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第一场台风来得比往年都早。
七月的台湾海峡，黑云如墨汁般从天际倒灌入海，狂风将高雄港的灯塔刮得左右摇晃。浪头拍在防波堤上炸成白沫，咸腥的水汽裹挟着雨点砸在“墨海贸易行”的二楼玻璃窗上，发出噼啪的响声，像是无数只手掌在拼命拍打。
林默涵放下手中的钢笔，揉了揉发酸的眼角。账簿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在他眼前跳动，那些蔗糖出口量、关税金额、船期安排，每一行都是精心设计的密码。他将真实情报隐藏在货物重量的最后两位小数里——三十二吨七十五公斤，意味着第七舰队有三十二艘舰船停泊在左营港，其中七十五毫米以上口径火炮的舰艇有五艘。
“沈先生，港务局的刘科长来了。”账房先生老吴在门外轻声说道，语气里带着掩饰不住的紧张。
林默涵抬眼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晚上八点四十七分。这个时间，港务局的人不该出现在这里。
“请刘科长到会客室，我马上来。”他平静地说，手上动作却快如闪电。账簿被迅速翻到最后一页，那里贴着女儿晓棠的周岁照片。他凝视着照片上女儿胖嘟嘟的脸颊，手指在照片边缘轻轻摩挲，然后将账簿锁进保险柜，转动密码盘时特意多转了两圈——这是给陈明月的暗号，表示“有异常情况”。
会客室里，港务局稽查科的刘科长正焦躁地踱步。这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男人，穿着熨烫得一丝不苟的制服，但领口的第一颗扣子没扣，露出被汗水浸湿的脖颈。看见林默涵进来，他像是见到救星般快步上前。
“沈老板，实在对不住这么晚来打扰。”刘科长压低声音，眼睛却瞟向门口，“但这事……这事耽误不得。”
林默涵做了个请坐的手势，亲自沏茶。台湾高山茶的清香在空气中弥漫开来，他用茶壶在三个茶杯上方缓缓画圈——这是“有第三人在场”的暗语。老吴会意，立即退到走廊，看似随意地靠在窗边抽烟，实则监视着楼下的动静。
“刘科长慢慢说，喝口茶。”林默涵将茶杯推到对方面前，自己也在主位坐下，姿态放松得仿佛这只是寻常的业务往来。
刘科长端起茶杯的手在颤抖，茶水洒出来烫到手背，他却浑然不觉。“今天下午，军情局的人来了港务局，调走了最近三个月所有贸易行的货单副本。指名要‘墨海’的，从一月到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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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页不落。”
林默涵的心微微一沉，但脸上笑容丝毫未变：“例行检查而已。刘科长也知道，我们做进出口生意的，哪个月不被查几次账？”
“不是例行检查！”刘科长几乎要喊出来，又慌忙压住声音，“带队的……是魏正宏亲自派来的人。第三处的，姓王，是个少校。他们在会议室待了整整四个小时，把所有单据铺了满桌，还用放大镜看……”
“放大镜？”林默涵端起茶杯，借着喝茶的动作掩饰眼中的锐利。
“对，就对着重量、尺寸那些数字看。王少校还问，为什么‘墨海’的货物重量总带小数点，别家都是整数。”刘科长抹了把额头的汗，“我解释说，蔗糖受潮会影响重量，我们记录得精确些是为了公平交易。但他们……他们好像不信。”
雨下得更大了。狂风卷着雨水狠狠拍在玻璃上，会客室里的电灯忽明忽暗。老吴在走廊轻轻咳嗽三声——这是“安全”的信号，但只能维持十分钟。
林默涵站起身，走到窗边假装查看雨势。借着玻璃的反光，他看见贸易行对面的巷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没熄火，雨刷在来回摆动。车里有人，而且不止一个。
“刘科长，”他转身，从西装内袋掏出一个信封，轻轻放在茶几上，“这是下个月‘昌隆号’货轮的优先靠泊费，按老规矩，您的那份我已经单独包好了。”
信封很厚。刘科长盯着它，喉结滚动了几下，却没有伸手去拿。
“沈老板，这次……这次恐怕不是钱能解决的事。”他声音干涩，“魏正宏这个人我听说过，他查案从来不要钱，只要命。上个月鼓山那边抓了三个‘匪谍’，其中一个是我远房表亲的儿子，才十九岁……在审讯室关了三天，出来时已经不成人形了。”
刘科长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他们怀疑你，沈老板。虽然现在还没证据，但魏正宏既然盯上了，就一定会查到底。我今天来……是还你去年帮我老母亲看病的人情。你……你早做打算。”
说完，他抓起帽子匆匆起身，走到门口又停住，回头看了林默涵一眼，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消失在楼梯拐角。
老吴立即闪身进来，反手关上门。
“楼下有车，两个人在里面，已经盯了二十分钟。”老吴语速极快，“后门巷子也有一辆自行车，骑车的人穿着雨衣，但雨衣下面是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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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车夫。”
林默涵走到窗边，掀起窗帘一角。黑色轿车还停在原地，雨幕中，能看见车里一点红光忽明忽暗——有人在抽烟。他数了数，烟头闪烁的频率是两短一长，停顿，再两短一长。
摩尔斯码的“W”——等待。
“他们在等什么？”老吴也看见了，声音紧绷。
“等信号。”林默涵放下窗帘，大脑飞速运转。魏正宏派了人监视，却没有立即抓捕，说明他们还没有确凿证据。调取货单，用放大镜检查数字，这表明确实有人怀疑他用贸易数据传递情报，但还没破解编码方式。
时间。他们需要时间。
“老吴，你从阁楼走。”林默涵走向书柜，转动第三排左数第五本书——《唐诗三百首》。书柜发出轻微的咔哒声，向一侧滑开，露出仅容一人通过的窄缝。“去盐埕区公寓，告诉明月：‘台风要登陆，收拾细软’。然后你们两个立即去台南，在‘春生堂药铺’等我的消息。如果三天内我没到，你们就按备用方案撤离。”
“老板，那你——”
“我留在这里。”林默涵的语气不容置疑，“如果我跟着一起走，等于告诉对方我们心虚。况且，他们现在只是怀疑，没有证据就不能抓人。台湾是法治社会，至少表面上还是。”
最后这句话他说得略带讥讽。老吴张了张嘴，终究没再说什么，矮身钻进密道。书柜缓缓合拢，严丝合缝，看不出任何痕迹。
林默涵回到办公桌前，拉开最底层的抽屉。里面整齐排列着六支钢笔，他取出第三支——笔帽里藏着微型胶卷，是这半个月收集的基隆港军舰进出港记录。他犹豫了一瞬，将胶卷取出，走到墙角的盆栽旁。
这是一盆茂盛的君子兰。他拨开厚厚的叶片，露出土壤，用手指挖出一个小洞，将胶卷用油纸包好埋进去，再将土抚平。君子兰的根部已经埋了三个这样的油纸包，像一排沉默的墓碑。
做完这一切，他坐回椅子上，翻开另一本账簿，开始核对下个月的船期。钢笔在纸上沙沙作响，每一个数字都写得工整清晰。窗外的雨声、远处的雷声、自己平稳的呼吸声，在房间里交织成奇异的韵律。
他在心里默数。
一千、九百九十九、九百九十八……
这是他在南京被捕时学会的技巧。当恐惧像冰冷的藤蔓缠绕心脏时，就倒着数数，强迫大脑专注于纯粹的数字，将情绪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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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那次他被关了十七天，用这种方法熬过了三次审讯，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获释。但审讯他的那个年轻军官——就是魏正宏——离开前深深看了他一眼，说：“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李涛同志。”
当时林默涵的化名是李涛。
七百三十二、七百三十一……
楼下传来汽车关门的声音。不止一扇门，是两扇。接着是脚步声，踩在积水的地面上，溅起水花。皮鞋的声音，沉重而整齐，是军人特有的步伐。
林默涵放下笔，端起已经凉透的茶喝了一口。苦，但提神。
脚步声上了楼梯，在门口停住。敲门声响起，不轻不重，正好三下。
“请进。”林默涵说，声音平稳得像在迎接老友。
门开了。先进来的是个穿深蓝色中山装的年轻人，三十岁上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金丝眼镜，看起来更像教书先生。但他身后的两个壮汉暴露了身份——虽然也穿着便衣，但站姿笔挺，手始终放在腰侧，那是随时准备拔枪的姿势。
“沈墨沈老板？”年轻人微笑，从怀里掏出证件，“军情局第三处，王少安。深夜打扰，实在抱歉。”
“王少校客气了。”林默涵起身，做了个请的手势，“这么大的雨还出来公干，辛苦了。请坐，我让伙计泡茶——”
“不必麻烦。”王少安在刘科长刚才坐过的位置坐下，两个手下守在门口，一左一右，堵死了所有出口。“我们只是有几个问题，问完就走，不耽误沈老板休息。”
林默涵重新坐下，双手交叠放在膝上，姿态放松而坦荡。“王少校请问，沈某一定知无不言。”
“好。”王少安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文件，正是“墨海贸易行”的货单副本。“沈老板做生意很仔细啊，连货物重量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这在高雄的贸易行里可不多见。”
来了。林默涵心里冷笑，面上却露出谦逊的笑容：“让王少校见笑了。沈某在日本留学时学的是经济学，教授常说‘商业之道在于精准’。况且蔗糖这种货物，受潮、温度都会影响重量，记录得详细些，和客户对账时也少些纠纷。您看——”他指向货单上的一行，“这批货从高雄运到神户，海上走了五天，到港时比出港重量少了八十三公斤。要不是有精确记录，日本那边的客户还以为我们短斤少两呢。”
合情合理，无懈可击。
王少安盯着他看了几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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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换了个话题：“沈老板是福建晋江人？”
“是，祖籍晋江金井镇。家父早年下南洋，在槟城开了间杂货铺。我是民国三十六年从日本回国，本想在上海发展，结果……”林默涵恰到好处地叹了口气，“时局动荡，就来了台湾。毕竟同是闽南人，语言相通，做生意也方便些。”
“听说沈老板闽南语说得极好，连高雄本地人都听不出外地口音。”
“王少校过奖。家母是台南人，我从小就跟她说闽南语。后来去日本读书，每逢想家，就一个人躲在房里说家乡话，生怕忘了。”林默涵说这话时，眼神恰到好处地流露出一丝惆怅，那是漂泊异乡者共通的乡愁。
完美的履历，完美的应对。这是组织为他精心打造的身份，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晋江老家的族谱上有“沈墨”这个名字，槟城的杂货铺确实存在过，早稻田大学的学籍档案里也有这个中国留学生的记录。为了这个身份，三个同志付出了生命，其中就包括真正的沈墨，那个在槟城病逝的华侨子弟。
王少安的手指在货单上轻轻敲击，节奏有些紊乱。林默涵注意到这个小细节——这个年轻的特务在犹豫，在寻找突破口，但还没找到。
“沈老板一个人在高雄？”王少安突然问。
“内子也在。她身体不太好，平时不太出门。”林默涵回答得很快，这是早就准备好的说辞。陈明月此刻应该已经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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