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的朝鲜计划，就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让步，成功了可以缓解陆军面临的问题，失败了倒是可以纠正一下陆军的思想，那么为什么不做呢？

    陆军的暗中计划并没有引起山本内阁的注意，虽然日中和解的外交主张使得日本在双方的贸易关系上获得了一些改善，但是这种独立的外交政策自然也引发了列强的不满。特别是英法两国都对日本政府表示了对日中关系的不安，认为这种和解恐怕是有违列强一致的原则。

    外相牧野伸显对于英法驻日公使的反应是不屑的，因为最先破坏了列强一致原则的，似乎不是日本而是德国，之后是俄国和美国，然后才是日本，现在列强却只找日本说这个事情，明显就是想要干涉日本的外交。

    虽然牧野对于日中和解并不看好，毕竟日本周边唯一可以扩张的无主之地就是中国了，所以日本想要发展就必然要向中国索要土地，这就意味着日中双方其实没有和解的可能性。

    但是作为一个外交官和政治精英，他也认为短时间内的日中合作是有利于日本的发展的，毕竟日本是亚洲最大的人口国，土地面积也是最为辽阔的，所以日中合作有利于日本的商业获得中国市场，毕竟国家对外扩张是需要实力支持的，光凭勇气和口号可扩张不了地盘。

    因此牧野对于英法公使的质疑选择了推搪，反而把修约的事正式的向英国人提了出来，毕竟根据战前英国人的承诺，当日本下场和俄国开战后，英国会考虑修改日英中不平等的关系。

    1852年黑船事件，佩里打开了日本国门，从而于1854年修订了神奈川条约，这是日本第一个对外不平等条约，也是倒幕的起点。维新政府成立之后，日本政府就一直想要修约，其修约的主要目的就是废除治外法权和实现关税自主。

    1894年7月，日本与英国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规定：条约五年后生效，生效后废除治外法权。之后各国和日本都重新签订了新约，在1899年7月，日本终于废除了各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而这其实也表明了日本发动日清战争是为了向英国展示自己维持东亚秩序的实力，毕竟1894年7月是日清战争的开始。

    1911年日本和各国签订的通商航海条约届满，需与各国重新签订新条约。这也是日本人彻底收回关税自主权的好时机，而小村寿太郎之所以积极的推动对俄战争，就是希望借此功绩要求英国人做出让步，因为只有在英国人让步的前提下，其他列强才会让步。

    收回日本的全部权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本就是日本外交精英视之为最高荣誉的一项功绩，牧野能够在这个时候获得修约的主导权，可谓是梦寐以求。毕竟小村寿太郎做了那么多工作，但是最后的成果却落在了他身上，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不过牧野也知道，如果不是海军在政治上压制住了陆军，他不可能竞争得过小村，毕竟小村对对俄战争有着重大的贡献，并得到了陆军的极力支持。但是现在陆军自顾不暇，自然也没法帮助小村守住外务省的位置了。

    只是让牧野有些遗憾的是，由于海军在支持他担任外相的过程中出了大力，因此在修约问题上他也不得不听一听海军的意见，说是海军的意见，但实际上还是林信义的意见，因为海军其他人只想要废除日本对外的不平等条约，至于其他要求就没啥想法了，也只有林信义在外交上是有着自己的独立路线的，这条路线和牧野并不完全重合。

    林信义主张这一次的修约应当和中国联合起来，不仅仅要解决日本的关税自主问题，还有顺便解决中国的关税自主问题，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日中关税同盟区，为今后的亚洲关税同盟打好基础。

    假如林信义的建议只有前半段，那么就是一种不知所谓的外交政策，但是加上了后半部分，牧野也承认这确实是一个相当宏大的计划，如果能够成功的话，将会使亚洲形成一个紧密的内部贸易区。为了这个宏大的目标，日本放弃对于中国关税的控制权，并不是什么问题。

    唯一的问题是，这个亚洲关税同盟的目标实在太大了些，牧野觉得以日本的实力有些吃不下，不要说亚洲关税同盟，光是日本和中国建立起关税同盟，就足以让各国感到不满了。日本可没有单挑整个欧洲的力量。

    所以，过去在国际关系上也算比较激进的牧野，在这一次的修约问题上也表现的比较谨慎，不敢过于表达个人的想法，以避免谈判破裂导致自己背黑锅。

    而对于英法公使来说，日本新外相就显得有些敷衍自己了，完全不如过去的小村外相那么的坦白，虽然日本人鼓吹脱亚入欧让他们感觉很可笑，但小村寿太郎的坦率，到是让他们觉得日本和欧洲的小国其实也没啥大的区别。

    但是新的牧野外相，对于日本在东亚秩序中的定位不够坦白，也没有表现出支持英法维护东亚秩序的决心，这就让英法公使进一步认为，日本和中国的和解，恐怕并不是如日本人所说的维护东亚的和平，而是为了对抗列强在东亚建立的秩序。

    至于英法美驻华公使和中国方面的谈判，则比日本这里还不顺利，和日本还能找到外相谈判不同，中国负责外交的部门和外交政策的制定者都不止一个。不要说北京政府和武汉政权之间的分歧，光是北京政府和国会之间的分歧，北洋集团内的对外政策分歧，就已经让各国公使感到头晕目眩了。

    对列强来说，当前中国的政府比之满清时代还有混乱，至少满清还有唯一的掌权者，而现在的中国政府就不可能找到一个完全集中权力的政治人物。各国公使认为当前的中国没有爆发内战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因为这种各说各话的军政集团，压根就不能有效的统一全国的行政、司法权力，按照这些欧洲人的看法，换做任何一个国家，这些军政集团早就打起来，然后宣布独立建国了。

    也只有这些中国人，哪怕对北洋政府、武汉政权再怎么不满，各地方军政集团也还是标榜自己是服从国民意见，维护国家一统的力量，满人和蒙人在光绪退位之前倒是鼓吹要独立建国，但是在光绪退位之后就，这些鼓吹民族独立的声音就消失了。显然，这些所谓的民族独立分子，压根就不想承担独立的后果。

    第730章

    作者：富春山居 数字：4965 吐槽：0 更新日期：2023-09-08 20:43:00

    在东亚战争结束后，欧洲人已经把这场战争命名为东亚战争，不是日俄战争，也不是中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已经把东亚势力完全卷入了进去，并展现了日本和中国的战争潜力，就连朝鲜人在吉林都有了一些不错的战绩。

    这场战争的结果其实相当于告诉了列强，除了英法德美几个大国外，其他所谓的列强已经不足以在东亚发出自己的声音了。事实上连法国人也放弃了对于长江以北事务的干涉，只是在这些地区上选择了支持英国的立场。

    因为法国人知道，自己在东亚动员起来的力量还不如俄国，而和俄国相比，法国海军需要在近海保卫的利益太多，根本不可能把主力派来东亚和日本人对抗，至于陆军也没法如俄罗斯那样动员数十万军队通过铁路来到远东。

    所以法国政府现在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在华利益有没有被侵犯，而是要考虑自己在亚洲的法属殖民地会不会被日本和中国联手夺走，过于强调法国在中国北方的利益，很显然会遭到日本和中国的敌视，有可能会引发第二次东亚战争，这一次日本和中国的目标就可能是法国。

    法国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危机感，因为日本人在金兰湾袭击了俄国舰队，不承认是冒犯了法国的利益，而日本舰队出击金兰湾的海军基地是海南岛而不是台湾岛，这就让法国人意识到了危险。假如日本和中国否认了法国对于法属印度支那的统治权力，那么法国压根就没有力量保卫这块殖民地。

    于是在东亚战争结束时，法国人对于东北亚事务的插手直线下降，法国驻华公使对于北京的外交官也客气了许多，不再动辄以巴黎的名义威胁北京政府必须接受，辛丑之后法国外交官几乎把北京当成了自己的下属单位，都是下达通知而不是进行外交磋商的。

    但是在俄国人失去了远东的权益后，法国人终于意识到，凭借法国单独的力量，实际上是无法迫使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东亚地区低头的。即便现在欧洲的德法矛盾没有激化，法国也没有这样的实力在远东打一场东亚战争规模的大战。

    法国政府和外交官是现实的，虽然法国人的高傲性子不容许他们向黄种人低头，但他们倒是很自觉的约束了自己的行为，没有如英国人那样虚张声势。

    英国外交虽然以手腕灵活而著称，但是这种灵活性只存在于欧洲，在对待欧洲以外的国家和民族，英国外交惯用的手段是欺诈和恐吓。日本外交其实就是学习的英国，只不过日本人的性子实在不如大英绅士那样能屈能伸，英国人在发觉自己的欺诈和恐吓被识破后，还是会老实的调整策略，但是日本人却会为了面子坚持，直到撞上南墙为止。

    而朱尔典似乎是在中国待得太久，已经有些忘记自己身为英国人的一种风范了，即便这场战争已经证明了中国内部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英国在欧洲也陷入了克里米亚战争以来最大的危机，但是他还是心存侥幸，认为中国人还是那些中国人，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变成文明人。

    因此在东亚战争的结果出来之后，朱尔典依然试图维系住英国在东亚秩序上的主导身份，除了试图分离日本和中国接近的不利局面外，他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扶持袁世凯为领袖的北洋集团。

    和莫里森这样的文人不同，莫里森认为民主可以制约武汉，所以他更倾向于支持孙文领导的广东同盟会和梁启超等人组织的保守党，试图在国会内和武汉的劳工党展开对抗。但是朱尔典以自己在中国的几十年工作经历，认为东亚的问题最终还是需要通过武力来解决的，民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因此他虽然同意给与孙文和梁启超一些支持，但主要的希望还是放在了袁世凯身上，希望这个被各国外交官所公认的军事强人，能够完成类似于阿米尔尼扎姆一样的功业。作为恺加王朝的中兴者，阿米尔尼扎姆一开始得到了英国人的支持，并成功的遏制了俄国对于波斯的吞并，只不过这位波斯改革者在之后把目标转向了英国在波斯的利益，最终被英国人放弃，从而中断了波斯的近代化。

    虽然阿米尔尼扎姆对波斯的改革是失败了，但是对于英国人来说则是一次成功的外交行动，正是阿米尔尼扎姆的改革阻止了俄国吞并波斯，才迫使俄国人不得不转向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领地，俄国人认为停止在波斯的行动有利于缓和和英国的矛盾，但是没想到却因此让俄国和法国在巴尔干半岛发生了冲突，而英国也趁机出手把俄罗斯帝国自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扩张势头给打了下去。

    朱尔典试图在中国复制前辈们在波斯干过的外交诡计，让袁世凯领导的北洋集团去阻止武汉统一中国的希望，而一个内部分裂的中国，显然是没法获得日本的友谊的，朱尔典比其他人更了解日本人的野心，如果中国没有自保能力，那么日本就会像吞并朝鲜半岛一样，在中国领土上咬下一大块。

    至于美国人，他们在中国问题上倒是更倾向于莫里森的民主化，当然这是官方意见，对于美国商界来说，在华美国商人主张维持辛丑时期的列强一致原则，而美国国内的各个财团则更在意中国市场的机会，可以说美国的外交是分裂的，完全没有一个主要的方向。

    这些列强在外交上的表现，自然也让北洋内部出现了分歧，袁世凯通过权力把小站练兵时期聚拢起来的军人势力和留美学生结合在了一起，再加上继承了部分淮系军政遗产，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北洋团体。这个团体实际上还是以北洋军事集团为主，留美学生和淮系人员为辅，大家都只认袁世凯这个领袖，各派系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团体意识。

    比如北洋团体内资格甚老的王士珍，他对于北洋系的影响力仅次于袁世凯，略高于段、冯两人，但王士珍效忠清室反对共和，反对北洋团体和武汉联合逼宫，只是王士珍在北洋团体内虽然影响力不小，可是在经历过了和武汉军队共同作战后，以段、冯为首的北洋将领认为只有和武汉合作才是唯一出路，因为真的开战，北洋必败无疑。

    哪怕思想上同样亲近大清的冯国璋，也是不愿意为满清陪葬的，他曾经在北洋将领的内部会议上公开承认，“大清虽然对我们有恩，但实际上已经为国民所唾弃，如果我们继续打着大清的旗帜去和武汉对抗，那么不要说南方人会反对我们，就是北方人也不会支持我们。”

    冯国璋讲这番话的时候，东北满人发布宣言：反对清室出关。连满人都不肯支持大清了，他们这些汉人还为大清卖什么命？虽然还有几个王公试图撇开光绪，打算给光绪找个继子来作为大家效忠的对象，但是这种行为连保皇派都不支持。

    所以北洋团体虽然在清帝退位之后成为了北方第一势力，看起来遏制住了武汉统一全国的势头，但是这个北洋团体内部的派系斗争并不亚于南方民党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袁世凯对他们的威望要超过孙文，毕竟袁世凯手上有着一支北洋军，而孙文只能靠着三民主义来维持党内团结。

    不过在武汉势力不断扩张的局势下，北洋团体内部的满清遗留派影响力越来越小，这倒是使得袁世凯的威望越来越高，倒是让北洋团体多了几分凝聚力。北洋团体内部的满清遗留人员影响力不断减少，和北方地主阶级遭到武汉打压是分不开的。

    之所以王士珍等效忠清室的满清支持者在清帝退位后还能保持着影响力，因为一开始清帝退位只是从法理上瓦解了满清的统治，可是北方的经济体制和基层社会治理几乎没有变动过。也就是说，满清时控制北方乡间的是那些人，那么现在还是这些人控制着北方的乡村。

    对于这些乡间的地主们来说，为了确保农民不会因为觉得改朝换代就能对自己的权力提出质疑，他们一方面标榜旧的道德传统才是最好的，一切新事物都是败坏人心的坏东西；另一方面则公开表示继续效忠满清，恐吓农民要是不守规矩，等大兵打回来，都要把他们拉去砍头。

    这种社会上的保守风气自然也就对北洋军队内部造成了影响，让北洋上下觉得满清的气数似乎还没有完全消失，自然也就对这效忠满清的遗老遗少客气了几分。但是武汉掌握的国会在进一步推动了北方控制区的土地改革政策后，又颁发了一条禁令，严禁任何保留满清传统的人员担任公职，之后更是把禁止令扩大到了直系亲属。

    也就是说，只要你的直系亲属中有一个遗老遗少，那么就不能担任公职和军职，连竞选议员都没有资格。凭借这条禁止令，国会一举驱逐了数十名支持满清的旧士绅代表，从而将国会中的保皇党给干掉了。梁启超因此支持君主立宪，也差点被除名，不过在其他民党议员的劝说和梁启超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自己非保皇派，也非遗老后，劳工党代表才没有坚持把梁启超除名。

    劳工党这种和保皇派毫不妥协的战斗，让许多投机者立刻划清了和保皇派的界限。满清遗老这个名词迅速的被污名化了，清帝刚刚退位时，满清遗老还能得到一些社会人士的承认，觉得他们还是有气节的，但是在劳工党把遗老打成保皇派，视为中国最反动的封建地主群体后，就没什么人再称赞这些人的气节，而是把这些人视为了顽固的和人民为敌的反动派。

    遗老们试图按照明末，或者说历代改朝换代的规则，一方面维持自己对前朝的效忠，一方面让子孙在新朝寻找出路，但是因为满清是一个异族政权，且对中国有着极大的罪恶历史，他们的效忠不仅没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名望，反而在初步激起了民族意识的民众中招来了极大的厌恶。

    当社会舆论对保皇派持猛烈的攻击姿态，北洋内部对于这些标榜始终效忠大清的将领，自然也就没那么的尊重了，至于下面的士兵们，因为逐渐接受了武汉军队的宣传思想，也对这些不帮汉人革命而怀念满人皇帝的将领产生了鄙夷之情。

    虽然这对于袁世凯来说是一件好事，自从他和武汉联手逼迫清室退位后，京城舆论对他的评价就没好过，连带着军中一些保皇派也对他颇有意见。但是现在么，因为社会舆论对于遗老们的批判，反而统一了军中的思想，对他的风评有了一些好转，至少称呼他活曹操的声音小了许多。

    只是袁世凯虽然在社会上的舆论有所好转，可是面对武汉迅猛发展的势头，他也还是觉得自己有些赶不上了。袁世凯的感叹是对于武汉的铁路建设发出的，截止1908年，中国境内铁路突破9600公里，其中关外2500公里不算，关内铁路至少有5000公里在武汉的控制区内，北洋控制区内的铁路里程不及武汉控制区的三方之一，且北洋政府还不是单一管理者，而武汉已经完全控制了治下的铁路，外国投资者只有分红，而无管理权。

    其他工矿产业能否赚钱，袁世凯是不大清楚的，但是铁路的利益是很高的，国内铁路的投资回报率大概在8-9%之间，这远远超过了国外的6%，如英国这种交通极为发达的地区，铁路盈利实际上下降到了4%以下。

    所以，铁路的固定收益，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盐税，和海关关税一样成为了政府稳定增长的来源。北洋政府想要和武汉对抗下去，就需哟在关税和铁路利益上压制武汉，至于传统的田赋和盐税，已经没法支持新式陆军的建设了。

    但遗憾的是，在海关关税的控制权和铁路建设上，北洋都落后于武汉。英国人虽然支持北洋，但是却不肯掏出真金白银，哪怕是铁路和关税这种从中国人身上拔的羊毛，英国人也不肯交给袁世凯，而打着借款的名义，试图日后要袁世凯支付利息。

    朱尔典在他们鼓吹大英帝国对他的支持，听起来很美，但是朱尔典能拿出的实质性的资源，还不如日本人。正如段祺瑞向他抱怨，“英国人完全是空手套白狼，整天鼓动我们去对付武汉，但是想要口吃的，他们都给的不痛快。”

    段祺瑞可不是主张和武汉和解的将领，虽然他是支持和武汉合作要求清帝退位的将领，但他也主张武汉市北洋团体最大的对手，双方不可能一直保持合作，因此他也支持接受英国人的资助扩大军队，寻求以武力解决武汉的契机，但是英国人的小气，让段祺瑞都有些失去信心了。

    其实在袁世凯看来，英国人已经不算小气了，如果照着英国人对待日本人的方式，那么英国只可能给北洋购买军械的机会，而不是提供无偿资助或低息贷款。朱尔典能够给北洋弄来一批无偿援助，又肯让海关把关余交给北洋，确实是尽力了。

    当然，相比起德国人对于武汉的支持，英国人看起来就有些杯水车薪了。只是不要说袁世凯不明白，就连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搞不懂，为啥德国人这么不遗余力的扶持武汉，毕竟对于不掌握海权的德国来说，他们现在在中国投资的越多，今后越是难以保住自己在华的利益，英国人不相信欧洲一旦爆发战争，武汉还会老实的遵守和德国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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