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聊得火热的时候，休息室的门开了一条缝。
一个人探了探头，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进来。
郑辉余光扫过去，赵遮天。
赵遮天走进来的时候，脸上挂着笑容，但眼神里的紧张和算计藏不住。
...
郑辉走出中影大楼时，阳光正斜斜劈在玻璃幕墙上，刺得人眯起眼。他没开车，沿着长安街慢慢往东走，风里带着初春特有的干冽，卷起几片未扫净的枯叶，在脚边打转。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三下，是韩三坪发来的消息：“剧本第37页，‘你骑自行车载我绕鼓浪屿一圈，海风把我的头发吹进你嘴里，你咳了一声，却没松手’——这一句，我读了五遍。”
他停下脚步，靠在公交站牌旁回了一条：“第六遍的时候，记得喘口气。”
发完便把手机塞回去，抬眼望向远处。北京的天还是灰蒙蒙的底子，可云层裂开一道缝隙，漏下一束光，正正落在国贸三期尖锐的玻璃顶上，像一柄烧红的刀，劈开了整片沉滞的空气。
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自己第一次坐绿皮火车南下，在福州站下车时也是这样的光——刺眼、灼热、不容置疑。那时他十七岁，背包里装着半本《电影手册》、三盒盗版DV带，还有一张皱巴巴的厦门大学艺术系招生简章。他没考上，也没去成，但那座城市的名字，从此成了他梦里反复出现的坐标。
现在，他要把那个坐标，重新钉进银幕。
回到中海雅园已是傍晚。玄关灯亮着，高媛媛蜷在沙发一角，膝盖上摊着一本速写本，铅笔在纸面沙沙游走。听见开门声，她没抬头，只把速写本合上，露出封面上用钢笔写的四个字：《这些年》。
“画什么？”郑辉走过去，蹲在沙发边。
她翻开封皮，里面不是人物草图，而是地图——一张手绘的厦门城区简图，鼓浪屿被圈出来，环岛路用蓝线勾勒，厦大西门、中山路步行街、沙坡尾渔港，全用小楷标着地名。最醒目的是地图右下角，一处空白地块旁写着：“海边别墅？待勘。”
“我查了厦门近三年挂牌的临海独栋，符合你描述的只有三处。”她声音很轻，却清晰，“一处在黄厝，产权在港资公司手里；一处在曾厝垵，业主是位退休教授，不卖只租；第三处……”她顿了顿，“在五缘湾湿地公园北侧，毛坯，开发商去年烂尾，土地证还在，但建筑主体已完成八成。”
郑辉盯着那行字看了三秒，忽然伸手，指尖抹过纸面那片空白：“明天一早，飞厦门。”
“不等备案下来？”
“备案是流程，不是前提。”他直起身，从外套内袋抽出一张折叠的A4纸，“柯景腾签了立项意见，今晚就传真到福建广电。我们先定场地，再定演员，再定开机日期——顺序不能乱。”
高媛媛没接话，只是默默翻开速写本另一页。那里贴着一张泛黄的旧照片：两个穿白衬衫的少年站在鼓浪屿码头，身后是停泊的渡轮，海风把他们的衣摆吹得鼓起。照片右下角印着模糊的日期：1999.08.12。
“这是谁？”郑辉问。
“我爸。”她指了指左边那个瘦高的男孩，“他当年在厦大读书，暑假带朋友来玩，拍的。”
郑辉没再说话，只把照片轻轻按回纸页上，用拇指摩挲了一下边角。
第二天凌晨五点，两人已坐在飞往厦门的航班上。高媛媛靠着舷窗睡着了，睫毛在晨光里投下细密阴影。郑辉没闭眼，盯着窗外渐次铺开的云海，脑中却在拆解一场戏——婚礼那场，原剧本里新郎是西装革履，但他在飞机上突然改了主意：让新郎穿中式婚服，绛红锦缎，金线绣麒麟，袖口却悄悄露出一截旧手表表带，表盘裂了道缝，指针停在三点十七分。
那是他们第一次约会的时间。
落地高崎机场是上午九点。剧组前期筹备组已等在出口，领头的是个戴黑框眼镜的年轻人，叫林哲，厦大电影学院毕业，跟过两部独立制片，听说要给郑辉做现场勘景统筹，连夜把厦门所有临海地块卫星图打印成册，此刻正紧张地搓着手指。
“郑导，高老师，车在停车场B3。”他递上平板，调出五缘湾地块三维模型，“业主今天上午十一点能见，但有个情况……”
“说。”
“烂尾楼里住着二十多户拆迁户，开发商承诺的安置房一直没建，他们把工地当家，晚上生火做饭，孩子在钢筋堆里踢球。”林哲咽了口唾沫，“物业报警三次，派出所调解两次，没人搬。”
郑辉点点头，接过平板，指尖划过模型里那栋灰白色建筑：“电梯井、消防梯、地下车库，都通吗？”
“通。水电没掐，只是没正式验收。”
“好。”郑辉把平板还给他，“通知业主，我们十一点准时到。另外，让副导演带两箱方便面、十箱矿泉水，下午三点前送到工地门口。”
林哲愣住：“这……是慰问？”
“不是。”郑辉扣上外套纽扣，走向出口，“是开工仪式。”
五缘湾的风比想象中更硬，卷着咸腥气扑在脸上。烂尾楼孤零零矗立在滩涂边缘，钢筋如巨兽肋骨刺向天空，外立面水泥斑驳，爬满青苔。几个穿拖鞋的孩子蹲在塔吊阴影下玩弹珠，听见脚步声也不抬头。
业主是个五十岁的男人，姓陈，手指关节粗大，掌心全是老茧。他没握手，只朝楼里扬了扬下巴：“合同我看了，你们要租三年，年租一百二十万，押三付一。但我得把话撂这儿——人，你们得自己清。”
郑辉没接话，径直穿过锈蚀的施工门禁，踏上尚未浇筑混凝土的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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