”他问。

    “死了。”老头说，“三天后，他在拘留所上吊。绳子是用自己裤腰带拧的，打了个春晖保育院专用的死扣——我们教孩子捆柴火用的。”

    胡同口阳光斜照进来，把陈启航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老头脚边。

    老头没再说话，拎着搪瓷盆走了。

    陈启航在原地站了整整十七分钟，直到巷子里传来收破烂的梆子声，才缓缓抬脚。

    他没回住处，也没去单位。

    而是拐进一家国营照相馆，花八毛钱洗了四张照片：三岔河口冰面、金钢桥护栏、47号货仓锈蚀的铁门、还有西郊烈士陵园东墙根第七棵松树。

    照片洗出来时，相纸还带着暖烘烘的潮气。他一张张看过，把松树那张撕成四片，吞了下去。纸浆刮过喉咙，苦得他眼眶发酸。

    剩下三张，他夹进一本《毛泽东选集》里，书页间还夹着半片干枯的槐树叶——那是春晖保育院操场边那棵老槐树掉的，他十四岁放火前，偷偷摘的最后一片。

    下午三点，他出现在市公安局档案室。

    赵振国正在看一份泛黄的卷宗，抬头见他，没说话，只把桌上半杯凉茶往他那边推了推。

    陈启航没喝。

    他掏出那本《毛选》，翻到夹着槐叶的那页，轻轻放在赵振国手边。

    “47号货仓，”他说，“沈俊生在里面。活着，但快不行了。密码本的主密钥在他金牙里。撬出来，就能破译全部档案。”

    赵振国盯着那本《毛选》，目光扫过书页边缘一丝几乎不可察的焦痕——那是火烧后的余韵。

    “你烧保育院那天，”他忽然问，“有没有留备份？”

    陈启航摇头：“烧干净了。”

    “真的？”

    “真的。”陈启航直视着他，“但我记得所有编号。327个孩子，每人一个代号，三字，取自《千字文》。比如我，是‘云从龙’；张志远，是‘剑号巨阙’；方博士，是‘律吕调阳’。”

    赵振国手指一顿。

    “你说张志远的代号……”他声音低了下去，“他进保育院时，才五岁。”

    “他进院第一天，就被养母叫去试药。”陈启航说，“一种让人暂时失忆的针剂。他连着打了七天，第七天晚上，他蹲在厕所隔间，用指甲在水泥墙上划了三百二十七道横。每一道，都是一个孩子的名字。”

    赵振国沉默良久，端起茶杯，吹了吹浮在水面的茶叶。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因为沈俊生醒了。”陈启航说，“刚才，有人给我递了张纸条，压在我自行车后座垫下。上面只有一行字：‘云从龙，你妈的骨灰盒，还在北仓路23号地下室。’”

    赵振国手一抖，茶水泼出半杯。

    “你亲生父母……”他声音发紧。

    “我没见过他们。”陈启航扯了扯嘴角，“养母说，他们死于1950年剿匪战斗，遗体找不到，只运回来两只空骨灰盒。她把盒子供在祠堂，让我每天磕头。直到我十六岁，撬开祠堂神龛后面的砖，才发现盒子里装的是两块青砖，砖上刻着字：‘云从龙，汝之命，自此始。’”

    赵振国喉结滚动：“北仓路23号？”

    “是春晖保育院废弃后的资产托管处。”陈启航从怀里掏出一把黄铜钥匙，放在茶杯旁，“钥匙能开地下室铁门。里面除了骨灰盒，应该还有三样东西：一册《选种日志》，记录所有孩子筛选过程；一枚银质怀表，表盖内侧刻着‘三只手’初代印记；还有一卷录音带，录着养母临死前说的话。”

    赵振国拿起钥匙，黄铜冰凉，表面磨得发亮，齿痕深浅不一，像是被无数双手反复摩挲过。

    “你打算怎么办？”他问。

    陈启航望向窗外。

    冬阳惨白，照在公安局院子里那棵光秃秃的老槐树上，枝杈嶙峋，像伸向天空的枯骨。

    “我去北仓路。”他说，“但不是现在。”

    “什么时候？”

    “等沈俊生咽气。”陈启航声音平静，“他不死，那卷录音带就不会启动自动播放。养母设了延时装置，必须等心跳停止满三小时，磁带才会转动。她说，‘只有死人，才配听真话。’”

    赵振国看着他，忽然想起什么，从抽屉底层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上午刚收到的。”他推过去，“省厅转来的，关于春晖保育院的绝密附件。一共三页，第一页是1952年建院批文，第二页是历年拨款明细，第三页……”

    他停顿片刻，把信封打开，抽出一张薄如蝉翼的硫酸纸。

    纸上密密麻麻全是名字，按年份排列，每个名字后面跟着一串数字编码。

    最上方，印着一行小字：**春晖保育院‘选种’名录（存疑）——注：其中73名儿童，户籍档案无对应出生记录。**

    陈启航的目光死死钉在名单顶端。

    第一个名字，墨迹微洇，像是被水浸过：

    **云从龙，1957年6月12日入院，编号C-001。**

    他伸出食指，沿着那个名字缓缓下滑。

    第二个：**剑号巨阙，1958年3月4日入院，编号C-002。**

    第三个：**律吕调阳，1959年9月17日入院，编号C-003。**

    他的指尖停在第四行。

    那里没有名字，只有一行铅笔小字，被反复涂抹又加深，几乎戳破纸背：

    **？？？，1960年冬入院，编号C-004，身份待核。**

    陈启航盯着那行字，看了足足两分钟。

    然后，他慢慢抬起头，看向赵振国。

    “赵队，”他声音很轻，却像冰锥凿进地面，“你们查过C-004吗？”

    赵振国摇头。

    “那就别查了。”陈启航把硫酸纸折好，塞回信封，“这个编号的人，从来不存在。它是养母留的空格——专门等着，填我的名字。”

    他站起身，棉袄下摆扫过桌角，碰倒了那只空茶杯。

    杯子滚到地上，没碎，只是静静躺着，杯底朝天，像一只仰望天空的眼睛。

    “我该走了。”他说。

    赵振国没拦。

    陈启航走到门口，手按在门把手上，忽然停住。

    “对了，”他没回头，“沈俊生今晚八点会醒一次。大概能撑十分钟。他要是开口，一定会提‘云从龙’三个字。如果他没提……”

    他顿了顿，走廊灯光落在他半边脸上，阴影浓重得像刀刻。

    “那就说明，他还没疯透。”

    门关上了。

    赵振国坐在原位，久久未动。

    窗外，老槐树枯枝被风吹得晃了一下，落下一点灰白的雪沫，轻轻飘进窗台，落在那本摊开的《毛选》上，恰好盖住了那片干枯的槐树叶。

    屋内寂静无声。

    唯有日光灯管，发出极其细微的、持续不断的电流嗡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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