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再说下去，只是用那双写过无数铁画银钩的手，捂住了自己的脸。

    “我愧对总理，愧对‘先生’这个称呼……”林森的声音里，也带着无尽的悔恨与自责，“我当年只想着清党救党，却未曾想过，打开的那个口子，最终会放出常凯申这头猛虎，吞噬了党，也吞噬了国……”

    于右任看着痛苦的老友，也长长地叹了口气。历史无法假设，可纵然如此，他一生信奉的三民主义，那份深入骨髓的执念，却又让他无法真正地去拥抱天幕所展示的另一个未来。

    “天幕上李德胜说‘人民万岁’。”林森突然说道，语气复杂，“这份胸襟，说实话，我佩服，后生可畏。他走的是真正的群众路线，而我们……”

    他顿了顿，眼中满是迷茫，“右任，你还记得吗？我们年轻的时候，在东京，在南洋跟着总理闹革命，为的不也是推翻那个腐朽的、脱离万民的朝廷吗？可什么时候，我们自己……也变成了我们当初最痛恨的模样？”

    于右任没有回答，只是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漂浮的茶叶。

    他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1927年那片刺眼的血色之中。他主张的“清共”，是政治上的分道扬镳。而常凯申的“清党”，却是肉体上的彻底消灭。

    一步之差，天壤之别。

    “子超兄，”于右任看着林森，“你我，还能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呢？”

    林森放下茶杯，眼中闪过一丝决绝：“稳住它。至少，不能让它在我们手上彻底散架。等常、汪二人都倒下后，我们再看看，是否还有机会，扶起哲生，与瑞金那边，谈一谈……”

    他没有再说下去。

    可是，天幕或许早已剥夺了他们“再看看”的机会。

    

    ?第225章：松散的南国，倒蒋的联盟

    当天幕以一种诛心的方式，将常凯申与汪兆铭钉在耻辱柱上，并引发南京政坛的权力洗牌时，中国的南方，一场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武装对峙，也因这新的变量而变得愈发波诡云谲。

    这场风暴始于1933年的9月18日。

    这是一个被精心选择的日子。在“九一八”事变两周年之际，利用全国上下被天幕激起的空前高涨的抗日情绪，李济深、蔡廷楷、蒋光鼐等人联合福建的十九路军，在福州通电全国，正式起兵反蒋。

    这场提前爆发且面目全非的“福建事变”，已不再是历史上那场孤立无援的军事冒险，而是演变成了一场席卷整个南中国的政治风暴，一场由天幕催生的国民党内部所有矛盾、野心和分歧的总爆发。

    与历史上不同，这次，两广的实力派——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与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都第一时间通电声援，形成了事实上的“闽粤桂”反蒋同盟。

    再加上江西苏区与福建方面签订的《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从地图上看，中国的东南半壁江山几乎都竖起了反对南京的旗帜。

    他们打出的旗号，也几乎占据了所有的道义制高点：

    一、拥护先总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此条直接回归国民党“一大”时的革命初心，将自己置于了“正统”的地位，暗指常凯申背叛了总理遗教。

    二、响应李德胜先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停止内战，枪口对外！“抗日”的口号，更是戳中了天幕揭示的南京大屠杀那三十万冤魂，留给国人最深的痛点。

    三、讨伐国贼常凯申，清算其消极抗日、背叛革命、贪腐卖国之罪行！

    甚至，他们还别出心裁地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单方面宣布“恢复李德胜先生的国民党党籍”，并“推举”其担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名誉主席。

    这一系列操作，将他们自己包装成了一个紧跟天幕“天启”、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力量。

    一时间，全国舆论哗然。常凯申政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他手下的中央军将领们，面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面天赐的政治正确大旗，也变得畏缩不前。谁也不愿背负“内战先锋、抗日懦夫”的骂名，去为常某人火中取栗。

    金钱开道的收买手段也宣告失灵。常凯申的结义大哥、江浙财阀的代表人物张静江，在回绝他新一轮的募捐请求时，在信中写下了一句让他心寒的话：“静江老矣，钱倒尚有，然则，此等局面，是钱能解之困乎？”

    常凯申被死死地困在了南京，陷入了他执政以来最危险的僵局。

    然而，这场看似席卷了东南半壁的“革命”，在持续了两个多月后，却并未如发起者预期的那样，摧枯拉朽般地推翻南京政府，而是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僵持。

    原因无他，在这面“进步”的旗帜之下，藏着八百个心眼。

    这个看似团结的联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同床异梦的聚合体。他们唯一的共识，可能只有“反蒋”这一个目标。

    而在“反蒋”之后，谁来坐上那个宝座？以及如何对待“抗日”与“联共”共这两个核心议题，各方势力则有着截然不同的盘算。

    福建的十九路军是这场事变中最真诚也最决绝的力量。他们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面对十倍于己的日寇，孤军奋战，伤亡惨重，却只换来常凯申一纸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

    战后，这支抗日英雄部队，非但没有得到嘉奖，反而被调往福建“剿共”，在与红军的消耗战中耗尽了元气。对常凯申的怨恨和对日本的仇恨，早已深入骨髓。

    他们是真心实意地想要“反蒋、抗日、联共”。他们天真地幻想着，通过“恢复李德胜党籍”这种操作，能将共产党“容纳”进一个新的政治框架里，建立新的联合政府。

    在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这对“李白”组合，对“反蒋”是认真的，对“抗日”，在天幕的感召下，也比历史上同期要真诚得多。但其本质，仍服务于“反蒋”的政治目的，服务于扩大桂系势力的最终目标。而对于“联共”，他们骨子里是极端反对的。

    历史上，桂系就是“清党”的急先锋之一，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即便天幕揭示了未来，他们也只是表面上碍于舆论压力没有发作，甚至在广西，那些被关押的共产党人，也仅仅是“改善了待遇”，减少了酷刑，却无一人被释放。

    暗地里的算盘却是：先联合一切力量推翻常凯申，再与共产党周旋，甚至伺机“改命”。

    广东的陈济棠，则更为复杂。这位“南天王”的核心思想是“粤人治粤”的地方主义。他参与反蒋，更多的是因为常凯申的中央集权政策触动了他的根本利益，是被迫反抗。

    对于“抗日”，他的态度是矛盾的，广东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他内心更倾向于“和平抗日”，避免战争。

    对于“联共”，他更是深恶痛绝。他之所以掺和进来，完全是出于一种投机心态：跟着喊几句口号，出工不出力，如果反蒋成功，自己能分一杯羹，巩固广东的独立地位；如果失败，也能迅速抽身，保存实力。

    而云贵川的龙云、王家烈、刘湘等地方实力派，则展现了更高明的骑墙艺术。历史上，他们早已被常凯申用金钱和分化手段基本摆平。

    在这个时空，面对南方的反蒋浪潮，他们并未直接参与。湖南的何键，在天幕上看到李德胜未来的赫赫声威后，更是吓得魂不附体，非但不敢反蒋，反而成了少数几个公开支持南京的军阀。

    刘湘等人则打出了“拥护中央，要求抗日”的口号，既不支持福建的“叛乱”，又向常凯申施压，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手腕。

    即便是这样，牌桌上的玩家也太多了。

    远在香港的胡汉民，作为名义上的西南精神领袖，意气风发。他认为这是自己重返权力中心的绝佳机会。他积极参与，为事变提供理论支持和舆论宣传，幻想着在推翻常凯申后，由他这位“党国元老”来登高一呼，重整党国。

    而同样被拉拢进来的许崇智，这位曾被常凯申夺去兵权的粤军元老，则显得心灰意冷。他参与进来，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抗日”这面旗帜的认同，以及对旧日袍泽的一份情谊。

    但对于“反蒋”，他念及与常凯申的结拜之情，态度暧昧；对于权力斗争，更是早已没了雄心。他不过是这盘棋局上，一个被各方借重其名望的象征性人物。

    于是，一幅荒诞的图景出现了：

    福州方面，十九路军枕戈待旦，准备与中央军决一死战。

    瑞金的中共，则成了这场赌局中唯一的清醒者。他们迅速与福建方面签订协定，在政治上给予支持，并出兵牵制常凯申的侧翼。

    但他们也深刻地认识到，这个所谓的“反蒋联盟”，内部充满了投机和反动分子，绝不可将革命的命运，寄托在他们身上。因此，红军始终保持着独立的指挥体系，利用这个宝贵的窗口期，巩固根据地，发展生产，积蓄着自己的力量。

    而广东和广西，则陈兵边境，高喊助威，却迟迟不肯发一兵一卒，进行实质性的军事配合。

    每个人都想让别人去打头阵，自己坐收渔翁之利。每个人都怕自己拼光了实力，最后让别人摘了桃子。胡汉民、汪兆铭、李宗仁……这小小的反蒋联盟里，至少就藏着三股都想在事成之后登上大位的势力。

    这种根植于骨子里的军阀习气和内斗基因，让这个看似强大的联盟，变成了一盘散沙，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合力。

    军事上的僵局，让十九路军的将领们越来越焦躁。他们知道，时间拖得越久，对他们越不利。在一次军事会议上，眼见军事突破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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