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是把鸡汤放在桌上，拍了拍林修的肩膀。
“吃饭。”
三天后，女人又来了。
还是那身朴素衣服，还是那张憔悴的脸。但眼睛里多了一点光，一点希望的光。
林修把材料还给她。
“案子我看了。”他说，“能翻。”
女人的身体晃了一下，扶着石桌才站稳。
“真……真的？”
林修点了点头。
“但你得等。”他说，“可能要等很久。”
女人拼命点头。
“等！多久都等！”
林修看着她，又看向站在她身边的小月。
小女孩今天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红毛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眼睛亮亮的。
“小月，”林修问，“你信你爸是冤枉的吗？”
小月用力点头。
“信。”她说。
林修点了点头。
“那就行。”他说。
接下来的两个月，林修开始忙起来。
他先去了方建国原来打工的那个城市，在那个城中村住了半个月。每天在街头巷尾转悠，跟小商贩聊天，跟出租屋的邻居打听，跟那些同样打工的人套近乎。
方建国的老板姓钱，早些年做建材生意发了家，后来生意做大了，开了好几家公司。方建国在他手下干了八年，从搬运工干到仓库主管，从来没出过事。
出事那年，钱老板接了一个大单，进了一批货。货有问题，客户找上门来，要退货赔钱。钱老板把责任全推给方建国，说是他验收不严，签了不该签的字。
案子审了三个月，方建国判了五年。
钱老板呢？
钱老板什么事都没有。他那几家公司还在开，车还在开，房子还在住，儿子还在贵族学校上学。
林修查到这些的时候，正蹲在城中村一个早点摊前喝豆浆。
他放下碗，看着对面的高楼大厦，很久没有说话。
半个月后，他找到了钱老板的一个把柄。
那批有问题的货，不是方建国签的。是一个姓刘的采购员签的。那个采购员是钱老板的远房亲戚，出事后就辞职了，拿了二十万封口费，去了外省。
林修找到那个采购员的时候，他正在一个工地上搬砖。
二十万花光了，老婆也跑了，只剩他一个人，每天干十二个小时，住八个人的工棚。
林修站在工棚门口，看着他。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走了。
他没有逼那个采购员作证。
他只是回到江城，把查到的东西整理成一份材料，交到了检察院的举报信箱里。
两个月后，方建国的案子发回重审。
三个月后，钱老板被带走调查。
五个月后，方建国无罪释放。
那天是清明节。
林修正在石榴树下喝茶，院门被人猛地推开。
方建国站在门口，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外套，手里拎着一袋橘子。
他看了林修很久，忽然跪了下去。
林修没有去扶他。
他只是看着这个男人，看着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看着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看着他身后跟着的母女俩。
“林先生，”方建国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铁，“我……”
他说不下去了。
小月从妈妈身后探出头，看着林修。
她今天又穿了那件红毛衣，头发扎成两个羊角辫，眼睛亮亮的。
“林叔叔，”她说，“我爸说，谢谢你。”
林修看着她，忽然笑了。
那笑容很淡，只有嘴角微微扬起。
“不客气。”他说。
方建国走的时候，把橘子留下了。
周梦薇下班回来，看见桌上那袋橘子，问林修：“谁送的？”
林修说：“一个朋友。”
周梦薇没有多问。
她只是拿起一个橘子，剥开，塞了一瓣到林修嘴里。
“甜吗？”她问。
林修嚼了嚼。
“甜。”他说。
傍晚，陈伯庸从外面回来，手里拎着一条鱼。
“今晚吃鱼。”老人说。
周梦薇应了一声，跟着进了厨房。
林修一个人坐在树下，看着那些石榴。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院门又被人敲响了。
这次来的人，是韩卫。
他还是那身深灰色衣服，还是那张没有表情的脸。但林修注意到，他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
“三公子让我送来的。”韩卫说，“说他最近在学做饭，这是第一次成功的。”
林修接过保温桶，打开。
里面是满满一桶红烧肉。
卖相一般，颜色有点深，有几块还粘在一起。但闻起来很香。
林修盖上盖子，看着韩卫。
“他呢？”
韩卫沉默了一下。
“在北京。”他说，“处理一些事。”
林修点了点头。
韩卫没有多留，转身走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林修把那桶红烧肉端上桌。
周梦薇尝了一块，眼睛亮了。
“好吃！”她说，“谁做的？”
林修说：“一个朋友。”
周梦薇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
陈伯庸也尝了一块，点了点头。
“火候还差点，”老人说，“但第一次能做成这样，不错。”
林修没有说话。
他只是吃着那块红烧肉，想着那个在北京的人。
那天夜里，林修一个人坐在石榴树下，看着月亮。
周梦薇睡了。陈伯庸睡了。整个东风巷都睡了。
只有他一个人醒着。
手机震了一下。
是条短信，来自一个陌生号码。
只有四个字：
【收到了吗？】
林修看着那四个字，很久很久。
然后他回复：
【收到了。下次少放点糖。】
发完，他关了手机，起身回屋。
周梦薇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问：“谁啊？”
林修躺下，把她揽进怀里。
“一个朋友。”他说。
周梦薇没有再问。
她只是往他怀里缩了缩，继续睡。
窗外的月光透过石榴树的枝叶，落在他们身上。
秋深了。
石榴该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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