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满意地点了点头，目光落在了一个面容尚显稚嫩，眼神却异常锐利的年轻人身上。

    “沈醉。”

    “到！”

    “你，负责汪公馆。”戴笠看着这个自己最欣赏的年轻人，语气中难得地带上了一丝“温情”，“我知道，这个任务，对你来说，有些……特殊。你的姐夫余乐醒，毕竟曾是汪先生的人。”

    沈醉的心猛地一颤，但他立刻挺直了腰板，大声说道：“报告老板！学生心中，只有领袖，没有私情！任何背叛领袖，背叛党国的人，都是学生的敌人！”

    “好！说得好！”戴笠赞许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不愧是委座和我都看中的人！有杀气，有决心！”

    他不知道的是，沈醉此刻的心中，正如同湘江的水，翻涌不息。他想起了天幕，想起了那个同样说着湖南话的李德胜，想起了被屠杀的农会干部，想起了自己当初“让国家强盛”的誓言……

    他看着眼前这张密密麻麻的黑名单，上面，有他认识的报社记者，有他敬佩的大学教授……他们，也是“国贼”吗？

    一种巨大的荒谬感和怀疑，如同毒蛇般啃噬着他的内心。但他不敢问，也不能问。他只能将所有的怀疑都深深地埋在心底，用更加冷酷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忠诚”。

    “去吧，”戴笠挥了挥手，“让那些自以为聪明的文人看看，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他们那些所谓的‘民意’和‘舆论’，是何等的不堪一击！”

    沈醉默默地敬了一个礼，转身离去。

    他的背影，消失在总部的阴影之中，如同滴入墨池的一滴清水，再也寻不见踪迹。

    送走了所有的行动组长，戴笠独自一人，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他为自己倒上一杯威士忌，加了冰，然后，走到了窗前，看着窗外那片沉沉的夜色。

    他不是一个喜欢沉溺在过去的人，他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或者说，他的故乡，就是这片由权力、阴谋和鲜血构筑的、无边的黑夜。

    但在这个夜晚，他还是久违的想起了自己改名的那个下午。

    那年，他报考黄埔再次落榜，狼狈不堪。他想起算命先生说他“命中缺水”，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从“戴春风”，改成了“戴笠”，字“雨农”。

    “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

    他取这个名字，本意是纪念那些在他落魄时不曾轻视他的朋友，警醒自己交友不可有贵贱之分。

    可如今，“雨农”这两个字，却成了让整个南京都为之战栗的代号。

    他，戴笠，作为一个没有军事背景、完全依靠领袖个人信任而上位的特务头子，是所有“嘉庆”候选人中，根基最浅、也最危险的一个。

    他必须拿出足够的“忠诚”，来向委座证明，他，才是那把最锋利、最可靠的刀。

    而证明忠诚最好的方式，就是手上，沾满所有潜在“敌人”的血。

    他要做的，不只是清除汪派。他要做的，是借着这次“清君侧”的东风，将所有可能在未来，威胁到委座地位的不确定因素，都一一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

    他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不像陈布雷那样，相信什么“文人风骨”；也不像那些黄埔的将军们，相信什么“党国大义”。

    他只相信一个人——那就是将他从一个籍籍无名的乡下小子，一手提拔到今天这个位置的，常凯申。

    他与委座之间，没有主义，没有理想，只有最原始、也最牢固的，主奴关系。

    委座荣，则他荣。

    委座亡，则他亡。

    

    第273章：日不落黄昏上：永恒的假相

    1933年的大英帝国，表面上依旧如同一头臃肿而庞大的巨人。

    倘若没有天幕的降临，绝大多数英国人，仍会坚信这个帝国是永恒的、不可战胜的世界霸主。旧日的势头，仍在推动着这架古老的马车惯性向前。

    勤勉的地区专员，依旧在肯尼亚多尘的土地上，认真地主持着法庭，处理着部落间的争端；在伊拉克，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依旧驾驶着老式的双翼机，巡视着广袤的沙漠油田；在阿拉伯半岛的亚丁，一位名叫哈罗德·英格拉姆斯的政治官，正和他喜爱冒险的妻子多琳一起，穿着阿拉伯人的服饰，学习他们的语言，试图为这片纷争了几个世纪的土地，带来属于大英帝国的“和平”。

    帝国的舰队与陆军，仍然派驻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根据1934年的统计，英国拥有1008架军机，其中超过四百架，被部署在印度、埃及、新加坡、马耳他等海外基地。在新加坡，一座拥有大型干船坞和15英寸巨炮的崭新海军基地，正在加紧建设，它被设计为保卫整个东方帝国的核心要塞。

    总的来说，多数英国人，仍然认为帝国是世界上一股永恒的力量。只有少数像丘吉尔那样的人，能够感觉到，它的终结之日已然不远。

    天幕的降临，则像一道无情的闪电，瞬间照亮了这艘巨轮甲板上那些深刻的不祥裂痕。

    白金汉宫。

    国王乔治五世，在看完了天幕上那段关于未来印度独立、巴基斯坦分治的“预言”后，陷入了长久的、愤怒的沉默。

    几年前，他才刚刚在宫里，极不情愿地，接见了那个他眼中“衣不蔽体的叛乱苦行僧”——甘地。

    他记得，自己当时曾居高临下地“警告”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是“愚蠢且毫无前途的做法”。

    “请你记住，甘地先生，”他当时说道，“我决不能接受我的印度帝国受到任何攻击。”

    而现在，天幕却告诉他，他不仅将失去印度，还将失去整个帝国。

    他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在他看来，甘地不过是一个“小麻烦”，一个有些“荒唐可笑”的宗教狂热分子。英国人给印度带去了铁路、法律和文明，他们理应感恩感戴德。怎么可能，会选择独立？

    他和绝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主义者一样，从未真正明白，乔治不过是欧洲海岸之外一个岛国上的平凡国王，而甘地却是远方那片次大陆上，一位近乎神的先知。

    他们也从未意识到，当他们将亚洲和非洲人，当作需要被“管教”的孩子时，这些“孩子”，早已在民族主义的浪潮中悄然长大，并准备打碎那套在他们脖子上的、名为“顺从”的枷锁。

    然而，在这份属于上层的傲慢与迟钝之下，一种更加深刻、也更加危险的情绪，正在帝国的肌体内部，悄然蔓延——那就是，厌倦。

    “感谢上帝，亲爱的，天幕终于又开始讲那些东方人的故事了。”

    在伦敦郊区的某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客厅里，一位主妇一边织着毛衣，一边对她的丈夫说道。

    “天哪，别再说以前那个恶鬼般的帝国了。”她的丈夫，一位在银行工作的职员，放下手中的《泰晤士报》，抱怨道，“我们还在和那些长着猪尾巴的鬈毛黑人打仗吗？”

    天幕的降临，并未让英国民众对他们那庞大的海外帝国，产生更多的兴趣。恰恰相反，它加剧了一种早已存在的情绪——厌倦。

    一战的惨痛记忆，让“为国王和国家作战”的口号，变得苍白而可笑。人们不再相信那些关于“帝国荣耀”的宏大叙事。相比于遥远的殖民地发生了什么，他们更关心，下个月的薪水会不会涨，家里的收音机，能不能收到最新的爵士乐。

    在英国本土，大众早已对那个遥远的、庞大的帝国，失去了兴趣。

    H.G.威尔斯曾尖刻地评论道：二十个英国人中，有十九个对大英帝国的了解，并不比他们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知识更多。

    一战的惨烈，耗尽了整整一代人的激情。战后，英国人不再像他们的祖辈那样，热衷于远渡重洋，去开拓所谓的“殖民地”。他们更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失业、罢工、以及下一顿的面包在哪里。

    天幕的出现，更是加剧了这种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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