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中国海军，但实际上是由劳工党领导的。
黎元洪愿意接受这个任命，也是因为武汉政权日渐成熟，过去军民不分的情况已经被纠正过来。南京地区已经不再需要一个军政、民政兼管的旧清总督式人物了。徐锡麟领导的华东局，在去年安徽大水中稳定住了地方，并顺势控制了江苏、浙江地区的政府体系，黎元洪在政府事务上的发言权大大减少。
武汉也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辞去军职，从事政府工作，要么辞去政府职位，专心军务。黎元洪最终选择了后者，因为徐锡麟领导的华东局是以大通学校作为班底的，大通学校的师生正将浙江、江苏的地方行政权控制在手里。
大通学校原本是光复会的班底，但是光复会有两个分支，一个是徐锡麟、秋瑾为首的大通系，主要走教育路线，一个陶成章领导的会党路线，劳工党建立武汉政权，革命走向高潮的时期，徐锡麟、秋瑾认为应当加入劳工党推动革命胜利，而陶成章则倾向于保留光复会的独立地位。
陶成章的支持者主要是一些党内的江浙开明士绅，其中就有蔡元培这样的名人，他们之所以反对加入劳工党，不是想要和劳工党争夺什么天下，而是反对劳工党提出的许多革命主张，认为这些革命主张并不符合自己的意愿。
不过大通学堂毕竟是一所学校，虽然教授革命道理，但终究是想要在革命之后建立新秩序的，而光复会只谈革命，不讲革命后的新秩序如何建立，本身就很难凝聚人心，连孙文领导的广东同盟会都比光复会有凝聚力些。
面对劳工党成体系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大通学堂的师生很快就倒向了加入劳工党的一方，而有了这些江浙地区的年青学生的加入，劳工党在东南的影响力就大大的提升了。过去东南士绅认为劳工党只是在军事上较强，在理政和经济上未必出色，但是随着武汉经济的发展和1910年长江大水的救援行动，这些地区的百姓开始倾向于武汉的行政管理。
1910年大水带来的后遗症是，北洋团体在安徽的权威大受打击，因为北洋无力救援安徽灾民，为了维持在安徽的驻军开销，北洋军将领还对灾区的救援物资进行了拦截变卖，这就使得安徽人对北洋团体大失所望，此前还担心武汉统治会夺走自己的田地，但是在北洋的治下他们连活路都没了，于是安徽百姓开始转向支持武汉完全接管安徽省政。
北洋失去对安徽的控制，实际上就等于是放弃了南京，因为此前北洋至少还能依赖安徽的驻军遏制武汉在南京的活动，现在安徽一失，南京自然也就完全落入了武汉的军事控制下。在武汉能够直接控制的地区，黎元洪自然知道是做不成什么军阀的，他也看不懂武汉的工业布局，自然也就选择了继续留在军队工作，并很快接受了海军的新职务，至少这方面他还是有专长的。
当这四艘军舰进入中国海军的序列，中国海军的实力顿时就出现了质的飞跃。对于英国和法国来说，拥有了三支分舰队的亚洲联合舰队已经极大的破坏了远东的海上势力平衡。法国的远东舰队虽然在吨位上并不比中国海军低，但远东舰队的头等战舰也就相当于二级巡洋舰，且属于上个世纪的老旧军舰设计，仅仅从性能上来比较，法国远东舰队已经逊色于中国分舰队。
至于英国皇家海军，其在东方的海上力量虽然超过了德国东亚舰队的力量，但是和日本海军的主力相比还是有所不如。英国在远东的秩序，实际上已经不是由皇家海军，而是由英日同盟来维持。但是亚洲联盟又打破了英国在远东的地区秩序。
虽然日本在日俄战争后没有再继续扩大自己的舰队规模，但是亚洲联合舰队实力的上升，对于英国皇家海军来说，同样是一个大、麻烦。英国皇家海军中国舰队司令官就对中国海军的扩建表示了担忧，他对伦敦的报告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着漫长海岸线的国家，一旦他们试图维护自己在海上的权利，那么皇家海军就会陷入麻烦之中。”
这位英国人的用词也相当的有趣，中国人试图保卫自己海岸线的想法，在他看来就是对皇家海军的威胁，也就是说，他知道皇家海军出现在了中国人的地方，当中国人的实力上升时，自然就会要求皇家海军离开。
不管英法对于亚洲联合舰队的建立目的有多么担忧，当亚洲联合舰队成立之后，英法在东亚的活动范围就受到了限制。法国人不再试图声索长江内河及长江口以北的航行自由权，英国人也开始强调长江到吕宋岛这条直线以南海域是公共海域，不能视为某国或某个联盟的势力范围。
荷属东印度政府开始向美国和日本开放石油租借地的权限，此前荷兰人一直试图将英荷资本外的其他石油资本排除出东印度群岛。
7月30日早上，林信义刚刚起床洗漱，结果丰田贞次郎冲到了他的房间，对他失态的大声喊道：“陛下，陛下去了。”
林信义冷静的放下了毛巾，沉默的看了丰田一眼，等他稍稍镇定了一些，方才说道：“你的消息是哪来的？陛下是什么时候去的？”
丰田说：“是东京发来的电报，是今天凌晨去的，柴山大将命令大家去会议室集合，他要宣布东京发来的电报内容。”
林信义整了整衬衣，对着丰田说道：“其他人都通知了吗？那就去会议室。告诉大家都保持冷静，不要失态。”
丰田贞次郎惊慌失措的心情终于慢慢平息了下来，他照着林信义的吩咐继续去通知了其他人。林信义走出房间，瞧了一眼窗外的太阳，轻轻的自言自语道：“明治的时代终于结束了啊。”
明治的病情对于国民来说不是一个秘密，去年秋天阅兵后的病情突然恶化，其实已经给了国民一些暗示，而今年春季又出现了并发尿毒症，实际上高层已经知道明治的寿命无多，在7月20日时，宫内省隐晦的发布公报，暗示了天皇身体的状况，今天的消息不过是最终的确认而已。
不过对于那些远离天皇的的普通民众来说，天皇的去世确实和晴天霹雳差不多，在他们看来，明治时代就是和天皇密不可分的，随着天皇的去世，这个时代也就宣告结束了，那么日本该怎么办呢？
和普通国民的忧心忡忡不同，对于陆军的高层来说，明治天皇的去世带来了政治上重新洗牌的可能性。虽然陆军中也有乃木这种对天皇愚忠之人，但更多的还是如山县这种只站在陆军立场上考虑问题的军人。
在大正天皇即位后，山县即在元老会议上提出要给桂太郎和大山岩以元老身份，试图扩大陆军在元老会议上的话语权。伊东祐亨衡量之后，立刻表示山本权兵卫也有资格成为元老，伊藤、井上两人也提出了现任首相西园寺公望的名字。
伊藤和伊东两人的坚持，使得山县不得不接受了同时增加四位元老的提议。于是在8月13日，刚刚践祚的大正天皇向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伊东祐亨、桂太郎、大山岩、山本权兵卫、西园寺公望下敕说:"卿多年事奉先皇，亲承圣旨，今当朕昭先皇之遗业，复多须卿之匡辅"。
不过山县虽然在元老问题上没有取得自己想要的结果，但却试图劝说西园寺公望加入自己这方，即修正限制军备的国策，山县的请求被西园寺拒绝了。
山县于是授意桂太郎和田村倒阁，此时的日本国内建设虽然稳步发展，在东亚事务上也逐渐提升了话语权，但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却加深了。
日美之间本就因为夏威夷群岛的问题埋下了心结，日本因为筹备日清战争而错过了吞并夏威夷群岛的机会，日本人一直都认为美国人破坏了双方的协定，单方面破坏了夏威夷群岛的现状。美国人一开始主张夏威夷群岛并入美国是民主的结果，他们表示不会干涉日本对夏威夷移民，但随着美国控制住夏威夷群岛的内政后，又立刻出台了限制日本移民的法律，这自然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
除了夏威夷群岛问题外，日本往美国西海岸的移民，也令美国人感到了警惕，1910年加利福尼亚人口为2377549人，其中日裔人口为41356人。面对日本移民的快速增长，1907年罗斯福总统颁布了第589号行政令，禁止日本侨民通过非法手段移民美国，从而引发了日美危机，第二年双方才达成绅士协定，勉强解决了问题。
不过，之后日本外交开始转向，不仅仅要捍卫日本移民在美洲的权利，还表示有色人种也和白人有着一样的权利，并开始对美洲事务进行了干涉，墨西哥革命更是引发了亚洲联盟对亚洲移民在美洲的生活环境问题，因此美国人再一次激起了排日行动。
在美国白人种族主义的支配下，一些美国议员开始主张废弃日美绅士协定，要求把日本人归为不受欢迎的亚洲人进行管理。西园寺内阁在这一事件上采取了妥协立场，试图维护日美绅士协定，桂太郎认为这显然是有辱国格。
本章完
第781章
林信义于11月底返回东京，一是回海军省汇报联合舰队的建设情况，二就是顺便回国休个年假。此时海军高层都把精力放在了国内政治上，一时间连南下战略都有些顾不上了。
这种情况其实也好理解，明治天皇在时，陆海军上面还有一个能够决断的人，所以大家还不敢过于破坏规则，但是大正天皇年轻尚无威严不说，智力也不足以分清是非，如果不是伊藤博文还能稳住大局，陆海军早就撕破脸皮了。
伊东祐亨、山本权兵卫、河原要一、斋藤实，这些之前关系算不上融洽的海军高层，在山县有朋的逼迫下，也变得团结起来了。就如山本权兵卫所言，“陆军在国内的根基太过深厚，就连宫内省也有着亲近山县的力量，没有了天皇镇压局面，陆军就试图打着天皇的名义对其他人发号施令了。”
山本权兵卫对于山县和陆军的怨念，使得他不得不放下了对伊东、河原的反感，而伊东和河原也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选择了和山本合作对抗陆军。毕竟山县的资格太老，虽然元老们看起来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元老中能够不顾及其他元老意见独断的，只有山县和伊藤两人。
也幸亏还有一个伊藤能够否决山县的独断意见，否则元老会议就会变成山县的一言堂了，就算是长州派出身的井上元老，也只能遏制一下山县侵犯政府权力的行为，而不是阻止山县的陆军扩权行动。
在林信义回到东京见到伊东祐亨时，这位海军元老就对他说道：“陆军现在就是想要改变国策，提升国防建设的财政比例，西园寺公望终究还是公卿做派，不能断然拒绝陆军的要求，使得山县在元老会议上步步进逼啊。”
林信义知道伊东为何抱怨，因为西园寺公望在政府层面上犹豫的话，那么在元老会议中本就强势的山县自然就会更加的激进，这样元老之间的斗争就会激烈起来，这显然是不利于日本政局的稳定的，毕竟元老会议是各派妥协的地方，不是交战的地方。
而在他和山本权兵卫见面时，这位前首相也被陆军的行为刺激的跃跃欲试了起来，认为与其让陆军获得利益倒不如让海军把财政盈余给花了先，免得陆军喋喋不休的要求增加国防预算，现在日本最大的国防自然是海军而不是陆军。
山本权兵卫显然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大舰队设想，在觉得政府阻止不了陆军增加国防预算的要求下，开始打算恢复海军的大舰队计划了，而这也是斋藤一系的执念，毕竟在当前的海军路线下，斋藤一系实际上已经被海军权力边缘化，他们想要回到海军的核心就不得不让海军回到舰队扩张路线上来。
在政治上，陆军也开始了一些小动作，桂太郎拉拢了国、民党改革派，在三菱财阀的资助下成立了新党，以对抗政友会在议会中的影响力。明治天皇去世后，此前政治上的高压状态开始结束，因为没有人愿意为高压政治背书了，所以政党政治迎来了宽松期。
不仅仅桂太郎试图组建新党，这一时期自由党也迎来了大发展，这两个新成立的党派甚至还发生了人才争夺战，不过本质上还是关东财阀和关西财阀的竞争，也是大资本对中小资本的斗争。
比如若槻礼次郎就被桂太郎给拉了过去，不过向来亲近陆军的后藤新平却没有加入桂太郎的新党，而是继续支持了自由党。
小川平吉和原嘉道对东京政局的变化也颇感头疼，在林信义回国的期间，和其多次碰面讨论时局。两人的意见是，应当和桂太郎的新党保持合作，而不是一味的对抗，毕竟他们这个派系中有不少人被桂太郎给拉过去了，主要原因就是自由党的政治理念过于激进，让这些政治人物难以接受。
如果小川平吉和原嘉道不是知道自由党背后是林信义和海军的支持，他们都忍不住要同自由党划清界线了。就如小川所言，“自由党的安部矶雄、大井宪太郎提出的政党政策，实在是过于得罪财阀了。”
小川平吉说自由党的政党理念得罪财阀，倒也不是无稽之谈，自由党本就存在着许多社会主义者转变过来的社会改良主义者，虽然他们放弃了暴力革命，但是却认为对劳工的保护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之路，而这也是英国费边社、美国进步主义者的主张。
千叶县农地改革和千叶县工业基地的规划，极大的推动了千叶县及东京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1912年林信义回到东京时，东京郊区的人口已经赶上城市地区的人口，而千叶县也出现了三个市，这都标志着工业化带来了人口聚集效应。
不过这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背后，是贫富差距的不断增大。在1912年，日本的资本家依然还是认为，尽可能的迫使工人延长时间工作才能获得超额的利润，棉纺织工厂的两班制，一班为12小时，其中的夜班制度最让人诟病。
纺织女工上五天夜班，体重能减轻5斤，然后上五个白班，也不过补回一半夜班损失的体重，所以纺织女工的身体都很差，特别是三年以上的女工得肺结核病的几率是普通人的三倍。
至于钢铁工人每日工作时长往往超过12小时，而这种重体力活又容易出事故，所以官办钢铁厂比私人钢铁厂规模大，就是因为官办钢铁厂比较守规则，工人事故死亡率比较低，技术工人不愿意去私人钢铁厂上班。
所以从日清战争之后，随着日本工业化程度的上升，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次数一直在上升，只不过因为工人数量较少，所以明治政府反而更关心农村问题，毕竟农民起来暴动的次数太多了。
自由党组建之后，就一直在推动劳工工作条件的改善和薪资水平的上升，此前流于形式的社会改良主张，现在则变成了有组织的为劳工阶层争取利益的政治行动，特别是松方幸次郎对于自由党采取了积极支持的立场，这位川崎造船所的总裁不仅在川崎造船所内首先推动了八小时工作制，还以工商大臣的身份制定了一系列劳工保护法律。
自由党和工商大臣松方幸次郎之间的合作，自然对大财阀们造成了冲击，三菱、三井、安田、住友等财阀认为自由党的政治主张是在制造劳资冲突，煽动工人们破坏正常的工厂秩序。这些财阀主张维持旧秩序，毕竟这是他们从维新时代转型壮大起来的成功路线，他们一点都不想冒险去尝试提高工人福利和薪金的水平，从而制造经营上的困难。
安田善次郎就对松方幸次郎在川崎造船厂推动的八小时工作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这样强调道：“日本资源贫瘠，技术上又不如欧美，日本的产品在国际上要和欧美的产品展开竞争，一个是依赖日本人的勤劳奋斗，一个是仰赖帝国军队的保护。”
只是安田善次郎对松方幸次郎的批评，只能得到三井、三菱这些大财阀的认同，就算是反对工人运动和国民过度自由化的“爱国主义者”，对于安田的这些话都产生不了共鸣，他们批评安田这样的大资本家依靠放高利贷获得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都变成了私人享受的资本，完全没有回馈给社会，有什么资格谈工人勤劳奉公就是爱国主义？
支持松方幸次郎的，只有涩泽财团领导的东京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在日俄战争中是发了一笔小财，但是战争景气结束之后，他们就陷入了经营上的困境，产品没有销路，银行贷款的利息难以偿付，还要面对大资本的挤压政策。
松方幸次郎主导的亚洲贸易合作为他们打开了亚洲市场，提高工人福利和降低工人工作时间虽然带来了经营成本的上涨，但是却降低了市场竞争的烈度和工人的流动性，而自由党推动的反垄断行动又遏制了大资本对这些中小企业的恶意收购行动。
所以，日本国内就出现了两种经济模式，一种是大财阀的垄断市场经济，一种是国家法令保护下的自由市场竞争。相比之下后者要有活力的多，也在新兴市场中逐渐打破了财阀的垄断行为。
面对这种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对于习惯于依赖权力和资本进行垄断的大财阀来说，显然是一种威胁。他们也就从支持国内经济建设的立场开始调整，变成了支持财阀们领导下的国内经济建设，反对限制垄断资本的国家法令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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