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周和生话锋一转，语气变得不卑不亢，“天幕也让我们看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华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是何等的重要。华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我们的革命道路，必然有别于俄国的城市暴动。李德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以及‘新民主主义’纲领，正是基于这一最根本的国情而提出的。实践已经证明，并且天幕也已经‘预告’，这条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他没有直接批评共产国际，而是用“天幕”作为论据，巧妙地阐述了中共坚持“独立自主”的必要性。

    “关于当前我们所需要的援助，”周和生拿出一份清单，“我们最急需的，不是战术上的‘指导’，而是一些具体的、实质性的帮助。”

    “第一，是武器和军事工业技术。”他郑重地说道，“我们的红军，现在还在用‘小米加步枪’和缴获来的武器作战。我们希望能获得一批步枪、机枪、火炮，以及建立我们自己小型兵工厂和全套的军事和工业体系所需的技术和设备。”

    在来莫斯科之前，瑞金的核心层已经有过深入的讨论，他们知道，不能过早暴露“红星一号”的存在。如果中共突然表现出对外部技术和武器“无所谓”的态度，必然会引起斯大林这种多疑性格领袖的警觉。提出援助请求，既是掩护，也是一种姿态。

    同时，‘红星一号’虽然能提供先进的技术蓝图，但天幕再神奇，也无法凭空变出钢铁和机器。以苏区目前几乎为零的工业基础，没有苏联提供的基础设备和技术专家，再好的图纸也只是一张废纸。

    周和生继续补充道：“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东北的同志，周保中、赵尚志他们领导的抗日联军，正孤悬敌后，与数十万日本关东军浴血奋战。他们急需武器、弹药和电台！任何一点援助，对他们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第二，是经济和民生援助。”他接着说，“常凯申对我们的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经济封锁。我们急需药品、布匹、盐巴等生活必需品。”

    “第三，是情报和国际舆论支持。我们希望苏联能与我们共享关于日本和国民党政府的情报，并在国际上，帮助我们宣传抗日主张，揭露常凯申的卖国行径。”

    这份清单，非常务实，每一条都切中要害，完全没有涉及路线和领导权的问题。它清晰地传达了一个信息：我们尊重你“老大哥”的地位，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至于未来的中苏关系，”周和生的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斯大林的脸上，他的语气变得无比真诚，“李德胜同志托我转告斯大林同志一句话：未来的红色华国，将永远是苏维埃联盟最可靠的兄弟和盟友。我们两国，唇齿相依，互为犄角。一个独立、强大、繁荣的社会主义华国，不仅不会削弱苏联，反而会成为苏联最坚实的战略后方，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与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相信，在互相尊重、平等互助的基础上，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将坚如磐石。”

    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表达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决心，又充分照顾了斯大林对国家安全和“老大哥”地位的关切，展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

    在周和生发言后，会议进入了最后的闭门讨论阶段。共产国际和华国的代表成员们被礼貌地请出了会议室。

    大门缓缓关上，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内的气氛陡然一变。

    一直沉默的、时任内务人民委员部核心领导之一的尼古拉·叶若夫，突然站了起来。他的身材矮小，但眼神却像狼一样锐利。

    他知道，这是他在斯大林和政治局面面表现自己、挑战其上司雅戈达权威的绝佳机会。雅戈达在之前的几次讨论中，对华国问题表现出了一定的“观望”和“谨慎”，这在叶若夫看来，就是一种可以被攻击的“软弱”。

    “同志们，”叶若夫的声音尖锐而清晰，“随着我们与华国的关系变得日益重要，远东地区的安全问题也必须用最严厉的手段来保障！目前，在我们的远东边疆区，生活着大量的华人。天幕虽然预告了华国未来的强大，但这并不能保证，这些华人中，不会混杂有日本的间谍，或者国民党的特务！他们与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忠诚度，是值得怀疑的！”

    他提出了一个残酷的计划：“我建议，为了确保远东后方的绝对安全，应该对这些‘不可靠的族群’，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将他们强制迁徙到中亚地区，远离边境，置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严密监控之下！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潜在的威胁！”

    这个提议，让会场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雅戈达的眉头紧锁，他警惕地看了一眼这个野心勃勃的下属，但没有立刻说话。

    “叶若夫同志，你的警惕性是好的，但你的方法，是愚蠢的！而且是反革命的！”布柳赫尔将军立刻站起来反驳，他最看不起这种机关里的酷吏，“在你眼里，这些人是‘不可靠的族群’，在我眼里，他们是我们未来与红色华国建立联系的天然桥梁！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躲避战乱和压迫才来到我们这里的，他们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有着刻骨的仇恨！我们应该做的，是发动他们，组织他们，让他们成为我们反击日本侵略、支援华国革命的积极力量，而不是把他们当成敌人一样，推到我们的对立面去！”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中，季米特洛夫也开口了。他虽然不是政治局成员，但斯大林特许他留了下来。

    “同志们，我认为，叶若夫同志的担忧，恰恰说明我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可能需要调整。”他的目光坦诚而坚定，“我们不应该首先去怀疑一个群体的‘民族忠诚’，而应该去思考，如何用我们更伟大的、超越民族的理想，去团结他们，去赢得他们的‘阶级忠诚’！天幕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那无与伦比的跨国界感召力！这才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

    斯大林抽着烟斗，沉默地听着。他权衡着利弊。一个强大的华国，意味着苏联需要一个更友善、更合作的边境环境。将远东华人集体流放，无疑会严重激化与未来红色华国的矛盾，这不符合他的长远战略利益。

    最终，他缓缓地开口了：“叶若夫同志的提议，驳回。内务人民委员部可以加强对远东地区的情报和甄别工作，清除真正的间谍。但大规模的强制迁徙，是不允许的。”

    叶若夫平静地坐了下来，脸上没有丝毫的失望。他早就预料到这个提议不可能通过，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通过这个提议，成功地在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面前，展现了自己比雅戈达更“警惕”、更“坚决”、更“冷酷”的特质。

    他像一把锋利的刀，递到了斯大林面前。雅戈达感受到了来自下属的寒意，警惕地瞥了他一眼。斯大林则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不动声色。

    “同志们，经过几天的讨论，中央政治局已经形成了统一的意见。”

    斯大林站起身，他的声音在肃静的大厅里回荡，每一个字都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

    “第一，关于我们的全球战略。总方针不变，依然是‘西守东和’。我们的主要敌人，依然是正在崛起的德国法西斯和英法等腐朽没落的帝国主义。欧洲，依然是我们战略的重中之重。”

    “但是，”他话锋一转，语气加重，“‘东和’的策略，需要进行重大调整。我们不能再将希望寄托于对日本的妥协上。一个强大的、革命的华国，才是我们远东安全最可靠的保障。”

    “因此，第二，中央决定，全面加大对华国共产党的援助！”

    “军事上，”他看向布柳赫尔，“远东军区要立即成立一个特别援助小组，负责向华国共产党提供武器、弹药和通讯设备。援助，要分两条线走。一条，从外蒙古进入华国西北，援助他们的中央苏区和陕甘根据地。另一条，也是未来的重点，要通过我们在新疆的‘朋友’盛世才，打通一条通往川陕的通道，重点援助那里的红四方面军。同时，也要想办法，将物资送到东北抗联的手里。”

    “经济上，”他看向米高扬，“组织一批药品、布匹和工业设备，作为援助物资。”

    “情报和外交上，”他看向李维诺夫，“动用宣传工具，在国际上支持华国的抗日主张，揭露常凯申和南京政府的消极与腐败。”

    “第三，关于中东路问题。谈判可以继续，但要拖。我们的目的，不是卖掉它，而是要用这个谈判，来麻痹日本人，为我们自己和华国同志，争取时间。”

    “第四，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他最后看向季米特...洛夫和垂头丧气的王鸣，“从今天起，共产国际必须充分尊重华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权。王鸣同志的错误，证明了遥控指挥是行不通的。因此，中央决定，撤销王鸣同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另作安排。 同时，正式邀请中共中央，派遣一位更能代表他们当前实际路线的同志，来莫斯科常驻。”

    这个决定，彻底终结了王鸣的政治生命。他被剥夺了最后一点权力，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闲人。

    这一系列的决定，标志着苏联对华政策的一次历史性的大转向。它从过去那种居高临下、试图控制的“宗主国”心态，转变为了一种更加现实、更加具有长远眼光的战略盟友关系。

    但是，这种转变，绝不意味着“平等”和“无私”。 斯大林那颗多疑和控制欲极强的心，从未改变。表面上，他尊重中共的独立性，但实际上，他已经开始布局新的、更隐蔽的控制手段。

    他心中已经有了新的棋子。既然以王明为首的“莫斯科派”已经被证明是废物，那么，他就需要在中共内部，扶持一个新的、能为苏联利益服务的力量。

    他的目光，投向了地图上的川陕苏区。

    “这个张国涛……”他在会后对莫洛托夫低语道，“虽然天幕显示他未来没有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原因不明。但现在，他手握十万重兵，是中共内部唯一能与李德胜分庭抗礼的力量。他有野心，这就很好。”

    斯大林决定，未来对中共的援助，将分为两条线。一条，是通过外蒙古，援助李德胜的中央苏区，以支持其牵制日本和常凯申。另一条，则通过新疆的盛世才，秘密地、更多地援助张国涛的川陕苏区，并加强与东北抗联的联系。

    他的算盘是：通过扶持张国涛，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制造一种力量上的平衡，让李德胜无法一家独大，从而在未来更容易被苏联所“影响”和“驾驭”。他要让中国革命的胜利果实，最大限度地符合苏维埃的国家利益。

    这，才是斯大林这位钢铁领袖，在“尊重”与“平等”的姿态背后，隐藏着的、真正的远东战略。

    

    第85章：日不落帝国的黄昏焦虑

    伦敦，1933年8月下旬。

    威斯敏斯特宫，上议院议事厅。这里是日不落帝国古老荣光的象征，猩红色的议席上，坐满了头衔显赫的贵族、高级教士和世袭领主。他们习惯了用一种俯瞰世界的姿态，来决定数亿人的命运。但今天，笼罩在这座哥特式建筑上空的，不再是昔日的自信与从容，而是一种因“天幕”而起的、前所未有的焦虑。

    应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请求，一场关于“帝国远东战略及华国问题”的紧急、闭门辩论，正在这里举行。与公开、喧闹的下议院不同，上议院的辩论更像是顶级精英俱乐部内部的战略研讨，气氛更为凝重，言辞也更为直接，甚至冷酷。

    首相麦克唐纳首先发言，他的脸色疲惫，声音带着一丝无力：“诸位勋爵，天幕对华国未来的揭示，特别是那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的、强大的红色华国的崛起，已经对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根本利益，构成了最严峻的挑战。从上海的租界到长江的航行权，从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到我们在华的巨额投资……这一切，都面临着被清算的风险。今天，我们需要在这里，为帝国在远东的未来，定下一个基调。”

    他的话音刚落，一位头发花白、神态倨傲的老贵族便站了起来。他是第四代索尔兹伯里侯爵，詹姆斯·加斯科因-塞西尔。他的家族，是英国保守党政治中最显赫的门阀之一，其父曾三度出任首相。他本人也历任内阁重臣，是上议院保守党领袖，一个典型的、坚信大英帝国天命的顽固派。

    “首相先生，我完全不理解，我们有什么可讨论的！”他的声音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傲慢，“天幕？不过是某种我们暂未理解的、高明的幻术罢了！红色华国？一群穿着破烂的农民，靠着虚无缥缈的口号，就想挑战日不落帝国的权威？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不是在这里自怨自艾，而是立刻向远东增派我们最强大的舰队！让皇家海军的炮口，对准南京、上海，也对准那个什么……瑞金！我们要明确地告诉常凯申，也告诉那些共产党人：任何试图损害大英帝国在华利益的行为，都将遭到帝国最无情的打击！我们当年能用鸦片和炮舰打开华国的大门，今天，我们同样能用飞机和战舰，捍卫我们的荣耀！”

    这番充满了19世纪味道的强硬言论，在一些年长的、思想僵化的贵族中，引起了一片赞同的“Hear, hear（说的好）!”之声。他们依然沉浸在帝国昔日的荣光里，无法接受世界已经改变的现实。

    然而，立刻就有人站出来反驳。发言的，是前自由党领袖、在政坛极具影响力的劳合·乔治。

    “侯爵阁下，恐怕您的日历，还停留在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劳合·乔治的言辞向来犀利，“睁开眼睛看看吧！天幕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未来！德国的铁蹄将再次踏遍欧洲，苏联的红色洪流将席卷东方，而我们最大的‘盟友’美国，将成为新的世界霸主，并毫不留情地拆解我们的殖民体系！这才是我们迫在眉睫的威胁！”

    他指着地图，语气沉痛：“我们的大英帝国，已经不是那个可以随意向世界投射力量的帝国了！我们在一战中流干了血，现在又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我们的国力，还足以支撑我们在欧洲对抗德国的同时，又在远东与一个拥有四万万人口、并且被‘天命’所眷顾的新兴强权开战吗？那不是捍卫荣耀，那是帝国式的自杀！”

    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我的意见是，战略收缩！我们必须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保卫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的均势上。远东的利益，固然重要，但与帝国的生死存亡相比，是可以做出取舍和妥协的。我们可以尝试与那个未来的红色华国进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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