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原先的东京-长野政治派系，就在这种垄断资本和自由资本的对抗中发生了分裂，而垄断资本自然的就向着拥有暴力工具的陆军靠拢了。其实垄断资本对于陆海军的立场是一样的，都希望利用军队来镇压资本扩张的敌人，只不过海军内部的斗争，使得倾向于大资本的海军势力衰落下去了，这才令垄断资本更接近于陆军。

    不过，面对小川平吉和原嘉道时，林信义的表态是坚决的，他对两人主张道：“中国人有句俗语：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些人想要去拥抱陆军，那就让他们去拥抱陆军吧。我不会改变自由党的政治主张，为了迁就这些人而去抛弃真正支持我们的群体，这是一种极为愚蠢的做法。”

    当然，仅仅这样表态是不能打消小川平吉和原嘉道心中的犹豫的，林信义也向两人分析道：“国内的这些财阀虽然积累了一些财富和技术，但是他们这种垄断市场的经营模式，也只能在一个封闭的市场下才能维持，而想要封闭市场就得用暴力去扩张日本的领土，这就意味着国家需要把大量的财富花费在军队上。

    也就是说，国民不仅仅要满足垄断资本的利润需要，还要为垄断资本的扩张去进行战争，帝国的对外扩张一旦停下，垄断资本就没法维持经营，国家财政就会破产，帝国也就破灭了。

    为了眼前的这点蝇头小利去附和垄断资本，对于我们和日本来说都是一个糟糕至极的选择。我们只需要坚持下去，看着陆军对外扩张行动的失败，自然就能赢得国民的支持，何必去吃这些垄断资本的嗟来之食。”

    小川平吉和原嘉道最终还是被林信义说服了，倒不是林信义的这番言论折服了他们，而是林信义这几年的行动证明了，自由市场的建立确实给了日本另一条出路。

    虽然林信义表示，陆军的对外军事扩张不可能持续，但是在小川平吉、原嘉道这些人的眼中，林信义主导的亚洲联盟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对外扩张。只不过陆军的对外扩张对象是弱小的亚洲民族，主要是未被列强瓜分的朝鲜、中国，而林信义的扩张目标则是列强在亚洲的势力范围。

    和陆军主张的大陆政策、海军主张的海洋政策相比，林信义的亚洲联盟实际上更有操作性，此时的小川等人已经不认为亚洲联盟是海军的主张，而认为这是林信义所提出的政治理念，因为亚洲联盟实际上不是一个军事策略，而是一个政治策略，自然和海军没啥关系。

    而亚洲联盟、亚洲贸易经济体在实践操作中已经出现了成果，满洲地区的大豆产业和日本的资本进行了深度的结合，大豆三品正极大的促进了日本农业方面的变革，给生丝带来了增产，又实现了对欧美出口换取外汇，提升了本国的榨油机械设备生产能力。

    大豆贸易只是一个开始，钢铁制造业在千叶县已经打下了基础，并推动了一系列农业机械的制造，这些农业机械不仅仅应用于千叶县，也开拓了中国和印度市场。这也是自由党提出的自由市场理念能够获得中小资本支持的缘由，因为日本的工业品在自由竞争下确实比中国、印度的工业品强，只要能够限制欧美工业品的输入，而亚洲联盟的反殖民主义又满足了这一点。

    当然，林信义虽然稳定住了自由党和政界的基本盘，对于当前日本国内政治的局势，也依然没有插手的余地，毕竟现在是群龙五首，政治上的斗争明显已经失去秩序，完全是依赖几位元老的威望勉强镇压局面而已。

    所以在国内过了新年后，林信义就带着老婆儿子前往了青岛，避开了国内的混乱政局。他的这种低调行为，也使得政治斗争没有蔓延到自己身上来。海军高层倒是想通过他去影响大正天皇，毕竟大正天皇对于海军中有印象的也就林信义这个给他送过卡牌游戏的军官了。

    不过林信义拒绝了这个要求，他认为自己调回国内去当大正的侍从压根就没有意义，因为海军就不可能发动政变，也就是说，海军需要的只是一个能够在天皇身边抗衡陆军影响力的人，那么现在陆军在天皇身边安插的人是谁？是桂太郎。他可不觉得自己能够在宫内和桂太郎掰手腕。

    木子倒是很开心和林信义去中国，她也觉得国内的情况没有从前那么安稳了，能够去中国待上一段时间，自然是不错的。

    当林信义回到青岛时，从欧洲传来了奥斯曼帝国发生政变的消息。去年巴尔干同盟的缔结，最终引发了巴尔干半岛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摆脱奥斯曼帝国对于巴尔干半岛的宗主权，它实际上也是俄罗斯帝国恢复对巴尔干地区攻略的一次宣告。

    也就是说，俄罗斯帝国在远东扩张失败后，再一次把扩张方向放在了巴尔干地区，以追求进入地中海的通道。大俄罗斯主义者在巴尔干地区推动的泛斯拉夫主义，在对付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中建立起了巴尔干同盟。

    陷入同意大利战争的奥斯曼帝国再一次遭到了战场上的失败，这次的失败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不亚于甲午战争，毕竟打败奥斯曼帝国的不是欧洲列强，而是过去匍匐在苏丹脚下的斯拉夫附庸小国。

    连续的对外战争的失败，引发了奥斯曼帝国内部的革命，政变后上台的青年土耳其党三雄获得了德国的支持，对巴尔干同盟发起了反击，但终究没能取得什么战果。土耳其人开始和英国沟通，在英国人的支持下进行了谈判，最终保住了伊斯坦布尔及海峡地区。

    本章完

    第782章

    堀悌吉拿着公文前往林信义的办公室，发觉他的办公室又是没人，便去了隔壁的大办公室向着房间内丰田贞次郎问道：“林参谋长去哪了？”

    丰田贞次郎起身对着堀悌吉回道：“大佐去参加本省的政府会议去了，关于商议青岛海军基地建设及海岸公路线的建设问题。”

    堀悌吉听了也不由皱起了眉头道；“这不应当是柴山大将的工作吗？”

    丰田贞次郎无奈的回道：“柴山大将的属下和中国人沟通不了，让他们去同中国人、德国人沟通，每次会议都会变成吵架。只有大佐才能和中国人、德国人良好的沟通，把我们的意思正确的传达给他们，事情也能顺利的办下来。”

    堀悌吉听了这个回答也顿时没了脾气，包括他在内的海军军官在同外人打交道上都是不行的，这个外人不单单是外国人的意思，而是军队以外的人。这种缺陷在国内会压缩到最无害的程度，毕竟有很多事可以让政府出面去解决，但是到了海外进行联合各国时就会被放大了。

    当然，海军也可以把交涉事务推给外务省，只要求一个结果，但这样一来海军就会受制于外务省，毕竟联合舰队是没有自由行动权的，和国内相比，亚洲联合舰队的一举一动都要获得联盟的授权，否则就不被联盟所认可。

    如果是国内的话，海军当然不会鸟这种破规定，政府不授权，难道海军在外面的行动就不被看做是日本的官方行动了吗？陆军在朝鲜弄出闵妃案，政府也想不承认，但还是得给陆军背黑锅，因为他们不能把陆军开除日本国籍。但是联盟真能把海军的行动宣布为日本海军的个人行为，从而给海军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

    海军推动亚洲联盟的建立，目的是为了让联盟分担海军在亚洲地区行动的政治压力，就是为了让海军在海外的行动正当化，如果撇开了联盟行事，那么海军还支持联盟做什么？所以，在亚洲联合舰队内的日本海军，反而要比在国内时更加守规矩了。

    不过这样一来，海军对于掌握联盟的主导权就相当迫切了，虽然理论上联盟应当由各国政府代表参加，毕竟联盟的授权是来自于各国政府的政治宣言。但是，除了中国之外，日本和德国都是海军主导的支持联盟，而不是单纯的政府行为。

    于是在亚洲联盟这个地区秩序真的创建成功后，海军自然不会想把功劳交给政府，也不愿意让政府借助联盟决议来压制自己的行动。考虑到这一原因，日本海军自然极力主张自己亲自和联盟各方沟通，而不是通过外务省来沟通。

    不过，海军内部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却只有林信义，柴山大将虽然在专业上经验丰富，但是在人际交往上真的有些死板，这也是他一直被山本大臣压制的原因，因为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而林信义还是佐官时就已经能够统合海军各派系和山本大臣对抗了，双方在人际关系上的运营就不是一个层次的。

    此前在学校时堀悌吉觉得林信义这么做是歪门邪道，毕竟海军是一门集合了大量技术的职业，不专心于技术而沉迷于人际关系，最多也就是当一个省部官僚罢了。不过毕业后的舰上生涯让堀悌吉意识到，人际关系和人际关系之间也是有差别的，林信义经营的不能叫人际关系，而是人和人的沟通关系。

    海军作为一个高度协作的技术军种，组织和协调人的关系确实很重要。比如巴厘岛事件，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弄出来的，而这一事件却极大的促进了亚洲联盟的建设进程。在巴厘岛事件之前，外界普遍把亚洲联盟视为了日中德三方结盟的一个伪装，但是在此事件之后，亚洲各民族开始认可了联盟所主张的民族自治原则。

    于是原本被各国视为三国自娱自乐的游戏之举，现在则真正被视为了亚洲地区的一种新秩序。海军也借此突破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给日本制定的势力边界，从而对南洋事务有了一定的发言权。

    而作为联合舰队联合参谋部的副参谋长，林信义虽然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和中国人、德国人进行沟通上，但堀悌吉也感受到了联合舰队正在这种沟通过程中逐渐化解了各方的独立性，而开始变得具有组织性了。

    此前德国人压根瞧不上亚洲人，认为联合舰队理所当然的应当听从自己的指挥。德国人的底气在于德国海军的财大气粗，德国海军把青岛的设施出售后并没有把钱转回德国，而是投入在了山东及太平洋岛屿上。

    联盟的经费支出，德国人出了40%，日本30%，中国20%，其他各国出10%。不过其他各国的10%，实际上能有一半经费到位就不错了，毕竟真正具有财政基础的只有三国而已。出资最高的德国人自然觉得自己的话语权应当是最大的，且就海军组织上来说，德国显然也更先进一些。

    不过德国海军的政治能力也不比日本海军强多少，最终被林信义联合了德国政府及资本的力量，压制住了德国海军试图在远东挑起战争的想法。而中国人也因此站在了日本海军这方，毕竟中国方面参加亚洲联盟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国商船的海上航行自由，不是为了参加英法和德国的对抗。

    堀悌吉只能放下公文，对着丰田贞次郎交代了几句就离开了，他知道林信义的道路不是自己可以复制的，他只能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至于林信义会怎么利用亚洲联盟这个组织做什么，就不是他能给出建议的了。

    被堀悌吉念叨的林信义，此时正坐在沂水路东端的山东省政府大院内和山东省政府的官员开会。沂水路就是过去的地利街，收回青岛之后，青岛各德国街名都改成了中国名称。

    这条街的西头就是原总督府，位于葫芦埠的正南方，正对着进出胶州湾口的主航道，所以风景相当的好，而作为最早进行城市建设的街道，这里的公共设施也相当的现代化，几乎和柏林的城市大道没啥区别。因此山东省政府确定搬到青岛后，就购下了一处德国商人的别墅，作为了政府大院。

    在1910年之前，山东地区的政府系统依然保持着前清时的模样，不过是县令、知府、巡抚改成了县长、市长和都督。1910年之后，民主共和的理念开始扩散到了平民阶层，前清时期的官员体制已经难以维持，主要是科举制度废除后，旧官员体制也就失去了新血，虽然北洋团体吸纳了留学生作为官员的后备力量，但是这种吸纳并不具备普遍性，实际上北洋团体已经退回到了推荐制的人才任用方式，这就出现了大量权力私有的小团体。

    按照一些北方乡绅的看法，北洋官员还不及前清时清正廉洁，毕竟前清还是一个大一统王朝，而北洋官员则几乎成了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就算是袁世凯的命令都未必管用。因为这些北洋的地方官都靠着私人维持地方秩序，他们很自然的就帮亲不帮理，连一个统一的法律都不存在了，只有权力说了算。

    而袁世凯也拿这些地方官员无可奈何，离开了这些官员，袁世凯就不能控制地方，这些地方搞不好就要变红，虽然下面的百姓怨气不小，但只要局面还能稳定住，袁世凯也只能当看不到。北洋团体上下的人身依附关系于是越来越严重，甚至已经瓦解了北洋团体作为政治势力的利益统一性。

    因此从1910年开始，原本反对共和民主这些新思想的北方乡村，也逐渐接受了这些新的思想，因为北方民众迫切的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来清理当下腐败混乱的社会黑暗现象。主张军民分治，也就是成为了北方地区呼声最高的政治诉求。

    此前建国时武汉虽然提出了军民分治，但是其他势力都不认同，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依旧在搞军政一体，毕竟在满清结束后能割据一方的都是军事集团，光凭借政治影响力控制地方的官员很快就被军队给驱逐了，或者和地方军队联合了起来。

    比如袁世凯一度任命了文官担任山东都督，但实际上山东军政权力却在北洋第五师师长靳云鹏手中。靳云鹏是段祺瑞的老部下，就算是袁世凯任命的山东都督也指挥不动他。

    靳云鹏虽然是山东人，但是他搜刮起地皮来却没顾什么同乡之情，且其人顽固守旧对满清念念不忘，一直都是反对革命的，哪怕清帝退位之后，他在山东对于革命宣传也是极力打压，并鼓吹孔孟之道和纲常礼仪。

    他在山东把持政权，山东民众自然就大感痛苦，觉得还不如前清，毕竟前清时还有个朝廷能压制一下军队，而现在北洋军在山东行事已经毫无顾忌，除了外国人之外就没有害怕的，对于进步知识分子的迫害更加的变本加厉了。

    周自齐任山东都督时，还想搞一搞新学教育和实业建设，但是在靳云鹏的牵制下，几乎就没有什么起色。因此山东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倾向于二次革命，他们认为清帝退位算一次革命，但这场革命没有纠正满清的统治问题，所以还需要第二次革命，真正改变社会面貌。

    德国人交还胶澳和胶济铁路，北洋和武汉对山东地区进行了激烈争夺，山东的进步知识分子几乎都倒向了武汉，从而让北洋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主张山东是北洋地盘的袁世凯，最终发觉山东舆论几乎都在反对北洋接收山东民政，认为北洋官员太过腐败，北洋军人太过跋扈。

    面对山东绅民要么自治要么让武汉入主的呼声，袁世凯不得不做出退让，接受了山东民政自治，改山东都督为山东督军，北洋只管理山东的军务，而武汉方面则借助海军控制了青岛地区，并在山东建立起了劳工党山东局，以领导山东的政治工作。

    山东省议会虽然留在了济南，但是山东省政府成立后就搬到了青岛，因为省政府的官员几乎都是倾向于共和的革命党人，他们对于北洋军天然的不信任，所以就迁移到了认为较为安全的青岛。

    林信义虽然以联合舰队方面的代表和山东省政府讨论关于海军基地等问题，但实际上他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推动山东局领导山东的土地改革方案上。

    胶澳地区之所以能够被武汉顺利的接受，因为在德国人占领的期间，这一地区的地权已经经过了确认，并被德国人购下了大部分，武汉接受胶澳后立刻推动了土地改革，从而进一步瓦解了胶澳地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把胶澳地区的乡村管理权拿到了手中。

    武汉军队已经实现了义务兵役制，而此时国内其他势力还是只能搞募兵制，双方之间的这点差别就在于，武汉能够直接管理乡村，而其他势力需要依靠地主去管理乡村，所以武汉可以要求乡村实施义务兵役，但其他势力做不到。

    在这个时代，义务兵役法并不是说士兵一定是心甘情愿入伍的，实际上真正拥护劳工党参军的乡村士兵占总参军人数也就百分之十一二，为了保护土地改革而参军的也有百分之十几，想要参军改善生活的大约占了20%几，至少有40%几是因为服从国家法令而不得不接受征兵令。

    由此可见，义务兵役法的实施基础是对基层的严密控制，假如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义务兵役制度就没法落实下去，因为不受控制的基层会回避征兵命令。从北洋没法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实施义务兵役制度就知道，北洋团体实际上依然不是一个现代政权，而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军事组织。

    林信义正是根据这一点来指导山东局推动土地改革的工作，他对山东局的委员：林圭、方常林、王喜强调道：“发展山东的工业及基础设施是为了壮大党的政治基础，党的政治基础始终都是工人阶级，没有工人阶级就不可能领导工农联盟，农民的小生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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