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制约,终被贪欲吞噬。”
“那你可知道,”皇帝逼近一步,“为何朕要设这套凭证制度为何要让东厂、锦衣卫遍布天下就是因为,朕不信一个人。朕只信制度。”
“可制度由人执行。”郑士毅毫不退让,“若执掌制度者心怀私欲,再严密的规矩,也会变成压迫百姓的枷锁。陛下可以防千人,却不能防万一。而那一万次中的一次清明,才是百姓活下去的指望。”
皇帝沉默良久,忽然冷笑:“所以你是想告诉朕,宁可容忍违法,也要成全仁义”
“臣不敢妄议圣裁。”郑士毅伏地叩首,“臣只恳请陛下思量:我们是要一个绝对服从的天下,还是一个仍有希望的天下”
殿内再无声响,唯有时辰香燃尽的一声轻响,惊破沉寂。
皇帝站起身,踱步至窗前,推开一线,望向紫禁城外茫茫雪野。
“你下去吧。”他终于开口,“朕会再看一遍你的奏章。”
郑士毅叩首领命,退出大殿。
风雪扑面而来,他踉跄一步,几乎跌倒。两名小宦官急忙上前搀扶,却被他轻轻推开。他一步一步走下台阶,青袍染雪,背影单薄,却挺直如松。
他知道,自己活下来了。
至少今天。
但他也知道,这场博弈远未结束。
数日后,朝廷发布新谕:各地“伪钦差”案件不再统一归口东厂审理,改由刑部会同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联审,强调“察其行而定其罪,不以名位论是非”。 同时,皇帝密诏湖广巡抚:“民间若有代巡断案、开仓济民之举,先查实情,再行处置,不得擅杀。”
虽未明言宽宥,实则已松动铁律。
而最令人震惊的是,一个月后,山东曹州七名“伪钦差”并未如预期般被处斩,反而被押往黄河堤岸充役修河。当地百姓闻讯,自发前往河工营寨送饭送衣,称其为“义役七君子”。
与此同时,江湖传言渐起:南方某地,有一青衣客重现踪迹,手持一面铜牌,上刻“代天行道”四字,专查盐课弊案,所到之处,豪商震恐,贫民欢呼。有人认出,那铜牌样式,竟与当年李鸿基所持皇差凭证极为相似,唯独少了一道朱批印记。
郑士毅得知此事时,正在家中读书。他放下茶盏,望着窗外春雪消融,溪水初动,忽而轻叹一声:“他回来了。”
他没有上报,也没有追查。
他知道,有些人注定不能出现在史册里,但他们会在民间的记忆中永生。
又过了半年,新政推行进入第三年。朝廷宣布减免江南三省赋税,开放部分驿站供平民暂住,同时设立“直诉箱”,允许百姓匿名举报官吏贪腐。虽仍有限制,但较之初时已宽松许多。
一日,郑士毅收到一封无署名的信,纸上仅有一行墨迹:
“剑未折,火未熄。谢谢你,守住那一口气。”
他将信焚于灯下,仰望星空,喃喃道:“我不是英雄,我只是没敢闭上眼睛。”
多年以后,当大明王朝风雨飘摇,流寇四起,官兵溃散之时,仍有老人在村口槐树下讲述一个故事:
“从前啊,有个不怕死的年轻人,他不是官,却比官还硬气。他走遍南北,砸税坊、开粮仓、斩贪吏,百姓叫他新闯王。后来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有人说他死了,有人说他隐居山林可每年春荒时节,总有些粮食悄悄出现在穷人家门口,袋子上画着一把剑。”
孩子们问:“那把剑是什么意思”
老人总是眯起眼,低声说:“意思是承诺比命重,良心比官大。”
而在西北某座废弃的米脂塾馆中,一面残墙上依稀可见几行刻字,笔力遒劲,深入砖石:
“吾兄负名而亡,吾辈承义而行。
身可碎,志不可夺;
名可灭,信不可欺。
天地有正气,不在庙堂,在人心。”
无人知是谁所书。
唯有春风年复一年,拂过黄土高原,吹动漫山野草,沙沙作响,宛如千万人低语共鸣。
郑士毅晚年辞官归隐,居于江南一隅。每逢雨夜,他总会取出那枚“正心修身”的铜牌,置于案头,静静凝视。
有时,他会梦见那个在破庙里哭着说“我想回家”的少年,梦见武昌江边那艘空船,梦见雪中少年跪拜 sayg “谢谢您让我们活着去做该做的事”。
然后他醒来,提笔写下一句话,藏于箱底:
“我未能改变时代,但我守住了心中那一点光。”
直到他去世那日,家中仆人发现,他的右手紧紧握着一块绣有剑形的布巾,指尖发白,一如当年握住铁剑时的模样。
历史从不曾为他立传。
但在某些深夜,当风雨敲窗,灯火摇曳之际,总有人听见一句低语,轻轻回荡在尘世之上:
“君不信我,我信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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