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接下来的会议，也让郑汝成的预感变成了现实，林信义作为日本海军的联络官在寒暄了几句后，就提出了一个和军事演习无关的问题，“其实我这次作为日本海军的代表来和各位讨论军事演习的问题之外，还想和中国、朝鲜代表讨论一下三国当前在海洋捕捞业上遇到的一些矛盾该如何妥善解决…”

    林信义提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日本在海上战胜了俄国之后，日本渔民开始大肆越过传统海上界线，进入到了原俄国、朝鲜、中国的近海作业。

    日本渔民的越界捕捞，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日本国内市场的需要，日本的城市化发展使得对肉食的需求开始上升，而海洋资源显然更容易满足日本快速增长的副食品需要；另一方面就是为了争夺中国的市场，在中国近海捕捞，然后出售给中国市场，这不仅免去了大量税收，还能获得了一个新的市场。

    由于日本在海上的优势，加上日本已经开始工业化，所以日本渔民，或者说日本渔业公司要比中国和朝鲜的个体渔民更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这就使得双方矛盾不断增加。

    一开始郑汝成以为，日本人是想要借助军演的机会对中国施压，毕竟朝鲜已经在日本的掌控中，压根不需要进行谈判。

    不过就在他试图阻止林信义，表示渔业纠纷是外交部而不是海军事务时，林信义却反对道：“渔民之间的纠纷当然应当通过外交部去解决，但是国家之间的海上疆域及专属经济区，我认为这是海军应当关注的问题，假如我们三方的海军在这一问题上无法达成妥协，那么外交部是没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林信义的话得到了黎元洪和安明根的支持，如果不谈渔业纠纷，而是划定海上疆域及海上专属经济区，他们认为这是可以谈的，因为不谈的话，只会让日本渔民毫无忌惮的侵占中韩的传统渔场，最终制造更多的纠纷。毕竟中国和朝鲜现在在海上并没有力量去对抗日本海军，也就意味着他们对于海洋上的执法权没法得到日本海军的承认。

    现在不管谈出什么样的结果，至少都可以给本国渔民以一定的保护，从而为三国渔民之间的纠纷建立一个裁判制度。郑汝成听完了林信义的主张后，也从反对转向了支持，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他向袁世凯汇报道：“日方提出建立经济专属区的建议，我觉得确实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一建议不是为了日本渔民能够在朝鲜及我国近海获得捕捞的权利，而是为了确保三国都有着一致的海上利益分割方式。”

    袁世凯当时就有些意外的问道：“你说日本人提出设立专属经济区反而是约束了日本渔民对朝鲜及我国传统渔场的侵犯，那么日本人为啥要提出这样吃力不讨好的建议？”

    郑汝成毕竟是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的，他实际上已经看明白了林信义这一提议背后的用意，因此毫不迟疑的向袁世凯解释道：“日本人应该是想要建立一个东亚新的海上秩序，专属经济区的概念一旦形成，那么日本就可以用这一规则来解决和列强之间的海上纠纷。

    名义上，日本对我国和朝鲜做出了自我约束，但是这种新秩序形成之后，也代表着日本海军正式成为了新秩序的捍卫者，他们可以通过这一新秩序，开始排斥列强在亚洲的扩张势头。这就和英国海军和荷兰人订立了北海渔权协议的用意是一样的。

    东北亚的海上秩序建立之后，东北亚就成为了日本的安全区，可以让日本海军放心的向太平洋及南方海域扩张了。”

    袁世凯有些不大相信的问道：“日本人的野心我是知道的，但是他们真的有和列强对抗的野心吗？他们打赢了俄国人，不过是凭借着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支持，那可不是他们自己的力量。”

    郑汝成则谨慎的回道：“日本的国力自然是不能和英法等国抗衡的，所以日本人才试图在东北亚先建立一个新秩序，然后把这一新秩序向亚洲地区扩散，只要各国认同这一新秩序，那么就代表着日本海军对于亚洲事务有着一定的发言权了…”

    第744章

    作者：富春山居 数字：4948 吐槽：0 更新日期：2023-09-22 12:29:11

    袁世凯并不反对和日本人就海上专属经济区进行谈判，因为北洋其实受害最深，虽然日本人让出了大连和旅顺，但是日本渔民却把渔船开到了渤海口，和中国渔民争夺起了渔场，毕竟天津地区的发展使得这个地区的消费能力获得了极大的增长，日本渔民在渤海打完鱼，很快就能通过中国商人走私在天津销售，充做中国鱼获。

    而能够把渔船开到渤海口捕鱼的，自然不是个体渔民，都是一些日本资本扶持的日本渔业公司，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不是把中国渔场内的鱼类资源运回国去，毕竟日本人自己可消费不了这么大的鱼获量。

    日本工业化在渔业上的表现其实是惊人的，获得了较为现代化的船只和捕鱼工具后，日本的年海洋捕捞产量增长极为迅速，已经超过了日本鱼类消费市场的增长速度，所以跑到大陆架附近捕鱼并就近售出鱼获，已经成为了日本渔业公司的新热点。

    虽然日本渔业公司的先进性也就比个体渔夫强那么一点，但是这一点就是现代工业组织和小农个体经济的差异，个体鱼夫完全没法和渔业公司展开竞争，特别是在渔汛期间，渔业公司的作业通常都是霸场以提高效率，阻止个体渔夫进入自己的作业区。

    这种霸道的行为自然引起了中国渔夫的不满，因为他们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工业化作业，对于个体渔夫来说，渔汛代表着大家各凭所能，你要是收获不如别人是运气和技术的问题，但是你不能把人赶走，自己霸占一片海面，这显然违背了传统。

    在蒸汽轮船和无线电没有发明之前，海上作业是靠天吃饭，出海的人在海上需要互相帮助才能渡过难关，因此传统的海上作业是讲究互助精神的，不互助的话你在大海上迷失方向失去了水和粮食只能等死。

    而用工业模式组织起来的渔业公司更看重捕捞效率，所以他们是不可能让个体渔船漂浮在自己的作业区内阻碍自己的工作的，加上日中两国并非属于一个国家，因此这种个体渔民和渔业公司之间的矛盾很快就上升到了国家之间的外交问题。

    袁世凯需要日本政府的支持，自然是主张压制本国渔民的不满，而为日本的渔船开脱，不过这种纵容日本渔船的做法不仅没有得到日本人的自我约束，反而刺激了日本渔业公司进一步在中国近海的扩大作业，于此同时近海渔民和舆论界对于北洋的批评声音也越来越大，认为北洋是满清之遗种，行事和过去的满清朝廷没啥两样。

    如果没有武汉这个竞争对手，袁世凯自然是不会在意这点恶评的，毕竟渔民和知识分子手中都没枪，他们骂几句又不痛不痒，但是有了武汉这个竞争对手，对他和北洋的批评，都会变成对于武汉政权的赞美，这显然是对北洋的统治不利的。

    这一次西北发生的变故，表面上看是因为杨士骧突然去世导致西北权力格局被破坏，西北本地势力和武汉趁机发难把北洋势力驱逐出了西北，但实质上还是北洋在西北的统治不得人心，即不能得到汉人的支持，也不能得到少数民族的支持，杨士骧不过是凭借前清时的地位和北洋的武力，加上个人的才能才保证了北洋对于西北的统治。

    这种依赖个人能力建立起来的地方统治力，随着强人的去世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所以在本地势力和武汉发难时，当地就没有支持北洋重返西北的，甚至连前清的支持者都比北洋多一些，毕竟前清还占了一个正统的名分，而北洋压根就不被认为是正统朝廷。

    袁世凯清楚，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北洋在北方的基本地盘估计都保不住，他虽然希望得到日本的帮助，但并不想做日本控制下的光绪帝，更何况日本实力和其他列强差远了，只不过其他列强不愿意在他身上加大投资，只有日本人敢，要不然他当然是抱英国和德国的大腿，而不是日本的小胳膊。

    和郑汝成讨论了大半天，袁世凯也没看到日本海军提出的谈判包含什么陷阱，他觉得可以静观其变，虽然日本的意图可能是利用东亚新秩序来增加日本在亚洲的话语权，但这和中国有什么关系，中国完全可以不说话，任日本自己去发挥。

    在北洋的静观和武汉、朝鲜的积极配合下，林信义很快就和中朝代表草签了一个协议：规定了专属经济区的标准，和建立三国海上仲裁庭来处理三国之间的海上民事纠纷，并讨论建立三国参与的海上执法队及救援队，对东亚地区的渔场及公共海域进行执法和救援海难船只。

    这份协议草案在中国这边很快就得到了国会的认可，但是在朝鲜和日本都遇到了阻碍，在朝鲜反对的最积极的自然是统监府的官员，他们认为这份协议等于明确了朝鲜的国家主权，不利于日本对于朝鲜的吞并政策。

    而日本内阁中，外务省官员认为海军的行动越权了，侵犯了外务省的独立外交权，日本议会中一些政客在看到了草案后也相当不满，认为海军在谈判中让步太多，完全没有保护日本渔民的利益。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最先提出三国海洋专属经济区谈判建议的日本，却闹着要退出谈判，中国方面倒是极力支持这一海上专属经济区的概念，并决定除和日本、朝鲜进行谈判外，还要和越南及南洋各国展开谈判。

    面对国内舆论不利于自己提议的声音，林信义却并不感到无奈，他依旧和中国海军进行更加深入的沟通，为建立三国海上执法队做好前置工作。海上执法队正是建立亚洲联合舰队的初级阶段，毕竟一开始就提出建立亚洲联合舰队，必然会遭到中国海军的怀疑和列强的担忧。

    海军高层是了解林信义谈判的目的的，他们自然会坚持推动三国专属经济区的谈判，最终为海上法庭和海上执法队的建立打好基础，没有这两个国际合作组织，日本海军就没法以合适的方式实施南下战略。

    特别是海军中的革新社，一开始就了解林信义的用意，海上法庭和海上执法队一旦建立，那么日本就有借口让巴厘岛、苏拉威西岛的土著政权申请加入，从而通过这些土著政权的权力转移，合法的获得在南洋的海上执法权。

    英国人作为海上霸主，虽然建立了大英帝国的海外执法体系，凡是英国人和外国人发生的纠纷，伦敦高等法院都有管辖的权力，甚至于两个外国公民之间的纠纷，只要和英国人的财产有着关系，也被纳入了伦敦高等法院的管辖范围。

    大英帝国的霸权不仅仅在于皇家舰队的强势，也在于大英帝国司法权力的强势，但是这里面也还是有一个漏洞，就是大英帝国的司法体系是案例法，这就意味着大英帝国的海上执法权其实标准是不固定的，完全由伦敦的法官做出裁决。

    因此大英帝国虽然控制住了全球各大海域，但这种控制主要在皇家舰队的武力震慑，而非法律条文的约束。英国人一开始并不承认荷兰对东印度所有岛屿都有着合法统治权，英国人自己都占领过巴达维亚等地，只不过英国的殖民重心在印度大陆，面对自身力量不足，英国最终还是让荷兰人保持了荷属东印度的殖民地。

    随着欧洲各国工业革命的初步完成，大英帝国的霸权在欧洲遭到了严重的挑战，这个时候英国的扩张主义开始消退，主张建立各地势力均衡的国际秩序在英国内部获得了主流的认同，在这一思潮下，默许荷兰把东印度群岛纳入统治，以阻止德国、美国、日本占据群岛就成为了英国在南洋的外交方针。

    不过英国外交上的不确定性，荷兰本国国力的弱小，德、美、日这些新兴列强快速增长的国力，使得荷兰想要把荷属东印度群岛完全纳入统治，其实合法性相当不足。

    德国和美国主要是在欧洲遭到了英国皇家舰队的压力，因此不能不谨慎的对待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上的扩张政策，而日本虽然远离欧洲，但是在国力上和其他列强差的太多，如果没有合理的借口，自然不可能去干涉荷兰人的行动。

    但是如果有了海上法庭和海上执法队，然后让南洋土著政权自愿把权力让渡给亚洲合作组织，那么日本就有了合理的借口介入南洋问题。这也是革新社完全认同林信义主张的三国专属经济区谈判的基础，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日本实际上在这场谈判中失去了一部分利益，毕竟中国和朝鲜在没有对抗日本海军的实力下，压根没法保证自己海上的利益。

    可这场谈判却给了日本海军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能够让海军从被列强束缚的东北亚海域向南方海域扩张势力。相比起一点渔业利益的损失，海军自然更在意打破列强对于自己的封锁。

    这也是林信义对国内舆论不利声音不感到紧张的原因，因为这是海军整体利益的需要，不是他个人的美好愿望，为了确保海军的未来，海军自然会去压制对谈判不满的力量。

    情况也和林信义预料的差不多，在需要海军的支持才能压制陆军在朝鲜问题上的退让情况下，外务省和宫中最终还是向海军的坚持屈服了，他们不可能一边要求海军反抗陆军，一边又站在陆军一边反对海军，而明治天皇的身体健康已经进一步恶化，他需要国内局势的平稳。

    于是明治以日俄战争的功绩对元老、重臣进行了一次嘉奖，将伊藤、山县等人提升到了公爵，这应当也是明治天皇最后一次提升这些元老重臣的爵位了。这既是对元老重臣的安抚，也是在准备交代身后事了，伊藤等元老认为，未来几年内日本需要和平，以避免时局出现大的动荡。

    伊藤等元老的意思，就是当前日本国内的社会矛盾是恶化的，国民是依赖对于天皇的尊崇才不得不服从于政府的政令。天皇在的时候，军部想要打仗是没问题的，因为有天皇这个国民精神上的信仰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至少国内民众会听从天皇的旨意团结对外，但要是天皇病情突然恶化，而日本又陷入战争之中，那么日本的社会矛盾就可能突然爆发，倒时没有人能够再号召国民放下武器服从政府。

    山县有朋在这一点上是认同伊藤这位老友的，因为他知道皇太子在国民中的声望远不及明治天皇，且皇太子因为生病，很少出现在公众和军队面前，大家对他的印象并不深刻，一旦天皇真的病情恶化而有不忍言的结果，那么日本还真的不能打仗，否则军心民心一旦崩溃，日本将会遭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天皇身体健康的因素下，陆军也不得不放弃了对于海军的攻击，而失去了政治上的支持，国内舆论对于三国专属经济区的谈判批评，实际上已经失去意义，因为民众的不满不能通过有效的渠道变成真正的政治对抗。

    而在这个时候，东洋经济新闻报突然刊登了一系列对远洋捕捞船作业控诉的报道，这些报道揭露了在远洋捕捞船上，资本家是如何压榨和奴役渔业工人的，那些被骗上船的船员几乎成了奴隶，监工动辄对完不成定额的船员进行打骂，因为远洋渔船的特殊环境，船员生病压根得不到治疗，船长也不愿意为了生病的船员折返港口，所以许多只是小病和小伤的船员，最终却失去了生命和手脚，船长们是发了财，但船员们除了伤病之外，几乎什么也得不到。

    这些系列报道极大的打击了那些渔业资本所鼓吹的，他们是为了日本人的利益去海上作业的说法，甚至还隐晦的批评了日本海军对于这些渔业资本的庇护，对暴动的船员进行镇压。这些报道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如果没有一个海上秩序和救援组织，那么远洋捕捞只会让资本家富裕起来，穷人只会变成船上的消耗品，日本的渔船就算开的再远，也不会为日本的平民带来什么利益。

    这些报道的刊登，虽然引发了一些浪人的抗议，不过却得到了日本工人阶级的极大反响，爱国浪人对于报社的围攻很快就被工人组织的护社团体所阻止，以至于爱国浪人只能向警察局投诉，东洋经济新闻报是过激主义者主持的反对天皇的报纸。

    不过这种投诉很快就被无视了，毕竟内务省上层都知道，东洋经济新闻报背后的支持者是艺术基金会，而艺术基金会代表着海军和宫内省的利益。指控东洋经济新闻报反对天皇显然是不合适的，这等于是指责宫内省和海军反对天皇，内务省就算是官厅中的官厅，也扛不住宫内省和海军的压力。

    关于远洋捕捞船上奴工问题的讨论，最终消除了对于三国专属经济区的批评影响，日本人的注意力很快就转向了对于财阀践踏法律的声讨。渔业资本把日本船员当成奴隶对待，这显然是践踏了日本的法律，只不过过去没人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海军又支持渔业资本的扩张，所以这种事和矿山制造的毒水岸一样，被日本政府及司法机构给压制了。

    老实说，相比起那些被矿山资本家毒害的农民，远洋渔船上的船员其实更悲惨，因为船员没有为其说话的有力人士，而那些村民能得到法律界人士的支持，就在于他们也是地主，所以得到了全国地主们的支持，才会和矿山资本家斗了十几年。

    这一次海军自己先抛弃了渔业资本，加上日本工人阶级对于船员的同情，才使得原本处于社会边缘的远洋渔船上的船员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关心。

    而大财阀为啥和海军一样放弃了这些小资本，因为林信义提出了更大的三国渔业捕捞计划，在林信义的计划中，一旦三国专属经济区谈判成功，那么日本就可以重新整合东亚三国的远洋捕捞业，然后向三国渔业公司提供更多更先进的渔船及冷藏运输船，并建立起现代化的食品加工厂，向亚洲进行销售。

    林信义把财阀的目光从一线的捕捞业转向了为捕捞业提供渔船等设备的工业制造业，这样一来和中韩争夺渔场就没必要了，增强中韩的渔业捕捞规模，才是有利于日本工业发展的。

    第745章

    作者：富春山居 数字：5035 吐槽：0 更新日期：2023-09-23 12:49:22

    1909年10月下旬，中韩东北边境勘界协议正式签署，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代表大韩帝国和日本帝国签字，中方代表是秦力山和唐绍仪，朝鲜东北地区人民代表是李相高。

    虽然李相高才是朝鲜人，但是他只能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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