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个港口的谈判，卡在了一件事上——对方不要钱，不要公路，他们要一台拖拉机。
不是开玩笑，是认真的。谈判代表是个五十多岁的本地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坐在叶归根对面，很认真地把要求写在纸...
叶归根和杨成龙没有在首都久留。签完协议的当天夜里，他们就坐上了返程的军垦小型机。飞机升空时，舷窗外的小国灯火稀疏如散落的星子，而下方海面却浮着一层幽蓝的光，像是大地沉睡时呼出的微息。叶归根没开灯，只让舱内保持昏暗，他靠在椅背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左手腕内侧一道浅浅的旧疤——那是十七岁那年在天山修路时被冻土崩裂的碎石划的，深不到骨，却每年冬天都隐隐发痒。
杨成龙坐在他斜后方，耳机里循环播放着一段音频：是叶风早年在军垦城基建大会上的一段讲话录音，声音低沉、语速缓慢，像戈壁滩上推着沙丘移动的风。“港口不是码头，是血脉。血不通，人活不长；路不通，城就死了。我们建的不是水泥和钢架，是命线。”杨成龙听了三遍，把最后一句截下来，设成了手机铃声。
飞机落地省城已是凌晨三点。机场空旷寂静，只有廊桥灯光在水泥地上投下细长的影。接机的是商飞国际部的副部长，一个戴金丝眼镜、说话总爱微微前倾身子的中年人。他没寒暄，直接递来一个牛皮纸袋：“叶总，您要的资料，刚从研发所调出来的。第六台原型机昨儿下午完成全系统压力测试，零故障。飞行数据已同步上传至适航认证云平台。”
叶归根接过袋子，没拆，只问：“第七台呢？”
“正在总装。发动机舱昨天下午封盖，叶海亲自盯的。”
“他没睡觉？”
“睡了两小时，在车间长椅上。阿依古丽给他盖了条毛毯。”
叶归根点点头，把袋子递给杨成龙：“你收着。”
杨成龙接过去，指尖触到纸袋边缘一处微凸——里面夹着一张折叠的A4纸。他没展开，只顺势塞进外套内袋。他知道是什么：军垦二号第七台原型机的首飞排期表，手写体，右下角有叶海的签名，墨迹未干，洇开一小片淡蓝。
车子驶上环城高速时，天边已泛起青灰。叶归根望着窗外飞掠而过的广告牌，上面是刚刚上线的军垦二号海外宣传海报：银灰色机身斜切过蔚蓝天空，下方一行字——“从戈壁到海洋，我们只造一种飞机：能飞的。”
“归根。”杨成龙忽然开口，声音很轻，“我昨晚梦见爷爷了。”
叶归根没回头，只嗯了一声。
“他站在我小时候放羊的草甸上，手里牵着那匹小马驹。可马驹背上驮的不是草料，是一叠地图，全是蓝色的——海岸线、港口、锚地，密密麻麻标着数字和箭头。他指着最东边一个点，说：‘成龙，你看，这儿还没亮。但光，已经到了。’”
叶归根闭了闭眼。车子颠簸了一下，他伸手扶住车窗框，指节泛白：“你爷爷没梦错。”
省城飞机制造厂门口，老刘果然还在岗亭里。他看见叶归根下车，没起身，只是抬手抹了把额头的汗，又低头摆弄桌上一摞访客登记本——最新一页上，密密麻麻填满了外文名字，国籍栏里写着“UA”“尼日利亚”“智利”“沙特”……最后一个名字后面，还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小飞机，旁边标注：“定金已付，等交机。”
叶归根径直走向厂区深处。没去办公楼，也没去总装车间，而是拐进了西侧一栋不起眼的红砖小楼。门牌上锈蚀的字迹勉强可辨：“历史档案室（1958-）”。
杨成龙跟在他身后，脚步声在空荡走廊里回响。推开铁门，一股陈年纸张与樟脑丸混合的气息扑面而来。室内堆满铁皮柜，每格都贴着泛黄标签：“发动机图纸·1963”“试飞事故记录·1979”“援外项目清单·1992”……
叶归根走到最里侧一排柜子前，输入六位密码。柜门弹开，里面没有图纸，只有一只深褐色木盒。他取出盒子，放在布满灰尘的旧木桌上，掀开盖子。
盒内铺着暗红色丝绒，中央静静躺着一枚铜质徽章：圆形，直径约五厘米，正面是交叉的齿轮与麦穗，中间嵌着一颗五角星；背面刻着两行小字：“军垦第一港筹备处·1954.9.17”，以及一行更小的编号：“001”。
杨成龙呼吸一滞：“这是……”
“我爸的。”叶归根用拇指轻轻擦过徽章边缘，“他二十二岁那年，带着三百个退伍兵，在额尔齐斯河边挖了四个月。没机械，全靠铁锹和肩膀，硬是扒出一条三公里长的临时航道。后来水来了，船没来，因为根本没船。他就蹲在岸边画图，用烧焦的树枝在石头上画，画怎么造船，怎么建码头，怎么让戈壁滩长出海。”
杨成龙拿起徽章，铜质冰凉，纹路却粗粝有力，像一道未愈合的伤口。“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
“因为现在，才真正需要它。”叶归根拉开抽屉，取出一支黑色签字笔，在徽章背面空白处，一笔一划写下三个字：“基石港”。墨水渗进铜锈缝隙，像血渗进泥土。“港口的名字，得从根上长出来。不是买来的，是刨出来的。”
两人离开档案室时，天已大亮。阳光穿过高窗，在积尘的地板上投下清晰的光带。叶归根锁好柜门，转身朝门口走，却在门槛处顿住。他仰头看着门楣上方一块剥落的搪瓷牌，上面残留几个模糊红字：“战天斗地”。
杨成龙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轻声问：“还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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