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悔恨。他知道，即便重来一次，他依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为了权力，为了他心中的“大业”，亲情，是可以被牺牲的。

    但此刻，在这个即将发动一场血腥清洗的前夜，他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天幕上，苏联那场愈演愈烈的“大清洗”的画面。

    一股从未有过的、真实的恐惧，攫住了他。

    他开始担忧，他的儿子，那个在信中用布尔什维克式的口吻控诉他的儿子，是否也会被卷入那场血腥的政治风暴，成为无辜的牺牲品。

    他知道，今夜的行动之后，无论成败，他与苏联的关系，都将彻底破裂。那个他曾作为“质子”送出去的儿子，也就失去了最后的利用价值。

    他又一次，亲手将儿子推向了更危险的深渊。

    “迩来甚念经儿，中正不孝之罪，于此增重，心甚不安。”

    “于国于党为不忠，于母为不孝，于子为不慈，自觉愧怍无地。”

    他在日记中，曾如此写道。

    宋美龄当时也力劝他接受这个交易。但最终，他还是拒绝了。

    他告诉自己，也告诉所有人，他不能将个人亲情，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他不能为了换回自己的儿子，而释放“人民之敌”。

    他以一种“大义凛然”的姿态，将这份愧疚，转化成了一种“为国牺牲”的悲壮。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在那份“大义”之下，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更冷酷的政治考量。他不能向苏联低头，更不能让他的政敌们，抓住这个可以攻击他“通共”的把柄。

    他选择了权力，牺牲了亲情。

    他不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是出于“国家利益”，又有多少，是出于对苏联这个红色帝国，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与恐惧。

    他曾亲自去过那里。

    1923年，他受总理之命，率领代表团，赴苏考察。他看到了红军的严明纪律，看到了苏共强大的组织能力。但他也看到了，那座曾名为“圣彼得堡”的城市，在革命后的“精神颓唐，士气消沉”。他看到了国有化造成的过度集权，看到了工厂里缺乏效率的管理。

    他在日记中写下：“苏联共产党不值得信赖。”

    他断定，这个国家，一旦政权巩固，必将恢复沙皇时代的帝国野心。

    天幕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他的判断。

    他想起了自己对共产党的复杂观感。他厌恶他们，警惕他们，视他们为“心腹大患”。但他又不得不承认，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欣赏他们的组织能力和纪律性。

    他想模仿苏联红军，打造一支纪律严明、信仰坚定的现代化军队。1927年，他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立刻下令整顿军中财务，肃清贪腐。

    但手下的将领们，阳奉阴违，抵制改革。最终，为了维持所谓的“团结”和“忠诚”，他不得不妥协，那场反贪腐的行动，不了了之。

    他又想模仿共产党的组织模式，去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忠贞不二的干部团体。于是，他默许贺衷寒等人，成立了“蓝衣社”（复兴社）。

    起初，他对此寄予厚望，喜爱拔擢其中的青年成员为助手。但很快，他就失望地发现，这个组织迅速地沦为了争权夺利、排除异己的特务机构，充满了小团体的倾轧和个人的野心，与他所期望的“忠贞干部”相去甚远。

    他效仿着他所看到的一切“先进”的模式，却又一次次地，在国民党这个早已腐朽的肌体上，遭遇了失败。

    他所希望的那些英才——蒋先云、周恩来、陈赓……一个个离他而去。

    他所鄙夷的那些庸才——孔祥熙、宋子文……却成了他无法摆脱的“家人”。

    他所建立的那个“党国”，最终也变成了天幕口中，那具正在腐烂的“尸体”。

    他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这座沉睡中的城市。

    他知道，黎明之后，这里将流血漂橹。

    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为了实现他心中那个“光我神州”的宏愿，为了维护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

    他想起了天幕上的那个人。

    他不得不承认，那个人的手腕和胸襟，确实有其过人之处。

    但那又如何？

    常凯申的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不服输的斗志。

    他认为，自己，才是孙中山先生真正的继承人；自己，才是这个天命所归的领袖。

    天幕，可以预言他的失败。

    但只要他还没死，只要他手里还握着枪杆子，他就绝不会认输。

    

    第272章：卿乘车我戴笠，雨落金陵春风去

    当常凯申在官邸的书房里，与自己一生的心魔和野心搏斗时，在南京城另一端的鸡鹅巷，复兴社特务处总部，则是一片灯火通明。

    “领袖的意志，就是我们的方向！党国的敌人，就是我们的猎物！”

    戴笠，这位刚刚从委员长官邸领受了“密令”的特务头子，正站在巨大的南京地图前，对他手下最精锐的行动组长们，进行着最后的训示。

    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阴冷的、如同蛇信般的嘶嘶声，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一阵不寒而栗。

    他，戴立，原名戴春风，字雨农。出身浙江江山的一个普通家庭，早年混迹于杭州街头，是个不折不扣的“浪里白条”，他的人生本该是另一番模样。

    他曾因在上海的交易所里，被陈果夫这样的人物轻蔑地斥为“小瘪三”而倍感侮辱。也曾因给一位器宇轩昂的先生跑腿买烟，而结识了自己生命中第一个“贵人”——戴季陶。

    他更不会想到，当年在交易所里，那个为他解围、斥责陈果夫“怎能以衣帽取人”的那个威严英武的年轻人，就是他日后将为之奋斗终生、献上一切的“真命天子”——常凯申。

    命运的齿轮，在那一刻悄然转动。

    从黄埔六期的一个普通学员，到如今这个让整个南京都为之侧目的“特工王”，他靠的不是学历，不是背景，而是对那个人毫无保留、近乎“愚忠”的忠诚。

    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复兴社里，那些黄埔一期、二期的“老大哥”们，根本看不起他这个六期的“晚辈”。

    他们认为特务工作，不过是些爬墙头、溜墙根的下作勾当，为正人君子所不齿。

    但他不在乎。

    他只知道，他的权力，他的一切都来自于那个人的信任。从被任命为特务处长的那一天起，他就对自己说：“一手接收命令，一手提着头颅。”

    领袖要他反共，他便让无数共产党人消失在黑夜黑里；领袖要他镇压民主，他便让进步人士的呼声，被消音在监狱中。

    他就是领袖手中，最锋利、也最肮脏的那把佩剑。

    “名单，你们都拿到了。”他用一根细长的教鞭，点着地图上的一个个红圈，“汪公馆、立法院、中央日报社……每一个红圈，都代表着一个‘国贼’的巢穴。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明晚，在‘清风’行动开始的那一刻，以最快的速度，最利落的手段，让这些人，从南京城里，彻底消失。”

    “是！”几十名穿着黑色中山装的行动组长，齐声应道，声音整齐划一，如同切割金属。

    “记住，”戴笠的目光，扫过每一张年轻而又冷酷的脸，“委座要的，是一个‘干净’的南京。我不问过程，我只要结果。行动中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任何反抗者，格杀勿论！”

    “学生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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