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咏将户籍名册递还给郭鸿，感慨说：“没想到偌大的五原郡，数万顷良田，竟然只有这么点百姓生活，属实浪费了土地。”

    郭鸿叹息道：“都是鲜卑崛起惹的祸，他们每年都要寇边，劫掠百姓，百姓只要有其他出路，都不会选择在五原郡生活。”

    吴咏点头同意，“确实,能生活在这里的百姓都是在拿性命做赌注。”

    接着，他思索片刻，再次问道：“我若是接手这曼柏县附近的十万亩荒田，郭太守可否派遣一些郡吏帮忙维护曼柏县安稳。”

    这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如今留在曼柏县的人，可谓都是有犯罪前科的，他们若是闹腾起来，倒霉的肯定是吴咏。

    要知道他可是打算招募流民屯田，并将他们训练成能抵抗鲜卑人的勇士。前期的稳定是最重要的，他可不想因为曼柏县这些人,所有的辛苦努力都白费。

    “这个嘛……”郭鸿闻言，表情顿时凝重。

    其实他自己也苦恼，实在是五原郡的百姓太少了，他在九原的郡守府，所有官吏加一起也不过数十人。若是再派来一行人来曼柏县，他上那里再找一些吏员。

    吴咏见他犹豫不定，于是宽慰道。“郭太守且放宽心，等曼柏城一切安稳后，某自当将人送回去，多则一年，少则几月即可。”

    “那好吧！”郭鸿最终还是答应下来。

    吴咏大喜,有郡吏出面，他相信屯戍在死罪囚犯，不敢过于放

    肆。

    其实吴咏虽然防备这些人，但对于他们也是报以同情。

    这个时代的百姓是极其不愿当兵的，尤其是这种戍边的营兵，随时都有成为炮灰的可能。

    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早在秦汉时期，良民群体就开始对士兵没有好感，就已经形成“好男不当兵”、轻视鄙视军人的观念。

    先秦战国之前，兵源的主体是世袭的贵族士群体，春秋诸国上至宰臣，下至一般士族子弟，都是踊跃入伍，因为当兵不是下贱的事，士人都以当兵为职务，为荣誉，为乐趣，不能当兵才是莫大的羞耻，所谓“士兵”就是和士有关。

    可以说最初的士兵都是贵族阶级，从小就接受文、武两个方面的训练，士，就是文武兼备者。

    即便是专门搞文教工作的孔子也通晓武事，是个能举国门之关的善射高手；上至周天子、诸侯国君、宰臣等等，都能上阵作战。

    《左传》中记载的战事，在今人看来，战术幼稚、甚至挺傻的，但那时候士兵的军心旺盛是毫无问题，说他们是战争，不如说是竞技游戏更准确，杀戮和残酷性远不及后世，更多是被传统封建贵族的侠义精神做支配，去维持国际势力的均衡。

    由于当时的士兵主体都是士，所以一般情况下，平民工商阶层是不当兵的，齐国在管夷吾变法后，才让农民有了当兵的责任，但也不是全体农民去当兵，而

    是选择其中最优秀者。

    也就是说，当时农民要想去当兵，你个人得足够优秀，或者有特殊的才能，才有资格去当兵。可以说，在春秋及之前，就是以当兵为荣的时代。

    这种以当士兵为荣的情况，在进入战国后就产生变化，产生变化的原因就是战争的酷烈加剧，死亡率大大地提高。

    如果说春秋战争讲究繁文缛节，并不以杀伤、乃至灭国为目的，那战国战争就是无所谓黑猫白猫、能消灭对方就是好猫，所以各国都极力奖励斩杀，对待俘虏和降卒往往是大批量的坑杀，以求达到削弱敌人战斗力的目的。

    死亡率提高，首先带来的就是兵源的严重不足，为了征兵，各国都想方设法鼓励男人去当兵，甚至用残酷的刑罚去恐吓、逼迫，无所谓你是士农工商，西方的秦国更是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这样的军事规模下，战争只会越发惨烈。

    随着士群体的大批量减少，士群体文武兼备的教育制度也遭到破裂，从战国时期开始就分裂成文、武两块。

    像苏秦、张仪之流就是新文人代表，只要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读书所学的理论知识，去君主那里谋求富贵，他们没有多少军事知识，个人也没有什么自卫的技能，就是后世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文人鼻祖。

    像聂政、荆轲之流，则是新武人代表，他们虽然学习了旧贵族的武艺和外表的侠义精神，但并没

    有旧贵族具备的文化知识，更没有维持国际均势局面的理想，他们没有太高的追求，谁出价高就为谁尽力，谁赏识就为谁卖命，无所谓是非对错。

    这些由士群体分裂出来的文武群体，又有几个愿意去当士兵为了荣誉、为了国家而战呢？

    何况，那时候列国拼命的战争也不是什么荣誉之战，如果说春秋时代当兵是荣耀，那在斩首和坑杀为常事的战国晚期，民众自然是谈兵色变，对入伍产生抗拒心理。

    由于兵源不足，当然也是众多良家子弟不愿意当兵为主因，所以，从秦始皇开始，就“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梁地。”

    逋亡人是流民，赘婿和贾人都是社会公认的贫困、无赖和卑贱之人，总之，这些群体都是下流人物，和良家子弟相比就不是正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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