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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间，“拥汪倒蒋”的声势，在南京的政坛、学界乃至上海的金融圈，都颇为浩大。

    他觉得，常凯申但凡还要一点脸面，在如此千夫所指的情况下，也应该羞愧地、体面地引咎辞职了。

    但他显然低估了常凯申的脸皮厚度，也高估了自己言语的力量。无论报纸上的文章写得如何慷慨激昂，无论沙龙里的名流们如何口诛笔伐，常凯申就是岿然不动。

    这让汪兆铭如同一拳打在棉花上，无比憋闷。他终于如梦初醒，意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在这个时代，光凭笔杆子和舆论，是无法让一个手握枪杆子的人下台的。

    于是，他首先尝试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发难，联合了部分胡汉民派系的元老，要求对常凯申进行弹劾。但在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控的“CC系”和黄埔系成员的强力抱团下，提案被轻松否决。

    他转而尝试寻求军方的支持，他首先找到了军政部长何应钦这位黄埔系中地位仅次于常凯申的元老。在一次私下的茶会上，汪兆铭旁敲侧击，暗示如果何应钦能支持他上台，未来的“国防部长”之位非他莫属。

    但何应钦只是微笑着，不停地为他添茶，顾左右而言他，最后以“军人不干政”为由客气地将他送走。

    汪兆铭不死心，又去联络其他黄埔系的高级将领。但无一例外，全都碰了壁。这些人，或许私下里对常凯申的“微操”和未来的失败心怀不满，甚至暗中为自己寻找退路。

    但他们的权力、地位乃至身家性命，都与常凯申这个“校长”和整个黄埔系深度捆绑。支持汪兆铭这个在军中毫无根基、只会耍嘴皮子的文人来取代常凯申？出卖“故主”？这无异于政治自杀！他们绝不可能这么做。

    “一群只认枪杆子的武夫！”几次三番的拉拢毫无效果后，汪兆铭在自己的书房里气急败坏地咒骂着。

    而这个时候，汪兆铭才悲哀地发现，自己是一个没有爪牙的“理论家”。他想起了自己曾经拥有的军事力量——那些在1927年在武汉时，曾经支持他的国的民党左派军官，如唐生智、张发奎等人。

    但正是他自己，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向常凯申和右派势力妥协，亲手清洗了自己阵营中的共产党人，也彻底逼走了这些左派将领。

    唐生智早已失势流亡，张发奎则被常凯申收编后边缘化。那些曾经支持过他的工农武装，一部分被他亲手屠杀，另一部分，如贺龙、叶挺，则毅然决然地领导了南昌起义，成为了他如今最恐惧的敌人……是他自己亲手斩断了自己的爪牙。

    从那以后，他便只能在党内斗争的牌桌上，靠着合纵连横和舆论造势来虚张声势。他陷入了一个僵局：舆论上，他占尽优势；但在决定性的军事力量上，他却一无所有。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他不由得想起了天幕上，那个他既嫉妒又鄙夷的“老朋友”李德胜那句振聋发聩的话语：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一种对武装力量的渴望，一种要建立属于自己嫡系部队的疯狂想法，开始在他心中不可遏制地萌生。可是，钱从哪里来？枪从哪里来？兵又从哪里来？

    他不由得将目光望向了浩瀚的太平洋彼岸——美国。

    被他寄予厚望、派往美国进行游说的特使胡适，也在这时传回了喜忧参半的消息。电报中说，美国方面对他取代常凯申持“开放态度”。

    胡适在与罗斯福总统的心腹顾问哈里·霍普金斯进行非正式会晤时，对方暗示，一个由汪兆铭领导，更“亲善”和“民主”，并愿意遵守西方游戏规则的政府，或许比常凯申那个腐败的军事独裁政权，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让汪兆铭看到了一丝希望，仿佛溺水之人抓住了一根稻草。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太久，天幕的最新播报，又给了他沉重一击。天幕开始详细播放美国08年金融危机后的景象，华尔街的崩溃，失业大军的彷徨……这让他意识到，美国可能有点自顾不暇了，即便对他抱有好感，短期内也绝无可能提供实质性的、大规模的援助。

    “天不助我！”汪兆铭心中哀叹。

    但他转念一想，这或许也是一个机会。美国无法援助他，但那同样也意味着常凯申也失去了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没有了美国的输血，常凯申的政权只会垮得更快！他坚信，天幕已经宣判了常凯申的死刑，胜利终将属于坚持到最后的人。

    就在他心烦意乱、苦寻破局之法时，管家通报，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居然在深夜秘密到访。

    来者，正是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

    

    ?第181章：精卫填海？呸，狼子野心

    书房里，炭火烧得正旺，驱散了秋夜的寒意，却驱不散汪兆铭内心的焦灼。

    “汪先生，”有吉明开门见山，态度恭敬却又暗藏机锋，“天皇陛下和帝国政府对您在党国的威望深感敬佩，我们认为，只有像您这样真正理解东亚大局的政治家，才能领导中国走出目前的困境，为中日两国带来亲善和和平。”

    汪兆铭心中一凛。他知道，日本人找上门来绝非善意。在这个时空，他比历史上多了一份来自天幕的“远见”，他再蠢也知道与日本人公开媾和，无异于政治自杀。

    尤其是在天幕将抗日战争的惨烈和民族情绪推向顶峰的当下，谁敢公开卖国，谁就会被四万万同胞的唾沫淹死。

    “大使先生言重了。”但他还是小心翼翼地应付着，“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理应和平共处……共御赤祸，这才是东亚之福。”

    有吉明笑了笑，他看穿了汪兆铭内心的挣扎和渴望。他知道，对付这样的政客，不能急于求成，必须先进行一番巧妙的战略欺骗和心理攻势。

    “汪先生，”有吉明开始了他的表演，“我们今天来，是带着和平的诚意来的。帝国已经决定，将战略重心转向海洋，转向南方。对于中国，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被赤化的、苏联的附庸。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和平的、友好的、能与我们‘共存共荣’的邻邦。”

    和平？这当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历史上，“统制派”非但不是和平主义者，相反恰恰就是全面侵华的积极推动者。

    在天幕的冲击下，日本陆军内部的‘皇道派’与‘统制派’，发生了一场戏剧性的立场倒转。

    皇道派，这些曾经主张‘北进’、巩固满洲和反对全面侵华的精神主义狂人，在看到未来苏联的钢铁洪流后，其理论彻底破产。绝望之下，他们反而成了最疯狂的‘全面侵华’鼓吹者，妄图用一场‘神速一闪’的赌博来逆天改命。

    而统制派，这些曾经主张‘大陆扩张’、步步蚕食的相对理性主义者，在天幕揭示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将拖垮帝国的未来后，反而变得‘谨慎’起来。他们意识到，一场全面的军事入侵将是帝国的自杀。

    那场狗咬狗的“骚乱”后，日本陷入了更深的混乱。海军因护送天皇“迁幸”京都，挟天子以令诸侯，隐隐有了“幕府再现”的架势。

    而陆军“统制派”在肃清了皇道派后，虽然掌握了陆军主导权，但为了与海军争夺权力，也需要在中国问题上取得突破。

    因此，在残酷镇压了发动‘八二六兵变’的皇道派后，以东条英机、永田铁山等人为首的统制派，虽然从未放弃灭亡中国的野心，却换上了一副伪善的‘和平’面具。

    他们将战争的罪名全部推到了皇道派身上，转而开始寻求一种成本更低、更具欺骗性的侵略方式——扶持一个亲日的中国代理人，以华制华，从内部瓦解中国的抵抗意志，等待时机成熟，再发动致命一击。

    而汪兆铭，就是他们眼中最完美的人选。

    但汪兆铭也不是三岁的孩子：“那么，大使先生所说的‘和平’，代价是什么？”

    有吉明递上了一份秘密协议草案。第一条，就是一个让他无法接受的——要求新政府承认“认满洲国”，并同意将华北五省划为“日华经济提携与非军事化特殊示范区”。

    “大使先生！”汪兆铭猛地站了起来，脸色变得很难看，“这是割地！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何异？！华北乃中华之根本，更是天幕预言的未来新都所在！我若割让华北，别说统治中国，恐怕第二天就会被全国人民的唾沫淹死！你们一方面说要支持我带来和平，一方面却要我出卖国家的核心利益，这岂不是自相矛盾？我若答应，何以面对国人？何以立足于天下？”

    他并非出于多少爱国之心，而是深知，一旦失去华北，所谓的“新政府”就成了无根之木，南京将永远笼罩在日军的炮口之下。更重要的是，这在政治上是绝对的自杀，他将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

    有吉明知道，铺垫已经足够，现在，是时候展现帝国的“獠牙”了。他的脸色沉了下来。

    有吉明冷笑道：“汪先生，您似乎忘了天幕所展示的另一个未来。如果战争爆发，以皇军的实力，我们拿到的，将绝不止一个华北！而是大半个中国！现在，我们只是要求‘共同开发’，而不是‘割让’，这已经是我们最大的诚意了！我们带来了和平的橄榄枝，但如果中国不愿意做我们的朋友，那就只能做我们的敌人！天幕虽然预告了我们未来的某些困境，但它也同样展示了皇军的强大武力！一旦战端开启，南京、上海、武汉，将在皇军的炮火下化为焦土！届时，生灵涂炭，玉石俱焚，这难道是您愿意看到的结局吗？”

    这番赤裸裸的战争恫吓，让汪兆铭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骨子里的软弱和对日本的恐惧被瞬间激发了出来。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南京城陷入火海的景象。

    看到汪兆铭已经动摇，有吉明立刻趁虚而入，换上了一副看似推心置腹的“盟友”姿态。

    “汪先生，请恕我直言。您最大的对手，真的只是常凯申吗？”他循循善诱地问道，“就算您斗倒了他，您能斗得过天幕上那个已经快被神化的李德胜吗？他手下有数十万如狼似虎的军队，更有亿万愚夫愚妇的支持！您拿什么和他斗？靠您报纸上的文章吗？”

    这番话句句戳在汪兆民的痛处！这正是他日夜焦虑、无法解决的难题！

    有吉明站起身，走到地图前，用一种充满诱惑力的语调，向汪兆铭描绘了一幅宏伟的“大东亚共荣”蓝图。

    “我们是带着无上的诚意来邀请中国，这个东亚最古老、最伟大的国家，与我们大日本帝国一道将那些西方的殖民者从亚洲赶出去！我们将共同分享东南亚的石油、橡胶和矿产，共同建立一个属于我们亚洲人自己的新秩序！让整个东亚，在我们中日两国的共同领导下，实现真正的崛起与繁荣！”

    他看着汪兆铭，语气变得无比“诚恳”：“汪先生，您想一想，这是何等伟大的功业！您将不仅仅是战胜了常凯申，您还将带领中国与日本一道分享胜利的荣光，成为世界新的主宰！这样的功绩足以让您超越孙中山先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并且超越您的那些对手，无论是常凯申，还是那个李德胜，他们能带来这样的未来吗？”

    这番话精准地击中了汪兆铭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对权力的欲望，对建立不世之功的幻想，以及对李德胜的嫉妒与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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