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八国联军中来自欧洲最强的陆军，德国军队也不过从北京打到了太行山，连山西省的边境都没突破，这还是在皇家海军保障了德国军队的后勤下取得的战果。

    所以八国联军之后，对中国野心不小的德国人也失去了征服中国的欲望，因为德国人已经看出来，彻底的瓦解中国的政治，只会便宜了俄国人，事实上是中国人的军队保卫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而不是德国真正控制了山东。

    中国政府失去统治能力，俄国人倒是可以通过铁路把源源不断的军队派到远东，然后从关外进入关内，最终迫使德国从山东离开，因为德国压根对抗不了依托铁路后勤支持的俄国军队。

    同样的，日军可以通过保障海上运输线路对山东地区形成威胁，面对可以动员几十万军队的日本，德国人能把几万人运到远东已经是极限，这还是在英国皇家海军不捣乱下才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对于中国领土具有强烈企图心的，八国联军事件之后只剩下了俄国和日本，而这场战争打完后就只剩下了日本。那么英国想要利用中国人的恐惧心而获得外交上的利益，日中敌对就是必要的条件，这也是战争后期英国舆论开始转向，大肆批评日军在满洲作战时对中国人的残暴行为的缘由。

    可以说，战争后期一直把日本军队描述为正义的英国报纸，一改日清战争时对日本军人的维护，比如为日军在旅顺制造的屠杀事件辩护，甚至干脆说大屠杀是虚假的，只是中国人的宣传手法，现在则大肆批评日军的残暴行径，比如随意杀死本地人，强奸妇女，抢夺粮食，并对满洲中国人自发组织的反日武装表示了同情。

    虽然各国中报纸种类最多的是美国，但是整个欧洲最具有权威性的政治类报纸则在英国。各国精英想要了解世界，必然要看英国的大报，中国的政治精英同样如此，就连在中国发行的一些外国报纸，使用的也是英文而不是中文。

    所以英国人对于日军行为的批判，确实激起了一部分中国精英对于日本人的反感，特别是一些对于朝鲜人具有同情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认为日本人野心极大，在吞并了朝鲜之后，必然会对中国的领土下手，因此中国应当警惕日本在满洲采取的类似进驻朝鲜半岛的手段。

    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日本的警惕心，在伦敦看来正是东亚均势形成的思想基础。但是在这样的舆论下，日本和中国的政府首脑互相发表了东亚和平的观点，这显然是大出伦敦的预料的，因此伦敦对于朱尔典这位驻华公使的工作开始有所不满。

    ?701-750章

    第701章

    第701章

    这场对俄战争对于日本来说，是正式挤入列强行列的一战，日本通过对俄海上及陆上作战的胜利，表明了自己在东亚地区有阻碍一位欧洲列强自由行动之能力，因此欧洲列强今后在东亚地区的外交，将不得不考虑日本的立场，而这就是欧洲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确立以来的一个基本原则，大国利益不容侵犯。

    欧洲人通过三十年战争得出的结论，就是大国利益一旦受到侵犯必然会爆发战争，而这种战争一旦爆发就难以单方面停止，为了避免大国之间爆发无谓的战争，这才有了通过协议来确定大国利益的边际。

    日本在陆上的战斗对于欧洲人来说其实并不怎么惊艳，哪怕是公认的在陆军上没有什么长处的英国人，也不认为日本人在陆上的战斗有什么出彩的地方，日军几乎就是一支二流的欧洲军队，一旦失去了来自欧洲的武器资源，日军在战场上就不能和俄军消耗下去。

    对于欧洲各国来说，和东方国家开战最不畏惧的就是这种消耗战术，特别是英国人和法国人，他们可以把殖民地的庞大人口变为战场上的炮灰，然后凭借本国的工业能力耗死日本陆军这样的复制品。

    相比之下，武汉军队虽然在组织训练上远不如日军，但是武汉军队在政治上转化对手的能力，才是让英国人感到难受和恐惧的。不要说殖民地的仆从军，连俄国的斯拉夫人都倒向了武汉，试图打回欧洲去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所以英法一直在加大对于袁世凯的北洋一系及南方革命党人的力量，以避免中国之政权迅速的掉落到武汉手中。在面对欧洲的紧张局势的时期，英法都不愿意东亚地区再爆发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亚洲民族联合运动，因为武汉治下的报纸公然的提出了这一点。

    虽然英法等国向北京和武汉提出了抗议，但是武汉表示这是言论自由，政府无权干涉民众的言论，更何况反抗暴政是法国大革命中提出的口号，并不是中国人的创造，法国大革命思想在中国民众中流传，各国应当先对法兰西共和国提出抗议，而不是向中国人民提出抗议，法兰西共和国自己都不清算共和派恢复帝制，有什么资格来指责别人呢？

    由于在对外战争中武汉军队表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这使得中国地方势力失去了对抗武汉的信心，哪怕有列强的支持，这些地方势力也趋向于自保而不是对武汉加以挑衅。

    毕竟在武汉以少量兵力帮助南京地区的革命团体击败了当地的满清势力后，大家已经明白了这样一件事，就是没有实力的话，光凭嘴上攻击武汉并不能让武汉受到什么损伤，反而容易引发武汉动手，而列强所谓的庇护，在武汉军队面前其实没啥卵用，洋人也是欺软怕硬的。

    南京兵变，列强虽然装模作样的派出了军舰，但是在武汉威胁要在长江上进行水雷封锁后，各国终究还是没敢用武力恢复当地的原状。

    当然，这也和满清统治已经无力维持也有关系，江南地区的士绅大多是立宪派，少数还直接投向了革命，真正的保皇派几乎都是那些还没有挤进士绅行列的小地主。

    地主和士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家里没有出过知府以上并几代官员的，就不能称之为当地的望族，也就是拥有地方话语权的士绅。

    至于小地主，凭借着个人的聪明和一定的机会，还是能够从富农变为地主的，但是这些小地主虽然有点土地和钱，在地方上却没什么话语权，这就是暴发户和地方望族之间的差别。

    小地主的投机心理，总想着以小博大，在朝廷局势不利时在朝廷身上下注，以期待朝廷有所起色之后能够给自己超额的回报。

    不过这种投机朝廷的地主大多是那种地方闭塞的山村，他们对于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只知道朝廷实力强大，以几十万人征服了上亿人口的中国，太平天国的时候，失去了半壁江山依然还是翻盘了，因此他们觉得这一次应该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毕竟武汉起事以来还没有一次提出北伐以推翻朝廷的。

    今次大清皇帝退位，大家都说是袁宫保出卖了大清，而不是说武汉覆灭了大清，所以许多消息闭塞的小地方，依然觉得真正有实力的是继承了朝廷地盘的北洋团体，而不是始终不能入主北京的武汉劳工党。

    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些小地主相信现在的朝廷应该还是势力占有的，因此自然积极表现给北京看，表示自己是效忠北京，而和武汉势不两立的。

    当然，这些小地主下注在北京身上，也是因为武汉劳工党积极推动土地改革，在根本利益上就是和他们对立的，他们不想辛苦一辈子赚到的家产化为乌有，就不能不采取抵抗，而能够带领他们对抗武汉的也只有北洋了。

    可是对于士绅来说，他们作为地方的实际统治者，不管是对乡里还是朝中的情况都是相当了解的，特别是江南士绅，在科举停考后就开始大量把子弟送出国留学，因此这些士绅甚至对于国外的情况也开始熟悉了。

    通过这些信息，士绅们的判断就是，武汉所推动的一系列政策虽然损害了地主的利益，但在发展工业的目标上却是符合世界进步的潮流的。

    因为列强就没有一个不是工业国，特别是在俄国被击败后，缺乏工业力量就没法保卫国家的意识，已经在这些上层精英中形成了共识。

    所以，虽然士绅们反感武汉提出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经济政策虽然损害了有产者的利益，可是对于国家来说却是一剂良药。

    唯一的问题就是，当国家重新站立起来之后，这个国家究竟为谁所有的问题，因此士绅们除了一部分顽固不化，已经不能跟着时代进步的老顽固外，都有着部分赞同武汉实施的政治经济政策的倾向，只是他们要求在这场变革中，武汉应该给他们留下一个位置。

    江南地区的士绅比其他地方的士绅更早接触到列强，自然在思想上就更为开放。

    事实上近代湖南知识精英之所以会站在革命的第一线，可湖南地主的保守却是全国前列，这一矛盾的情况就在于太平天国之后湘系长期控制江南官僚体系，使得许多湖南士绅子弟几乎都在江南接受了教育，从而和湖南本地地主的保守风气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此南京兵变，对于满清在江南势力的消亡，本地士绅几乎都是袖手旁观，除了少数官员还抱着为朝廷尽忠的思想和起义军对抗了一下，不过很快就被地方势力剥夺了权力礼送出境，表面上是自愿辞职回家，不为叛军做事。

    但是在兵变之后的统治权力争夺上，当地士绅并没有轻易的放弃，一度也是有人和列强联系，希望弄出地方自治的局面的。

    只是武汉方面没有搞什么集权，而是主动让本地的革命团体自治，并同意当地对武汉的一系列政策进行调整后执行，这才打消了这部分人的野望，毕竟邀请列强出手的代价也是不小的，在武汉没有和他们摊牌之前，这些士绅们也不愿意走这一步，毕竟两方开战把地方打烂了，他们的地方声望也就完蛋了。

    因此，南京兵变及善后，其实为地方势力敲响了警钟。

    一个是反对武汉不能太过高调，容易引来武汉的攻击。

    一个是列强对于朝廷是有着极大的威慑力，但是对于武汉其实没啥威胁能力；

    最后一个，就是身边的人倾向于变革的还真不少，和武汉人相比，这些人才真是想要杀你全家的。

    所以在东亚战争进入到后期时，英国人已经发现，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力似乎退回到了义和团事变之前。

    在义和团事变之前，列强只能对满清中枢发挥影响力，地方官员对于列强的指示几乎就是以拖待变。义和团事变之后，满清中枢完全向列强屈服，这个时候一个普通的洋人都可以让地方官员按照自己的要求断案了，因为只要洋人不满意，朝廷就能罢免了这些官员。

    但是东亚战争进入到后期，大清皇帝和平退位，新的共和体制建立，这个时候中国名义上的首都是北京，实质上却已经从中央集权转向了联邦体制，以北洋和武汉两大军政势力为首，各省地方势力自治，从而形成了当下的中国共和体制。

    这个时候，北京对于地方官员的任免权力已经大大受到了限制，比如袁世凯作为国务主席，但实际上他真正可以任免的官员只有北洋军控制的地盘及北洋军系统。

    至于其他省份及地方军队的任免，几乎都是各地上报，然后国务会议签字认可，即形势上的任免权，而无实际的任免权。

    比如武汉劳工党的首脑田均一，他没有担任政府职务，只有一个武汉工农兵委员会主席的头衔，但是武汉军政官员都服从其下达的命令，比袁世凯所签发的国务会议令要好用的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通洋人想要和地方官员展现列强子民的特权，就有些不大好用了，因为他们找不到对自己负责的人，这就意味着列强的在华特权失去了执行者。

    所以朱尔典才会认为，当前英国在华外交退回到了1900年之前，只能通过对中国上层精英施加影响力来维持英国的在华利益，而不能如之前那样，直接通过满清的官僚体制来维护英国的在华特权。

    朱尔典于1906年被推荐为驻华公使的时候，他还满怀信心的向伦敦表示，中国问题不会难解决，只要能够笼络住中国的实力派人物，就能压制住中国内部的反帝国主义思潮。

    朱尔典所认为的中国实力派人物，指的是袁世凯。对于列强外交官来说，北洋六镇就是在他们眼皮底下建立起来的，而袁世凯在义和团事件中的中立，也确保了此人对于列强是友善的，是可以作为列强的朋友统治中国的力量。

    正因为北洋军对于列强的友善姿态，所以列强才会给与袁世凯以支持，令北洋军获得了来自欧洲的武器和教官。

    由于列强在华外交官不屑和中国人打交道，他们中所谓最了解中国情况的外交人员，也不过是令自己的中国仆人到街上去听一听中国人在聊什么，然后就大言不惭的吹嘘自己对中国的情况是多么的深入掌握。

    因此，直到武汉军队北上抗击俄军之前，朱尔典都认为，北洋军要比武汉军队出色，至于说武汉军队在西藏打败了英军，在他看来那也是印度人太过无能，若是让北洋军上，那些印度人也是会逃跑的。但是这场战争中两支军队的表现，使得在华外交官们大跌眼睛。

    朱尔典没有预料到北洋军和武汉军居然有这样大的差距，北洋军打不过俄军他认为很正常，毕竟北洋军学习了欧洲军制才多久，俄国人和欧洲各国交战了几百年，当然会更能打。

    但是他所认为不如北洋军的武汉军队却在战争中表现出色，连续的击败了俄军，甚至连欧洲的军事观察人员都认为，武汉军队即便是反正欧洲战场上，也是一支不能忽视的武力，这支军队在训练上有些不如人意，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能力却相当出色。

    这些欧洲军事观察人员可不是恭维，而是在看了俄军和武汉军队及日军作战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日军通过偷袭登陆辽东，虽然在前期获得了一定的优势，但俄军对于日军并没有什么畏惧情绪，他们对于自己指挥官的怨恨都大于对日军的愤怒。

    事实上俄军和日军在大规模阵地战上并没有吃太大的亏，但是对于进攻日军的阵地则表现抵触，因为指挥官的无能指挥，几乎都是让他们去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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