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淅沥，打湿了?县的黄土坡道。新翻的田垄如琴弦般横亘在山野之间，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苗的清香，在雾气中缓缓升腾。那座无名小丘上的墓碑前，积水顺着“这里，曾有一个老人，和大家一起挖过”的刻文流淌下来，像一条微型的渠，蜿蜒入地。

    少年们跪坐在泥中，未披蓑衣，任雨水浸透粗布短袍。他们不是来祭拜神明，而是来许下一个承诺??一个比誓言更沉、比血脉更重的誓愿。

    为首的青年名叫李承志，是当年李衡的孙子。他父亲在辽东屯田时死于风雪，临终前留下一句话：“告诉儿子，爷爷种的稻子，终于熟了。”如今这孩子站在祖父未曾踏足的土地上，手中握着一把铁锸，柄上缠着一圈旧麻绳，据说是周共生前用过的遗物，由周延年亲手交到他手里。

    “先生若在，可愿引路？”他再次开口，声音不大，却穿透雨幕。

    忽然，远处传来脚步声。不是马蹄，也不是官靴踏阶的清脆，而是一种熟悉的、赤足踩在泥水里的声响。众人回头，只见一位老者缓步而来，白发披散，肩扛铁锸，衣袖卷至肘间，露出手臂上几十年劳作留下的疤痕。他走得不急，每一步都像是丈量土地，直到立于墓前，才轻轻将铁锸插入土中，与少年们的并列成行。

    是周延年。

    他没有说话，只是抬头看了看天，又低头看了看碑，然后蹲下身，用手抹去石上雨水，指尖轻抚那行字：“这里，曾有一个老人，和大家一起挖过。”

    良久，他才低声道：“他早就引过路了。从渭水边第一锹土开始，他就一直在走。你们听见的风声，是他在前面开道；你们脚下的渠水，是他用命铺的路。”

    少年们肃然。

    周延年站起身，环视众人：“你们问我，先生若在，可愿引路？我告诉你们??他已经走了最险的那一段。现在轮到你们了。不要等英雄，你们自己就得成为那条路。”

    话音落，雨渐歇。阳光破云而出，照在湿漉漉的铁锸上，闪出点点金光。

    与此同时，长安城南门外，一辆破旧牛车缓缓驶入城门洞。车上坐着一名女子，约莫三十出头，面容清瘦，双手布满茧痕，怀里抱着一卷图纸，外罩油布。她身边跟着十几个年轻人，有男有女，肤色各异，有的穿着西域服饰，有的裹着岭南藤笠。他们是来自帝国最偏远角落的施化士代表，今日进京，为的是参加即将召开的“民生策问大典”。

    守门军士见其衣着寒素，正欲盘查，忽见其中一人取出一枚铜牌??那是“工爵”一级的信物，全国仅授三十七人。军士脸色一变，连忙让道。可那女子却停下牛车，跳下车辕，亲自扶起一位年迈盲人学者：“老师，我们到了。”

    盲人点头，颤声道：“二十年了……我听人说，太学门口那块碑还在。能让我摸一摸吗？”

    军士闻言，竟红了眼眶。他摘下头盔，躬身道：“我带您去。”

    一行人步行至太学门前。晨光洒在石碑上，“子不类父？爱你老爹，玄武门见！”八个大字清晰如刻。盲人伸出手，指尖缓缓划过每一笔每一划，仿佛在读一部史书。当他触到旁边那行小字“玄武门常在，唯行者能见”时，突然停住，嘴唇微动：“好……好啊。原来门一直开着，是我们不肯走过去。”

    围观学子越来越多，有人自发让出通道，有人默默跪地叩首。那女子站在人群中央，望着碑文，轻声对身边人说：“我父亲曾烧过这块碑的拓片，骂它是‘乱世妖言’。可后来他在敦煌看到壁画里那个赤脚老人，哭了三天。临死前对我说：‘女儿，你去替我走一趟玄武门。我不配，但你可以。’”

    她说完，从怀中取出一张图，展开于地??《南海海塘十年筑设计划》。图上密密麻麻标注着潮汐规律、土质分析、民力调配方案，还有数十个拟建学堂的位置。

    “我要在雷州半岛修三百里防潮堤，”她声音不高，却传遍全场，“让万亩盐碱地变良田；我要教渔民识字算账，让他们不再被豪商欺压；我要让海边的孩子知道，他们的命，不只是出海喂鱼。”

    人群中爆发出掌声，夹杂着抽泣。

    就在这时，宫中快马奔出，直抵太学门前。使者下马宣旨：“陛下诏令：即日起，开放‘皇室技艺库’，凡民间能工巧匠，皆可申请查阅历代秘藏之农具图谱、水利机关、医药方剂。另，准许各地设立‘自治议事堂’，百姓可自行推选渠正、田监、医令，报备朝廷即可施行，无需层层批复。”

    此令一出，四野震动。

    昔日高墙深锁的皇室藏书阁，终于向平民敞开大门；而“议事堂”之设，更是前所未有地将治理权部分归还于民。有人说这是冒险，陈莫却在枢密院会议上直言：“若连百姓都不信，我们还凭什么称‘天下为公’？”

    然而，并非所有变革都能以掌声收场。

    数日后，洛阳爆发骚乱。一群旧儒聚于孔庙之前，痛哭焚书，称“礼乐崩坏，君不君臣不臣”，更有狂生当街刺瞎左目，血书“殉道”二字，高呼“宁随古制死，不伴新政生”。带头者乃前国子监祭酒之子王允之，此人精通五经，却因拒绝学习算术与农政考核，被取消任教资格。他愤而组建“复古盟”，宣称要“清君侧，复周礼”，甚至暗中联络北疆残余部族，意图借兵“匡扶正统”。

    消息传至长安，朝野哗然。有人主张严惩，以儆效尤；也有人建议安抚，赐其闲职养老。唯有周延年沉默不语。

    当晚，他独自乘舟渡渭水，前往终南山脚下一间茅屋。那里住着一位隐士，正是当年写下“子不类父”的那位老学士的最后弟子，名叫徐原。此人三十年不出山，专研古礼与新政对照之学，被誉为“活律典”。

    “你来了。”徐原正在灯下抄书，头也不抬。

    “我想知道，”周延年坐下，声音疲惫，“我们到底错在哪一步？为何总有人宁愿抱着腐朽的壳子死去，也不愿迈出一步新生？”

    徐原放下笔，吹灭油灯，只留一盏月光透过窗纸洒进来。“你记得《礼记》里说‘礼，时为大’吗？”他问。

    周延年点头。

    “可世人只记得‘礼’，忘了‘时’。”徐原叹道，“他们以为守住了形式，就守住了根本。殊不知，真正的礼，是顺应天地人心之变。夏时种麦，冬日储粮，这才是最大的礼。你让百姓吃饱穿暖，让孩童读书明理，让女子掌事理财??这难道不是最大的仁？最大的义？”

    他顿了顿，又道：“王允之所惧，并非新政本身，而是恐惧自己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他读了一辈子圣贤书，自认高人一等，如今却发现，一个会修水车的木匠，比他会背《春秋》更能救人。这种羞辱，比削爵夺禄更甚。”

    周延年默然良久，终是起身：“所以，我们不能停。”

    “也不能恨。”徐原补充，“你要让他亲眼看见，新政之下，仍有他的位置。不是作为主宰者，而是作为贡献者。若他真通经义，就该去教那些不识字的农妇读《诗经》；若他懂音律，就该为阵亡的施化士作挽歌。让他明白，尊贵不在身份，而在价值。”

    三日后，周延年亲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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