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协议中签字，代表朝鲜独立军和日军停战，这令他深感羞辱，但他也不得不屈服于现实，假如没有中国方面的支持，朝鲜甚至都不能和日本人坐下来谈判，更加不用谈什么设立东北特区的协议了。

    根据这份协议，日军至少承认了东北高原地区属于朝鲜人自治区域，而且日军还让出了清津到罗津地区的海岸线，承认了东北特区的船只出海不受日军骚扰。这在一年前还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虽然朝鲜人渴望把日本人赶出家园，但是朝鲜人也明白打败了俄国人的日本陆海军不是朝鲜能够抵抗的力量。

    即便日本人没有解散大韩帝国的武装力量，整个大韩帝国的武装力量也才28000人，而且只有5600人是装备了俄式武器并实施了俄式军制的新军，李熙筹集新军的目的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力，而不是强大朝鲜，所以这支军队并没有成为朝鲜开化的支持力量，反而变成了加强李熙王权的武力，这使得朝鲜错过了甲午之后日本无力向外扩张的窗口期。

    作为两班出身的李相高虽然曾经是王权的支持者，但是在经过了朝鲜东北地区的独立运动后，他也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专制王权限制了朝鲜人民的自由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热情，仅仅以人口稀少的朝鲜东北地区的民众的觉醒反抗，日军动用了一个多师团都没能镇压下去，而在人口繁茂且经济富庶的南方，日军一两个大队就能扫荡聚集起来的上万义兵了。

    两相比较，就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指望两班去抵抗日本对朝鲜的入侵而不肯发动民众的力量，那么除了树立一些气节人士之外，并不能让朝鲜民族获得自由，专制主义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日本侵略朝鲜最大的帮凶，所谓的五奸七贼，实际都不如一个李熙对朝鲜民族的独立事业危害更大。

    在意识到这一点后，李相高就从亚洲联盟主义和劳工主义的反对者变成了支持者，所以他才能代表朝鲜独立军来签署这份独立军内部尚未完全支持的停战协议。独立军中的激进主义者和一些王党分子，都不希望停止战争，试图和日本人继续战斗下去，直到日本推出朝鲜为止。

    李相高其实能够猜到这些人的想法，他们试图点燃中国和日本的战争，并在这种大国冲突中找到独立的机会。不过这种想法早就被安重根所批判掉了，安重根认为朝鲜近代历史的悲剧，就在于开化党想要借用日本的力量来摆脱清朝的控制，结果赶走了一个衰败的宗主国，却引来了更凶恶的野兽。

    安重根指出：独立军中一部分人依旧还在迷恋所谓的外国力量，而不肯承认本国劳动者的力量，他们觉得朝鲜人压根解放不了自己，必须要有一个外国主子才能让朝鲜恢复秩序，而这种秩序就是李朝一直用来压制朝鲜民族生命力的专制王权。

    最终安重根表示，朝鲜民族的自由只能依赖朝鲜人民的觉醒后自我争取，决无可能等待一个解放者从天而降。在获得了抗击日军对朝鲜北部义勇军围剿的战绩上，安重根及其创建的劳工党在朝鲜独立军和北部民众中大大的上升，他已经被一部分朝鲜人视为能够领导朝鲜摆脱殖民地处境的民族领袖。

    此前还能和安重根对抗的独立军将领，朝鲜闻名的儒生，现在都没法和安重根进行独立路线的辩论了，因为朝鲜军民只相信能够带领他们获得胜利的安重根，而不会去跟随那些只会慷慨陈词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朝鲜的民族主义者总喜欢把独立军的功绩视为民族主义的胜利，但事实上脱离了劳工党和土地改革政策，民族主义者连一块牢固的根据地都建立不起来，民族主义确实能够煽动朝鲜民众向日本侵略者展开反抗运动，但是这种运动因为缺乏物质支持，难以建立起大型组织和长期的作战能力，而没有组织和长期作战的能力，就不可能迫使日本这样一个军国主义化的列强放弃入侵。

    所以民族主义者虽然反对安重根，但是他们却不能脱离安重根建立起来的军政组织，此前一些民族主义者反对土地改革政策和劳工联合的主张，他们甚至脱离了独立军自己另起山头和日军作战，但是这些人不是被日军剿灭了，就是投降成为了日本人的合作者。

    为什么这些愿意为了朝鲜民族去牺牲的民族主义者会投降日本，因为从一开始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和土地财产，和劳工主义相比，日本人虽然剥夺了他们一部分特权和财产，但是日本人允许他们保留压迫朝鲜人民的特权和一部分土地财产，他们当然宁可投日也不投劳工党了。

    所以，现在还留在独立军中的民族主义者，要么是认同劳工主义的，要么就是知道民族主义确实打不过日本侵略者者，他们和安重根决裂就等于是自杀，面对安重根在和谈问题上的坚决，他们也只好退让妥协。

    虽然这份协议没有达到朝鲜民族主义者的理想，但还是给了朝鲜人民一个发展独立事业的机会，李相高是抱着惆怅和希望签下自己的名字的。

    和朝鲜人签字时的纠结心情不同，中日代表签字的时候都是松了口气，中方代表为避免了战争而松气，日本方面则为解决了朝鲜这个麻烦而松气。

    伊集院彦吉实是牧野伸显的妹夫，萨摩阀的少壮派之一，政治上他和牧野是保持一致立场的。就本意上来说，牧野支持海军，但希望海军支持自己而不是对自己发号施令，作为一名外务省大臣，牧野更希望落实这一点。

    但是，目前来看，新萨摩阀是以海军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新政治势力，这一派系对于萨摩出身其实没那么看重，对于过去的萨摩名门也只有表面上的尊重，在政治上压根不理会这些名门的政治想法。

    比如对于西乡隆盛的定位问题，除了西乡隆盛的直系后人，其他西乡家族成员其实并不主张为西乡大张旗鼓的翻案，以避免刺激到天皇、岛津家族和大久保一系的神经。

    西乡从道在世的时候，也只是谈西乡在倒幕事业中的功绩，而很少谈西乡隆盛的政治事业，实际上就是和西乡隆盛的政治路线划清了界线，表示自己并不是哥哥的政治理念继承者。

    西乡从道可以这么做，毕竟他是跟着哥哥一起参与了倒幕事业的，所以即便他否认了西乡隆盛的政治理念，但大家还是会承认他是西乡家族的代表。这个西乡家族指的是西乡隆盛所属的家族，不是西乡从道等人的家族。

    而西乡从道故去之后，其他西乡家族之人想要和西乡隆盛划清界线，却又想要获得西乡隆盛留下的政治遗产，这就未免是想多了。事实上西乡从道去世之后，西乡家族在海军中的势力就一落千丈，山本权兵卫虽然是西乡从道的亲信，但他并不承认自己是西乡家族的政治代言人，他是有着自己的政治立场的。

    不过林信义在海军中的异军突起，使得西乡隆盛对于倒幕事业的贡献再一次获得了确认，只是林信义推崇西乡隆盛，却并不认为西乡的后人就天然代表西乡隆盛的政治理念，所以西乡从道的后人虽然得到了一些好处，但对于海军和新萨摩阀并无什么话语权。

    海军中的西乡派实际上是林信义组织的革新社，在其强势的政治和经济路线下，大久保和岛津等萨摩阀的分支也不得不低头加入了新萨摩派。至于一些极端顽固分子，实际上已经被新萨摩阀摒弃在外，无法再以萨摩阀的名义获得政治上的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身为少壮派领袖的牧野伸显也没法和新萨摩阀的意志对抗，而今次新萨摩阀的意志就是海军的意志，促成日中和平，在此基础上成立亚洲合作组织，从而建立起以日本为主导的亚洲新秩序。

    这一新路线自然要比外务省精英官僚所主张的外交独立及亚洲平衡外交要强的多，外务省精英官僚的外交独立，一直没有得到军部和元老们的支持，每一任首相都反对外务省所谓的独立外交主张，虽然原则上外务大臣是直接受命天皇而不是首相的。

    不过和外交独立的争议相比，亚洲平衡外交理念被亚洲新秩序理念击败，才是外务省精英官僚最大的危机。外务省精英官僚在外交上的理念其实就是从英国全盘照搬，英国在欧洲搞均势外交，外务省官僚也弄出了东亚大陆的平衡外交。

    只是在小村寿太郎之前，外务省的精英官僚们能够把国际法倒背如流，但就是说不清什么叫东亚大陆的平衡外交，直到小村寿太郎担任外务大臣，制定了从属英国外交的日本外交，才算是初步说明了日本的东亚大陆平衡外交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简单的说，小村外相认为英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地位不可动摇，所以英国在全球建立的均势外交也是难以动摇的，日本无力挑战英国所建立的世界秩序，因此只能站在英国的一方维持这一世界秩序，从而在这一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找到日本的国际地位。

    小村外相以这一外交理念为指导，推动了日本对抗俄国在远东扩张的外交路线，并最终让日本和俄国走上了战场。虽然日本确实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并打败了俄国，但是这样的胜利对于日本来说就是沉重的负担，因为日本没法从这样的战争中获得好处。

    日本确实维护了英国在远东谋求的秩序，但是日本如果不破坏这一秩序就没法从朝鲜、中国身上获得足够的利益补偿日本的付出。所以，东亚战争结束后签署的和平协议，实际上已经宣告了小村路线的破产，因为日本已经取代了俄国成为了英国在远东秩序的挑战者。

    海军在此时提出了日中合作的亚洲新秩序，实际上就是拉中国及亚洲其他民族对抗英国建立的亚洲秩序，从而为日本赢得扩张的机会。外务省的精英官僚虽然认为海军提出的新路线是在玩火，因为他们始终觉得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是不可挑战的，陆军的看法也差不多，所以外务省和陆军的主流观点都是在英国主导的秩序下切割较为弱小的中国的利益，而不是直接挑战英国建立的国际秩序。

    不过这一主张随着简岛事件的爆发也宣告破产了，陆军和外务省官僚发觉，不要说中国，就连朝鲜想要消化吞下，现在都远远不是时候，日本在这个时候去谋划中国的领土，只能让中国进一步把朝鲜半岛变为混乱的交战区，让日本难以维持在朝鲜半岛的统治。

    海军主导的日中合作的亚洲新秩序，终于压倒了外务省的大陆平衡政策，成为了这一届内阁的外交指导路线。而09年9月举行的东亚三国海上军事演习，因为遭到了德国政府的严重抗议，也刺激了国内舆论对于日中和平的支持，这使得外务省也不得不顺从民意，尽快和中国达成朝鲜边界问题的谈判。

    对于伊集院彦吉这样的外务省官僚来说，自然知道此次德国政府向日本、中国提出严正抗议，确实是因为日本首先挑衅了德国，在海上军事演习开始后不久，日本海军方面提交了第二阶段的演习计划，表示某国以山东某港为基地向中国发起入侵，试图占领山东地区，联合舰队为保卫东亚和平对该国实施了武力阻止。

    在英国已经交出了威海卫后，列强在山东的租借地只有一处，就是德国租借的胶澳，也就是说这场演习直接把德国视为了敌对势力。作为受邀参与演习的德国人自然是不能忍受这样的屈辱的，德国军舰宣布退出演习，并向柏林提交了报告，于是这场军事演习立刻引起德国民众的愤怒。

    但是对于日本民众来说，他们压根不知道军事演习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只知道德国人又一次对日本提出了战争威胁，在这种刺激下，日本人也没有去寻找所谓的真相，直接翻出了三国干涉还辽的旧事，认为德国试图又一次用战争威胁日本，试图扩大德国在中国的利益。

    在这种民族情绪的刺激下，反对德国自然成为了日本民众的第一诉求，于是原本反对日中和平的日本人也纷纷转向，认为当前日本的主要敌人还是西方列强。德国是仅次于英国的欧洲大国，日本人当然知道自己是打不过的，虽然有着日英联盟作为后盾，但是中国要是倒向了德国，对于日本来说也是不能承受的后果，于是日本人立刻恢复了理智，支持东亚和平的声音成为了国内的主流。

    对于英、法两国来说，日本和中国举行的海上军事演习把德国设定为敌人，他们是乐见其成的，美俄或者不想看到这样的场景，对于这两个没有具体力量干涉远东局势的列强来说，利用列强一致的原则来维护自己在东亚的权益是唯一的手段，所以两国并不想看到东亚联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场景。

    但是英法和德国之间的冲突已经无可能化解，法国认为如果再不和德国打一场洗刷普法战争的耻辱，那么等到英国的外交政策转向，法国必定没有能力单独打赢德国，而英国则认为不趁着现在支持法国和德国开战，一旦俄国退出三国协议，法国必定不敢对德开战，那么欧洲均衡的局势就有可能失控，东西两面稳定下来的德国，必定会向印度发起进攻，到时英国就需要在印度和德国展开陆地战争了，这是英国没法赢得胜利的战争。

    因此，英法一直在国内煽动反德情绪，无视了德国国内和平主义者反对欧洲战争的努力，在这样的前提下，东亚均势原则也要让位给打击德国海外势力的行动，日本针对德国的海上军演，得到了英法的认可，英国向日本政府保证，英日同盟在德国向日本宣战时是有效的，不过英国并没有向德国政府宣布这一外交原则。

    而北洋集团一开始对激怒了德国是感到恐惧的，但是很快袁世凯意识到，这一事件或者可以分离德国和武汉之间的合作关系，因此他下令驻德公使向威廉皇帝解释了北洋并不支持这一军事演习，这完全是武汉方面的意思。

    第746章

    作者：富春山居 数字：4619 吐槽：0 更新日期：2023-09-24 12:55:00

    袁世凯向威廉皇帝释放的善意并没有被皇帝所重视，因为在威廉皇帝眼中，德国在远东的利益远远及不上德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利益。因此奥斯曼帝国的重要性都要比东方的那个老大帝国来的重要，当然这只是皇帝及其身边部分老派贵族的看法。

    事实上德国1909年的出口货物总值经过估算，大约会在1908年的基础上增加25-30%，其中一半以上的增长来自于对中国的出口。按照德国一些经济人士的预测，假如中国的发展继续保持现在的高速，那么十年之后，德国在全球出口中占到的份额应当赶平大英帝国或超过其，而仅仅是英国本土的出口份额的话，那么今年或者明年就已经实现超越了。

    即在威廉二世眼中的东方老大帝国，实际上正成为德国经济界越来越重视的贸易伙伴。前克虏伯公司董事长弗雷德里希·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和一批德国工业界人士都主张稳固和中国的关系，以使德国工业获得这个新兴市场的大部分贸易份额。

    这一次中日海上军事演习并没有破坏德国工业界、金融界对于中国的观感，即便没有克虏伯领导的德中商会为中国辩护，大部分德国工商业人士也认为这场东方的军事演习不能算是中国对于德国的挑衅，而是英国和日本在东方掀起的反德阴谋。

    自从英法、英俄签订协约，德国人就认为一个反德同盟在欧洲大陆诞生了。其实对于法俄的反德，德国人是能够接受的，毕竟德意志能够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实际是在英国的扶持下，因为英国需要一个中欧国家以避免欧洲被法俄奥所瓜分。

    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正是大英帝国，这也是德国亲英人士众多的原因，当威廉二世发电报祝贺南非德兰瓦士总统挫败了英国人的阴谋时，德国的舆论一开始并不支持皇帝，因为德国人普遍认为世界的霸主依然是英国，德国没有这样的力量去挑战英国。

    而这场电报风波最终以威廉二世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信道歉了结，德国人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耻辱，但是英国国内的反德情绪确实引起了德国民众的不满，许多德国人认为这不过是皇帝不当的举动，但是英国人在伦敦捣毁德国商店，在码头袭击德国水手，显然是对德国人民的冒犯，而英国人并没有为此道歉。

    电报事件之后，英国和法、俄又缔结了协约，对于一个已经完成了中学义务教育的工业国国民来说，自然能够看出英法俄三国签订协约想要对付的只有德国。因此德国的一些知识分子虽然呼吁英德和解以化解战争危机，但是德国人实际上已经开始为战争做出准备。

    在欧洲战争阴影的笼罩下，德国民众当然不会去关心东方的问题，而是将之视为英国设下的又一个针对德国的阴谋。袁世凯向威廉皇帝释放的善意自然是被无视了，因为不管是德国政府或是德国军方都一致认为，北洋集团或者真的没有参与这场针对德国的阴谋，但是他们的善意对德国毫无意义，因为北洋也不可能为了德国去对抗大英帝国。

    相比之下，武汉政权对于德国的重要性要远超中国境内的其他政治势力，也超过了日本。因为武汉在西藏-印度战争中表现出了对抗英国的勇气，而在对俄作战中又表现了中国的战争潜力。这就意味着，不管武汉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武汉所具有的力量是德国所需要的，更何况德国和武汉在西藏建立的无线电台已经开始试运行，成功的接通了柏林和青岛、太平洋诸岛的通讯。

    这就意味着，武汉实际上上已经成为了保障德国和东亚殖民地、东亚舰队联系的重要中转通讯站，而英国人还没法切断这一联系，因为英国不可能让印度陷入战争威胁的地步。所以德国政府和德国军方对于皇帝的建议是，不能破坏德国和武汉之间的良好关系，否则德国在远东就失去了一个可靠的据点。

    帝国海军大臣提尔皮茨，这位过去把青岛和山东视为东方据点的海军扩张主义者，在皇帝面前也一反过去对于青岛和山东的主张，而改口说道：“山东和青岛对于帝国海军来说确实很重要，但是中国和帝国的良好关系对于帝国海军来说，比之更为重要。如果真要做出一个取舍的话，我宁可放弃青岛，也不会放弃和武汉之间的友谊。”

    威廉二世当时很惊讶的向这位亲密的友人指出，“您过去在青岛问题上似乎不是这样主张的，您认为只有保住了青岛，并占据山东，帝国才能保住远东的利益。”

    提尔皮茨也坦率的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是的，过去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是那个时候中国人并没有表现出能够保卫自己的能力和智慧，但是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中国人不仅得到了印度人民的支持，也获得了日本的友谊，这就意味着我们成为了第二个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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