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的雷声在那拉村的上空渐渐消散，但它在人们心中激起的涟漪却层层扩散。村民大会之后，“村寨发展议事小组”正式成立。岩叔、玉婆、老支书三位老人，阿强、杨研究员、许兮若三位“外来智慧”，加上阿旺和另一位有想法的年轻母亲阿美，七个人组成了这个特别的议事团体。
第一次小组会议在惊蛰后的第七天举行。那天早晨，阳光出奇地好，将连日的阴云撕开一道口子。学习中心的竹桌上摊开着几张手绘地图、笔记本，还有杨研究员带来的笔记本电脑。窗外，被雨水洗刷过的雨林绿得发亮，各种鸟鸣此起彼伏。
“咱们先说规矩。”岩叔点燃竹烟，神色严肃，“第一，小组里没有大小，谁有话都能说。第二，定了的事，要全村大会通过才算数。第三，所有讨论记录在案，公开透明。”
玉婆点头，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袋，倒出几枚光滑的黑色石子：“这是老辈人议事时用的‘定心石’。每人一颗，轮着说话。拿着石头的人说，其他人只听不打断。说完了，放下石头，下一个拿。”
这古老的议事方式，让所有人都正了正身子。石子传递，从岩叔开始。
“我先说个事。”岩叔深吸一口烟，“昨天乡里又打电话了，说县文旅局注意到咱们村的‘网络热度’，想派人来‘调研考察’，看看有没有‘乡村旅游开发潜力’。时间定在下月初。”
石子放下，室内一阵沉默。阿旺拿起石子，语气有些兴奋：“这是机会啊！县里要是重视，说不定能给政策、给资金……”
“给资金是有条件的。”杨研究员接过石子，推了推眼镜，“我研究过周边案例，政府主导的旅游开发往往有固定模式：修路、建停车场、统一改造民居、规划游览路线、引进运营公司。好处是见效快，缺点是……那拉村可能会失去自主性，变成另一个‘民族风情旅游点’。”
石子传到阿美手中。这位三十出头的母亲，丈夫在外打工，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还种着一小片茶园：“我……我就是担心。要是真搞旅游，人来多了，会不会有坏人？孩子还小……而且，我家茶园在村口，要是征去建停车场……”
她的担忧实在而具体。石子传到许兮若手中：“我们需要一份清单，列出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改变。比如，村寨的整体格局、古树的保护、溪流的纯净度、夜晚的安静、孩子们的安全……这些都是底线。”
老支书接过石子，手有些颤抖：“我活了七十六岁，见过五八年大炼钢铁砍林子，见过八十年代包产到户争地界，也见过十年前有人想来开矿……每一次，村里都吵得天翻地覆。这回，咱们能不能……有点长进？”
石子最后传到玉婆手中。她没有马上说话，而是将石子握在掌心，闭眼片刻。当她睁开眼时，目光清明如溪水：“惊蛰的雷，是天叫地醒。春分的雨，是天地商量——白天黑夜一样长，冷热要讲和。咱们现在，就是在找那个‘和’。”
她放下石子：“阿强，你是读书人，见识多。你说说，咱们该怎么跟县里的人谈？”
阿强深吸一口气。石子已经传完一轮，回到了桌子中央。他不必再拿石子，但感到肩上的重量：“我觉得，我们不能说‘不’，也不能说‘好’。我们要说‘可以，但是’。”
“可以让他们来考察，但是必须遵守我们的‘访问公约’——不能随意拍照，不能打扰村民生活，必须由我们的人陪同。可以谈合作，但是必须基于我们正在制定的‘可持续发展公约’。我们得在他们来之前，把咱们自己的‘家底’和‘规矩’理清楚，变成白纸黑字。”
“然后，”阿强目光扫过众人，“我们得主动提出我们想要的‘发展’是什么样子。不是等他们给方案，而是我们拿出方案，问他们能不能支持。”
这个思路得到了认可。小组决定兵分三路：岩叔、老支书负责整理村寨的物理空间和自然资源“家底”，标记出哪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祖先坟地、神树林、水源地），哪些是可以有限利用的。玉婆、阿美负责走访各家各户，收集村民对“改变”的具体担忧和期望，特别是妇女和老人的声音。阿强、杨研究员、许兮若则负责研究国内外社区主导的生态旅游、文化研学案例，起草一份《那拉村可持续发展原则草案》。
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与此同时，那拉村的日常生活仍在节气中流转。
惊蛰后第十日，一场绵绵细雨在夜间悄然而至。没有雷声，只有细密的雨丝沙沙地落在树叶上，润物无声。清晨，雨停了，天空呈现出一种均匀的灰白色，不晴不阴。空气湿润而清新，混合着泥土、嫩叶和某种隐约的花香。
玉婆起得格外早，挎着竹篮往村后山坡走去。阿强晨跑时遇见她，便跟了上去。
“玉婆奶奶，这是去采药？”
“采‘春分茶’。”玉婆脚步稳健，“春分前后三天，晨露未干时采的野茶芽，叫‘平衡茶’。这时候的茶叶，阳气初升，阴气未退，阴阳各半，最是平和。喝了能调肠胃，静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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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到一片向阳的坡地，这里散生着一些野生茶树，不高，但枝叶舒展。茶树的嫩芽初绽，带着一层细密的绒毛，叶尖挂着晶莹的露珠。玉婆手法娴熟，食指和拇指轻轻一掐，只取最顶端的一芽一叶。她的动作不快，但极有韵律，仿佛不是在劳作，而是在进行某种仪式。
阿强学着采，却总是笨手笨脚，要么掐断了叶茎，要么带下了老叶。玉婆也不恼，只是示范：“要轻，要准。这芽子有灵性，你慌，它也慌；你稳，它就把最好的精气给你。”
太阳慢慢升高，露水渐干。玉婆看看篮子，差不多了，便停手：“够了。采多了，茶树累；采少了，不够分。春分讲的就是个‘够’字，不贪不欠。”
下山的路上，玉婆忽然说：“阿强，你注意到没，今年林子里的鸟叫，跟往年有点不同。”
阿强侧耳倾听。确实，鸟鸣似乎更密集，种类也更多样。一种清脆婉转的鸣叫声尤其突出，以前似乎没这么响亮。
“那是‘春分鸟’，我们叫它‘报界使者’。”玉婆微笑道，“它一叫，就说明白天黑夜一样长了。动物比人敏感，它们知道天地到了平衡点。这时候，该孵蛋的孵蛋，该换毛的换毛，该往北飞的启程。各忙各的，不争不抢。”
回到村里，玉婆将茶叶均匀地铺在竹筛上，置于阴凉通风处。“不能晒，阴干才能留住‘平衡气’。”她说。淡淡的茶香开始在竹楼里弥漫。
阿强回到学习中心，杨研究员和小李正在分析一组新数据。
“你看，”杨研究员指着屏幕上的图表，“惊蛰雷雨过后，土壤温度稳步上升，但气温的昼夜温差在缩小。今天是春分，理论上昼夜等长。我们的监测数据显示，从今天开始，日照时长将正式超过黑夜，植物的光合作用效率会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
小李补充：“还有更有趣的。我们放在不同海拔的录音设备显示，鸟类和昆虫的声景（soundscape）在惊蛰后发生了显着变化。高频鸣叫的比例增加，求偶和领地宣示的声音模式更加复杂。这反映了生物多样性的活跃度提升。”
“春分不仅是天文概念，更是生态系统的转折点。”杨研究员总结，“那拉村要寻求的‘发展平衡’，其实可以从自然界的平衡智慧中学到很多。比如，多样性的价值——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不会只有一种植物或动物；比如，物质和能量流动的闭合循环——没有真正的‘废物’；比如，适应性与稳定性并存——既能在季节变化中调整，又能保持基本结构。”
阿强将这些想法记入《原则草案》。他越来越感觉到，那拉村的出路，或许不是要在“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发展”之间二选一，而是要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整合——一种基于地方智慧与科学知识、尊重生态极限与文化根脉、兼顾当代需求与子孙福祉的“共生之道”。
三天后，小组第二次会议。各路的成果初现。
岩叔和老支书在村寨地图上用不同颜色的符号做了标记：红色区域是“绝对保护区”（神山、祖灵地、水源涵养林）；黄色区域是“限制利用区”（集体林地、传统采集区）；绿色区域是“生活生产区”（宅基地、耕地、茶园）。他们还统计了村寨现有的公共空间、建筑数量、道路状况。
玉婆和阿美的走访结果更富人情味。她们带回来的不是数据，而是故事和心声。
“村东头的阿婆说，她最怕吵，晚上有点动静就睡不着。要是游客晚上喝酒唱歌，她怕是活不成了。”
“打铁的阿叔担心，他的手艺活费时费力，要是大家都去搞旅游赚钱，没人再学打铁，这门手艺就绝了。”
“几个年轻妈妈最关心孩子上学和安全。她们希望就算有游客，村里也要保持安静整洁，不能到处是垃圾和危险。”
“但也有期望。阿旺的父亲，那个风湿病很重的老人，说要是真能有点收入，他想去县医院好好治治腿。还有几个孩子说，希望村里能有更多的书看，能学电脑。”
杨研究员和阿强整合了案例研究和生态原则，起草了《那拉村可持续发展公约（初稿）》。公约包括三部分：核心价值（雨林健康、社区和谐、文化传承）、保护底线（清单制）、发展原则（社区主导、小规模、高价值、低影响、收益公平分配）。
当所有材料摊开在竹桌上时，七个人都感到一种沉甸甸的充实。他们不是在空谈理想，而是在梳理真实的肌理与血脉。
“接下来，”岩叔敲敲桌子，“咱们得想想，怎么跟县里来的‘考察团’打交道。”
玉婆缓缓道：“春分宴。”
众人一愣。
“春分祭祖，宴请亲朋，是老规矩。”玉婆解释，“咱们就用春分宴招待他们。不在学习中心，就在村口老榕树下，摆长桌宴。吃咱们春分该吃的——春笋、野菜、桃花鱼、‘平衡茶’。让他们看看咱们的节气生活，尝尝咱们的日常饮食。席间，咱们不急谈项目，先讲村子的故事，讲老规矩的道理，带他们看看神树林、听听溪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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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玉婆目光深远，“等他们开口问‘有什么需要’时，咱们再拿出咱们的‘家底图’和‘公约稿’，说：我们有自己的路，有自己的规矩。如果县里愿意支持我们按自己的方式走，我们欢迎；如果一定要我们按外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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