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都回避了同一个问题，就是武汉为什么能搞重工业，而北洋搞不了。

    因为武汉通过土地改革，把原来属于地主的那份收入变成了国家财政收入，所以农民的收入虽然没有大幅度的上升，但至少没有因为土地改革而变得更坏。

    而武汉自造的工业品虽然质量不如外国，但因为是自己生产的，所以可以容许农民先货后付，并极大的压制了乡村的借贷利息。

    这在非武汉的控制区是很难处理的，因为从外国进口的工业品是通过真金白银购买的。

    所以商人需要尽快回笼资金，加上商人的资金同样要支付高利息，这就意味着乡村能够消费工业品的能力很低，所以自己发展工业品其实要冒很大的风险。

    陈壁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是看不起周学熙搞工业和权力捆绑的那套作风。

    周学熙搞煤矿、搞水泥产业，靠的都是权力作为运营基础，这种损公肥私的行为，连大清都撑不住，更何况是今天这个弱势的北洋政府。

    而武汉搞重工业靠的是政治上的强势，由于武汉劳工党不需要地主阶级的支持，所以在对待地主的方式上采取了强力镇压的模式。

    虽然陈壁对武汉的施政模式极力反对，认为这是无法让国家安定下来的暴民政治，但是他在袁世凯面前也不得不承认，武汉通过对地主阶级的打压，从而让武汉获得了初期发展的资源。

    按照一位美国人对中国财政的调查评价，中国的工农业产值约合100亿美元，大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一，但是美国的政府收入在5.5亿美元，而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约3亿两白银，约合1.5亿美元。

    但是，中国的税收大半来自农业，而美国主要来自于工商业，所以美国人认为中国的税收结构有着极大的改进余地。

    这位美国人认为，虽然美国税收主要来自于工商业，但工商业的利润和土地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也就是说美国的税收主要是有产者在缴纳，但中国的税收则几乎都压在了自耕农和佃农身上。

    地主从土地上获得的大量地租只是用于个人消费，而很少用于再生产，即便是投入了再生产，他们也会依赖特权免税。

    所以这位美国人认为，如果中国的税法能够向美国那样进行改变，那么底层的民众就会释放出大量的消费需求。

    而地主阶级虽然在名义上承担了较多的税收，但是他们可以通过投资工业获得资本的增殖，从而挽回这部分税收损失。

    武汉所实施的土地改革和重工业优先的政策，虽然并不是按照这位美国人的想法进行的改革，但无疑在实践中验证了这位美国人的设想是正确的。

    占据了国民生产总值近三分之一的地主阶级被武汉打压之后，武汉就有了资源用以补贴自己的重工业，而减少了地租的农民虽然不得不购买较为昂贵的国产工业品，但至少他们有了购买工业品的积累。

    而这在过去是不可能有的，因为这部分积累本就是要被地主强占去的贷款利息。

    所以武汉控制区的工农业经济循环能够建立起来，本质上就在于其实施的无偿剥夺地主土地的政治行动。

    而武汉控制区内的农民能够买得起高价的工业品，同样是受惠于土地改革及降低农村借贷的各种政策。

    过去这部分收入都是地主的收入，现在留给了农民，才能用以消费工业品。

    虽然有一些地主鼓吹，武汉对于农民的剥削比他们还狠毒，拿着高价工业品去交换农民的积累，这就是赤裸裸的经济掠夺，也就是所谓的工农业剪刀差。

    但是这些地主们避而不谈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在那些没有实施土地改革的农业区，农民压根买不起工业品。

    因为地主采用了各种高利贷的放债手法，把农民身上最后一个铜板都拿过来了，没有了工农业的交换，自然也就没有了工农业剪刀差。

    所以，陈壁在袁世凯面前承认的就是这一点，即，不采取武汉暴力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改革政策，那么就不可能实施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发展方案。

    但是北洋政府和武汉劳工党的统治根基是完全不同的，北洋政府就是一群地主建立起来的政权，让北洋政府来推动武汉的土地改革政策，就等于是自毁根基。

    所以武汉的重工业优先方案，北洋没法实施。

    周学熙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和陈壁有所不同的是，他还年轻，觉得不能坐以待毙。

    他认为不发展工业和等死有什么区别？

    大清不肯维新，而日本坚持维新的结果就是马关条约。

    现在武汉发展重工业，而北洋不发展，等武汉发展的差不多了，大家都投降到租界当寓公去吗？

    老实说，就算是到租界当寓公这条退路都是有问题的，因为武汉和前清在对待列强的立场上是完全不同的。

    前清愿意和列强共治中国，因为满清压根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武汉标榜自己是中国人的代表，所以不认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有特权。

    从各国不得不放弃在长江中上游的租界，就能看的出来，一旦武汉真的接手了中国的统治权力，那么各国在华租界未必还能维持下去。

    那么他们这些人难道要跟着洋鬼子到海外去生活吗？

    没有了在中国的权力，他们在海外和平民百姓有什么区别？

    而平民百姓在哪都是鱼肉。

    所以周学熙主张搏一搏，在农民造反之前先把重工业搞出来，说不定就能挺过去呢？

    至少，比现在看着武汉一日千里的发展，而北洋这边只是修修补补的稳定局面强多了。

    周学熙的恐惧，袁世凯自然也能感受得到。

    虽然他对于武汉控制下的地区全面情况不是很了解，但是作为一个河南人，他对于被武汉占据的河南地区的变化还是有所耳闻的。

    凭借着京汉铁路和陇秦豫海铁路的修建，原本只是占据了河南中路的武汉势力，已经把自己的控制力扩展到了河南全省，现在北洋只能沿着黄河旧河道加以布防。

    而清末以混乱著称的中原之地，在武汉势力进驻之后开始变得有序了起来。

    清末河南地区之所以社会秩序大坏，一方面是黄河改道导致了河南地区的水源不足，农业生产大受影响；

    另一方面则是捻军在中原之地沉重的打击了地方官府体系，使得地方乡绅势力做大，袁世凯家族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而武汉势力进入河南之后，一边打击地方士绅地主和剿匪，重新分配土地鼓励生产；

    一方面则是大建基础设施，铁路、公路及水利工程，这些经济发展手段极大的缓和了地方上的社会矛盾，从而让地方上开始恢复秩序。

    比如，1906年武汉刚刚派兵进驻河南地区，就开始扩大平顶山煤矿的建设，并开始筹划舞阳钢铁厂的建设。

    到了1908年，舞阳钢铁厂所在的地方就兴起了一座新城，建设舞阳钢铁厂及附属工程的人员已经达到了十万之多，这种效率在前清时是不可想象的。

    哪怕是现在取得政权的北洋，也难以如此高效的动员起这么大的资源和人力，在短时间内就把一个设想变为现实。

    袁世凯并不是不接触实务的官僚，事实上他能够出头就是靠着实干，所以他很了解想要做成这样一件事需要遇到多少扯皮的问题。

    哪怕是北洋新军这种在朝廷全力支持下的军队建设，光是为了解决军饷及营地建设，就花去了袁世凯及其幕僚的大部分精力。

    而能够把北洋新军练成，其实还多亏了八国联军入侵，把武卫军系统给打烂了，北方能用的军队就剩下北洋新军。

    所以朝廷才不得不捏着鼻子同意了袁世凯的扩军计划，否则北洋军依然不能成为一支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军队。

    从1895到1902年，袁世凯足足花了七年时间才完成了这支军队的组建，就这速度已经让大清上下称赞他为能臣了。

    反观武汉，04年湖北新军还不被北洋骁将们放在心上，06年北洋军上下认为武汉军不可小窥。

    对俄战争开启的时候，北洋军已经承认自己不如武汉军有朝气了。

    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北洋军上下认为，两军开战的话，他们大概也就能够保卫北京一个月，这还是建立在武汉不偷袭的情况下。

    从1904年到1908年，武汉军队不过用了4年就完全脱胎换骨了，再加上舞阳钢铁厂这种搞建设的能力，袁世凯很清楚，周学熙说的坐以待毙是个什么意思。

    他现在倒是有些理解李鸿章暮年时的心态了，不做裱糊匠，局面只会烂的更快，因为改革可不是砍自己的手脚就够了，而是要破腹换心，整个推倒重来。

    所以劳工党能干的事情，北洋确实干不了。

    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反而感受到了孙文这些革命党人的好处了，虽然孙大炮在革命口号上喊得很是激进，但至少不会在现实里给他很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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